十月下旬的河北威縣，已有一絲寒。趙莊村就在離縣城20裡地的鄉野中，村頭有一片棉花地。這是我二訪趙莊村，因為那裡有一所據說被十餘萬人次參觀學習的鄉村學校。
這所位于冀南平原鄉野的學校，地理位置尚屬不錯，在穿越威縣的106國道東側，一條村道的盡頭。去年來的時候，村道泥濘坑窪，如今成8米寬的水泥路，而兩邊依舊是正在綻放的棉花。村民小春說，很多年輕人都到城裡打工，種棉花不用怎麼打理，留守家裡的老人可以應付。路的深處，是村莊。村民的房屋大多是獨門獨院，厚實的圍牆，高聳的門樓，緊閉的大鐵門，肅穆而寂寥。偶爾大門下的三分之一小門敞開二分之一，進出的多是老人和婦女小孩。終于是路的盡頭，一扇偌大的密封的鐵門緊閉，傳來朗朗的讀書聲。
威縣人才學校，到了。
這裡有朗朗讀書聲
不起眼的校門，甚至有些頹廢，很難想象這就是十餘萬人次的同行慕名學習的名校，竟然如此低調。低調的還有看守大門的大爺和大媽，從偏門探出頭來，小春打了個招呼，鐵門緩緩地拉開。
碰巧是上課時間，隻有幾個人來往于空蕩蕩的校園，而校園的硬件設施一如傳統的北方鄉村學校，簡陋樸素，有幾棟校舍斑駁的牆體如年輪般的皺紋老态盡顯。據說，威縣人才學校所在的這片土地，是1950年創建的威縣趙莊師範舊址。1988年，駐趙莊三十八年的威縣趙莊師範遷往縣城，有部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建築被保存下來。在這個基礎上，村長楊海亮找了幾個合夥人，雇了三支建築隊對舊校舍進行了維修、改造和重建，幾經周折，威縣人才學校于1996年開張。
1996年，全國城鎮化率已達30.48%，鄉村勞動力外流、空巢化、土地荒廢等社會問題已浮現，由此産生的蝴蝶效應也曾使建校之初的威縣人才學校“缺”學生。
肩挑校長重擔的楊海亮說：“辦學之初原定招收小學一至六年級和初一的學生，卻隻招來了17名年齡不等的學生。”5位校長、20餘名老師、17個學生，威縣人才學校也遭遇到了“中國鄉村教育的學校越來越‘小’，學生越來越少”的挑戰。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楊東平曾發布過一篇《農村教育布局調整十年評價報告》，報告顯示，2000年到2010年，在我國農村，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63所小學、30個教學點、3所初中。幾乎每過1小時，就要消失4所農村學校，以緻農村學校日益荒蕪凋敝。
是什麼，讓艱難啟程的威縣人才學校堅持到了今天？威縣人才學校抓住了兩個關鍵要素：留住好教師，提升教學質量。學校充分發揮民辦教育的靈活性和優越性，籌借民間資本，确保老師的收入高出當地公辦學校老師的一倍，穩住“軍心”。收入有了保障，老師的幹勁自然高漲，教學質量自然跟着提升。
終究，威縣人才學校破釜沉舟的勇氣得到了回報，到了第三個招生季，報讀的學生已突破了500人。随着不斷的教學方式優化改革，從模仿的“衡水模式”到自主研發的“3331模式”，威縣人才學校趟出了一條獨特的鄉村教育道路，蜚聲燕趙。
“那是新建的綜合樓，”小春指着正前方一棟五層新樓，近年來學校生源井噴式增長，舊校舍已不夠用。
新舊兩棟教學樓之間，朗朗讀書聲此起彼伏，帶着朝氣，蕩漾于趙莊村。
鄉村教育不是一道是非題
中國有句老話：嚴師出高徒。對于孩子教育的選擇，也許無分城市或鄉村的家長，大部分都希望能遇上“嚴師”“嚴校”或“名師”“名校”。尤其對鄉村家長來說，讀書幾乎是魚躍龍門唯一的途徑，一所名校一位嚴師，俨然籌碼增加不少；同時他們還寄望于學校和老師扮演家庭和父母的角色，管束好留守家中的孩子的德育品行。
面對鄉村家長為生計背井離鄉的無奈和鄉村教育自身資源匮乏，又被寄予除教學外的教育重任，鄉村教育隻有且行且探索。
曾聞名全國的“衡水模式”，教育界有過趨之若鹜之态。如果不是那名不堪重負的學生縱身一跳，也許還沒能喚醒社會對的如斯極緻的應試教育模式的反思。
威縣人才學校也曾效仿過近水樓台的“衡水模式”，在短時間内學生的成績普遍提高，在2002年的中考，有23個學生名列全縣前100名，并在連續5年内中學升學率居全縣第一。這不菲的成績，得到很多家長的青睐，學生人數猛然增至2000餘人，生源不僅于威縣，還有别的縣城，甚至邢台市區、邯鄲市區、石家莊等地。
現供職于某公安局的陳警官，畢業于威縣人才學校，當年也接受過“衡水模式”的洗禮。對于我提問的“衡水模式”好還是壞？他沒有正面回答，而是跟我講了這樣一番話：“當時父母送我入讀威縣人才學校是因為它管理嚴格，教育抓得緊，出成績。有人在某些不嚴格的學校，不但沒學好，還常逃學打遊戲機，甚至交了壞朋友，學壞了。”
威縣人才學校的某位老師也曾跟我說過，父母大都希望老師和學校嚴格點，看管好孩子，因為他們忙于五鬥米勞碌而沒有時間管教。據悉，威縣人才學校的留守兒童占全校學生的三分之二，非本村學生基本住校，每連續上11天課放假3天。
因此，教育不是一道是非題，尤其是鄉村教育，有着無限的變數。
2006年，施行約5年多“衡水模式”教育的威縣人才學校，遭遇滑鐵盧。“學生招進來的人數多了，但是流失的也多了，每個學期的流失學生達到100人、200人、甚至300人。”楊海亮納悶，“我們的成績這麼好，管理這麼嚴格，學生為什麼還要走？”幾番調查之下，才得知學生受不了這高壓式的軍事化教學。“上學讀書就像掉在了一眼枯井裡，淹不死也爬不上來，半死不活地受罪。”有些離開的學生如是說。
掌握了問題所在，威縣人才學校開始探索如何讓學生快樂主動學習起來，于是創新出“3331”模式。所謂“3331”，是基于時間和知識的分配。即：課堂知識通過學生自主學習解決30%、小組交流解決30%、提問展示解決30%，最後由老師點評精講解決10%。每節課上，老師連續講解的時間不超過2分鐘，整節課講授時間不超過8分鐘。目前，“3331”模式受到孩子和家長的普遍歡迎，且讓威縣人才學校的成就更上一層樓。
這就是鄉村教育，我們不能簡單地評判。在遵守相關教育法律法規的前提下，鄉村教育需要因地制宜，因材施教。
他們的詩和遠方
然而，對于學生分數的重視，大部分鄉村學校還是擺在第一位的。
駐紮威縣人才學校幾天，我發現其校内校外大大小小的宣傳窗口，幾乎全是學生的分數排行榜以及考上重點學府的榮譽榜。這對學生來說，是表彰，也是鞭策，但也從側面反映了學校對分數的“迷戀”。
除了追求高分考大學，鄉村教育的未來應該走向何方？
四川阆中幾所鄉村學校這些年所作的鄉村教育嘗試——做樸素而幸福的教育，也許是一種探索。
當越來越多的農民遠離他們曾經安身立命的土地後，在地方政策的支持下，阆中的學校卻領着孩子們走了進去。我國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向來主張在勞力上勞心：“惟獨貫徹在勞力上勞心的教育，才能造就在勞力上勞心的人類；也惟獨在勞力上勞心的人類，才能征服自然勢力，創造大同社會。”阆中鄉村學校的嘗試正是“陶行知先生所倡導的勞動教育”，他們帶着孩子們親近鄉土文化，開辟菜園，播種種地，學習當地手工藝，開展社團活動，培養孩子們對農村的感情。
如今，阆中鄉村學校的嘗試頗有成效，幾所鄉村學校以及辦得美麗且富有活力，讓我們看到教育對于鄉村的價值所在，不僅僅是考大學進城這一個功能。
其實，早在1926年，陶行知就曾尖銳地抨擊當時中國的鄉村教育走錯了路，“它教人離開鄉下往城裡跑，他教人吃飯不種稻，穿衣不種棉，住房子不造林，它教人羨慕奢華看不起務農，它教人分利不生利，它教農夫子弟變成書呆子，它教富的變窮，窮的變得格外窮；它教強的變弱，弱的變得格外弱”。而今日的鄉村教育，這種情形依然存在。鄉村教育的城市化取向，使鄉村本土知識和鄉土文化逐漸萎縮，失去了生存空間，也淡出了鄉村學生的視野，割裂了鄉村學生對鄉村的情感，削弱了鄉村學生對自身身份的認同，以緻丢失了寶貴的精神之根。
少一些功利，多一份思考，也許我們就能夠發現，在數百幅慶祝威縣人才學校20周年慶的師生作品那一幅用谷物粘貼而成的畫，雖顯粗糙，卻有着深深的詩意——
鄉村教育還有詩和遠方，請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