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古香山是中國最早接近西方社會的地域，那麼“香山買辦”則又是中國人最早受西方影響的群體。澳門島與古香山的特殊地緣關系，促成了中國第一個與西方進行商貿的澳門口岸出現。
澳門口岸，它是中國與西方世界商貿往來的第一口岸。作為近代中華的第一口岸之地，它自然也就成了中華的第一商貿之地，而由商貿之地也就自然發展成了中華的第一西化之地。口岸之地，使香山成了近代中國向西方世界打開的第一扇窗戶；商貿之地，使香山成了近代中國現代經濟的策源地；西化之地，使香山人在另樣的文化中汲取到了更新自強的力量。于是，澳門口岸既是東西方的經濟貿易通道，也成了東西方文化交流走廊。
由商貿活動深入到文化意識的融彙，新觀念下的新香山人就有了一個新的行為，這就是了解認識學習另一個異域的世界，更新構建發展一個全新的自我。于是，在這一過程中首先邁步前行的就是香山的那些商業“買辦”。他們由個别而群體，他們由替西方人做買賣的寄身而到逐漸獨立從業，中國近代的許多新産業由此而生，由此而發展，由此也開始了近代中國的現代化步伐，由此也開始了近代中國社會的複興。
澳門口岸：經濟貿易的通道與東西方文化的走廊
澳門口岸，是東西方經濟貿易最先開始的通道。從1513年葡萄牙人首次進入到1573年落腳從業，之所以花費60年的不遺餘力來盤踞澳門島，就在于他們要借南海與珠江口的這個特别地域向中國大陸進行經濟貿易的滲透。
隸屬于古香山縣的澳門島，原本是一個風平浪靜、不為世人所關注的彈丸小島，為何當葡萄牙人第一眼看到時竟然如此的不能忘懷？一次一次的觊觎光顧，一次一次的曆盡磨難，不能釋懷的渴望，最終還是修成了正果。今天，當我們從國家政治的角度審視時無疑它是西方列強的強暴侵略，使殖民化所造成的民族屈辱。但當我們換成文化的角度審視時，卻發現它客觀上具有了另樣的意義。
十四世紀末是葡萄牙人海上霸權的開始。先是非洲航行而發現好望角，再進印度洋而入東南亞。重炮下打開的馬六甲海域由此開始了東西方貿易的新曆史，而這目标的焦點就是中國。于是，1513年的明正德八年，葡萄牙人阿爾瓦雷斯率船隊自馬六甲前往中國，6月抵達珠江口外毗鄰澳門的屯門島。由于不能獲準上岸隻許就船貿易，阿瓦雷斯銷售了貨物又滿載中國貨物于次年返回馬六甲。第一單生意的順利和利潤的豐厚，使得阿瓦雷斯在離去時偷偷的上島埋下了一塊刻有葡萄牙國徽的柱石，由此足見葡人的用心和日後誓不罷休的決心。1515年的明正德十年，葡人佩雷斯二次又進屯門島，雖然還是不能上島貿易可他們獲得了比上次更豐厚的利潤于次年九月返回。
1517年的正德十二年8月，由于前兩次對華航行的成功，葡人以八艘商船組隊的大規模第三次進入被他們稱為“貿易島”的“屯門島”。特别是葡萄牙國王的使節皮雷茲随船而來，聲稱要見“中國國王”。蠻橫的态度，強硬的作派，在未得到允諾的情況下，于9月就擅自徑直抵達廣州城下，鳴放禮炮，升起國旗，兩廣總督陳金也專程由廣西到廣州會見。這是東西方兩世界由代表政府的官員的首次正式會見，并獲得上奏朝廷等待進京朝見。1520年1月，葡人使團入京，但其驕橫跋扈的行為引起朝廷不滿，5月使團被趕出京城，9月皮雷茲在廣州被扣入獄。前後8年時間，葡人終究還是沒有得到上岸居住進行貿易的權利而隻能在船上進行交易活動。于是，惱羞成怒的葡人終于在1521、1522年先後以武力的方式和中國發生了“屯門之戰”和“西草灣之戰”。兩戰之後，葡人離開香山地區沿海轉入閩浙沿海走私貿易20多年之久。這期間又先後爆發了“雙嶼之戰”和“月港之戰”。受挫的葡萄牙人由此又折返香山海域。他們不再以武力相要挾，行為處事也逐漸文明規範，廣東官員也心照不宣的默許。由此圍繞在澳門周邊的上川島、浪白澳就成了葡人進行商貿交易活動的新據點。1554年廣東海道與葡人達成口頭協議，在按20%的額度完稅後，葡人有了在中國港口的交易權。特别是到了1553年，廣東海禁松弛，市舶司由浪白澳遷到蚝鏡，外國商船從此可以進入澳門停泊貿易。雖然每年要征2萬兩稅，要接受中國官員檢查，商人隻能就船交易，市畢即去。但給貨物不能即刻脫手者許其登陸，許其搭蓋茅屋暫住。開放了的澳門，使葡萄牙人一下看到了希望，30年的努力終于可成現實。1555年，葡萄牙人費爾南和天主教士巴雷多一同到達澳門，葡萄牙大詩人賈梅士也被派往澳門并完成他的長篇史詩《葡國魂》。到了1557年葡萄牙商船更是頻繁抵泊澳門，從此把澳門作為固定停泊地，并逐漸運來磚瓦木石，蓋屋定居。到1564年葡人在澳門建立住所有千間以上，澳門長居葡人也近千人之多。再到1570年，葡人在澳門修建了3座教堂，一間醫院，一間仁慈堂，還有大量的西式豪華建築，澳門從此就成了葡萄牙人在華進行商務貿易和停泊船隻的居留地。
1573年葡人以500兩銀子作為繳納澳門的租金被朝廷海道接納，以後每年500兩延續繳納，表明了中國官方從此對葡人租居澳門的允準。1574年中國官府在蓮花莖（今拱北口岸）建立關閘并設官守之，關閘每月開啟6次，向葡人供給生活必需品，而其按人頭定量，隻能官方交易，不準私下接濟。明政府這樣的規定雖然是為了加強對葡人的防範，但客觀上則表明了對葡人定居澳門的認可。1578年明政府重新開放廣州對外貿易，澳門從此成為中國第一對外商貿口岸。由于葡人勢力的強大，其他别國的商人逐漸離澳而去，澳門由此成了葡人的獨家天下。到了1581年，居澳葡人超過2000，在我們的“天朝地界”内從此有了一個葡人專據的租居地，澳門成了葡萄牙人在東方的貿易基地。
葡人60年苦心處慮的經營，終于得到了回報。當年隻是作為一個不可能實現的夢所埋下的那根刻有葡萄牙國徽的石柱，今天果然就變成了葡人可以定居生活經商貿易的家園，而且人越聚越廣大，房屋越建越豪華，商貿活動越做越繁盛，中國近代第一商貿口岸就這樣出現了。
澳門口岸以經濟商貿通道緣起，也逐漸演化成了東西方文化交流的走廊。西方的商品就是經過這一口岸源源不斷的流入中華内地，華夏之天寶物器也由此紛紛流向異域。由此構築起了東西方第一個經濟貿易通道。看起來這是一個純商業的貿易，看起來是一件小小的商品，可它随着時間的推移就成了文化，就成了政治，人在這不經意中被改變了，民族社會在這不經意中也被改變着。澳門口岸，由此由單一的經濟貿易通道，也同時成為了東西方文化交流的走廊。
1623年，葡萄牙正式任命馬士加路也為澳門首任總督，從此一個在葡人治轄下的澳門開始了它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宗教的全面性葡人統治發展的時代，澳門從此也完全按照葡人的社會文化理念開始了它西化式的發展。
葡人在澳門建構起來的社會，自然不可能隻是來做經濟商貿，一個社會所應有的澳門在葡人的統領下也都一一地發展了起來。大量傳教士的進入，各種教會式學校的建立，首先創建的聖保祿學院，就是要培養虔誠的天主教徒與博學的文化使者于一身的傳道者，辦學的宗旨就是寓宗教宣傳于文化傳播之中，通過各種方式将西方的科技文化帶入中國，又将中國的文化傳向西方。而1834年後創辦的馬禮遜教育會後來又演變為馬禮遜學校，就成了近代中國第一所傳播西學的學校。美國傳教士布朗就是在馬禮遜學校任教，出身香山南屏貧苦農家的容闳，就是因了家境的窮困不能上内地學堂而到了這樣免除食宿費的學校就讀的。宗教的傳播，全新的現代西學，播下的不僅僅是一種新的文化知識，更成長為了一種新的價值觀念，一種新的人生觀念，一種新的生活觀念。
西化之地中的香山人，受外面世界的影響而開始了自己率先而為的生存自強。一個與自己完全不同的新世界的豁然眼前，必然導緻心理的默化到行為的效仿。香山人是近代中國最早大面積全方位感受西方社會文化生活的人群，這是香山地區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國近代的“買辦之鄉”和留學發源地以及留學者最多的緣由之所在。
因為香山本身就是由移民而聚集起來的一塊區域，移民者最具特征的就是生存的掙紮力。好活能活，不好活也得活，就像一棵柳樹，插到哪裡都能活，折彎了腰還是活，剝了皮仍能活。而這種活的掙紮力又顯現出來的特征，就是不甘于一種活法，就是總在不斷尋找着新活法的途徑。漫長的生存實踐，在時間的輪回中考驗着香山人的這種生命力，也在時間的往複中蓄積着香山人的這種能量和成長着這種能量。
終于到了近代，雖然葡萄牙人對澳門的占領使我們蒙受着一種屈辱，但近在咫尺的這個新世界，是一個完全西化的世界。這西化的世界從1513年葡萄牙人第一次來到澳門海域起，到1573年正式定居，從此就開始了長達300多年的耳濡目染。它使得這塊遠離中原、遠離朝廷的偏隅沿海地域，一下成了與西方世界靠得最近的地方。中華第一個通向西方世界的口岸，中華第一塊能與西方世界經濟商貿的地方，中華第一個能接受西方現代教育的區域，中華第一方能全面感受西方文化生活方式的所在，能不給這個原本有着旺盛生命力的群體社會以震撼嗎？那個本就在不斷尋求着新生命生存方式的群體面對這樣一個全新世界，它能找不到一種新生活的途路嗎？所以，更生求新的生命意識，敢為人先的生命追求，包容博愛的心胸氣度，香山人肯定不會錯失這樣的時代機遇。
因為長期的商務貿易活動，必然帶來了文化意識形态的新構建，商品中隐含着的文化，香山人正是在這中西的商貿活動中開始了精神心理的無意識轉移。香山人的心理意識觀念在這股洶湧潮流的沖擊下，一下洞開了一扇心靈世界的天窗,使他們意識到純粹封閉的自我經營隻能使路越走越窄，隻有開放自我，融為世界一體，才會有發展的新機遇和新路途。于是，融為世界一體的發展性文化，就成了香山文化形态中的核心性觀念。因為，幾千年漫長的封建社會的農業文明，成就的是那種小而全的小農經濟發展模式，培植起來的也隻能使這種小農經濟下的小生産者意識。而如此觀念意識下的循環往複式的小農經濟經營，使得生産單位愈加封閉，整個社會也愈加封閉。封閉者的社會不可能有強勢的發展，隻能是在掙紮的殘喘中苟延着逐漸死亡。處在這樣情勢中的晚清社會，誰能給予它一濟醒藥？這就是香山人。
自鴉片戰争以來，是香山人成了中國睜眼看世界的第一個群體。他們從政治革命、思想啟蒙、教育奠基入手，他們以新興産業的開創發展為路途,率先開始了“洋為中用”的破冰式的探險。而這一切的發轫和淵源，又都是由香山的哪些商業買辦引發派生開來的,中華社會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了它重新複興的步伐。
香山買辦：近代新産業的開創與近代中國社會的複興
一個口岸，造就了一種經濟的興旺。而經濟活動向文化活動的演進，造就的更是有了新觀念下的社會實踐者的人。香山買辦，就是在這樣的商業活動中所形成的新文化鑄造出來的近代中國社會的“新人類”。而正是這些“新人類”的敢作敢為，千年一貫的封建大一統的“天朝上國”才開始出現了腐朽中新生的契機。
買辦是殖民地社會的産物。它是西方商務貿易者在對華貿易過程中所雇用的商務代理人。由于中國第一商貿口岸之地是澳門，所以香山地域就成了中國買辦最先興起的地方。從19世紀後半葉起，也随着東西方通商口岸由澳門向廣州、香港、上海、天津、漢口、九江等新的通商口岸的漸次轉移，買辦作為一個全新的社會階層迅速膨脹，而在這個新的社會階層中能力最上、人數最多者當屬香山人。香山人幾乎在當時西方人開辦的外貿和商業經營的洋行、商号、錢莊等領域中以舉足輕重的地位作用占據了大半壁江山。他們利用最早發展的基礎和特殊的地緣關系以及長期經營所形成的血緣人脈的優勢，父子相傳，弟兄互幫，朋引親牽，彼此提攜，相互照應，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香山買辦群體。
因為在這蓬勃發展的經濟貿易活動中，一種商務性的文化也就自然而然的在不知不覺中逐漸的形成了。這種向着經濟貿易的商務性文化，不僅是香山文化中的重要内容，也由此逐漸演變成了近代中國文化中的亮麗風景。不做單一的土地奴隸，着力于更多的商業經濟生存，這是香山人在生存的曆練中逐漸建立起來的生存觀念和人生态度。而這種生存觀念和人生态度伴随着與西方的開埠通商和經貿往來，香山人一下看到了生命的新曙光和生存緻富的新路徑。
于是，香山就成了中國最早的開埠通商的口岸之地，西方商品的第一塊進入地。東西商品貿易的第一單交易，為西方商貿服務的第一個“買辦”也就這樣首先産生在了香山這塊土地。從此，中國近代的洋務運動中，香山人成了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大半壁江山也被香山人統占着。香山不僅成了中國的“買辦之鄉”，香山更把自己生意做到了東洋西洋。香山人不僅在思想政治上敢為天下先，在經濟商務活動中也同樣敢為天下先。務實崇商的理念，使香山大浪潮水般湧現出了無數的公司、商鋪；熱情浪漫與趨利務實的精神，使香山群星燦爛般湧現出衆多名商巨賈。向着經濟貿易的商務性文化中，集中體現着香山人的一種合乎時代潮流的生存意識，而在這樣的商務生存意識中更表現出了香山人極具活力和氣魄的要大能強的創新精神。這是久居海邊被大海所曆練出來的一種胸懷，這更是因了最早處在了東西經貿交易前沿熏染來的一種靈性。
正是香山人的這種努力，近代中國才從千年一貫的小農經濟的農業文明中開始了工商業的新發展，工商強國富國的實踐也才成了中國人一個新的生存理念和發展目标。中國近代現代化的腳步，也就在這商貿經濟的過程中悄無聲息的啟動了，雷霆震撼的發展了。
在這如火如荼的商貿活動越來越規模化的發展中，使得澳門很快發展成為一個國際化的港口城市。而原本就屬于香山縣轄制的澳門由此越來越脫離開了香山的肌體，但他對當時香山地區社會經濟文化的巨大影響卻是越來越深入強大.孫中山就深有感觸地說到他在澳門看到的情景：“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特别是鴉片戰争之前後，口岸商貿更是日趨興旺繁盛，使得大量的香山當地人也介入進了由葡人統領下的商務貿易活動。這既是葡人要向内地擴充生意經濟的需要，也是當地人謀生的必然。由此在香山地區就出現了影響近代中國經濟的“買辦現象”，香山由此也被稱作“買辦之鄉”。從1573年到鴉片戰争,從鴉片戰争再到辛亥革命，當時活躍在香港、上海、廣州、天津、漢口、唐山、九江等洋行中的“買辦”，香山人占了十之有八。唐廷樞一家三代買辦，徐潤是上海灘一等的大買辦，鄭觀應不僅是思想啟蒙、倡導“商戰”第一人，同時也是一等的大買辦。莫仕揚家族更是成了“買辦家族”。
香山地區的買辦和買辦商人，在促進近代中國經濟發展的同時更成了第一批和西方外國人走得最近的中國人，他們個人和家族乃至親朋好友的一層層的熏染擴展開來，自然從生活方式到文化心理都開始了漸變。這種影響也自然會向香山地區擴展開來。所以香山地區就成了中國最早的一塊流傳擴散西方文化的地區，而香山買辦自然也是最早大面積受西方文化熏陶的人群。西化之地中的香山買辦人，受外面世界的影響而開始了自己率先而為的生存自強。一個與自己完全不同的新世界的豁然眼前，必然導緻心理的默化到行為的效仿。香山買辦大面積全方位的感受西方社會文化生活，不僅使自身開始了一種全新的生存發展，更直接影響了香山地區成為中國近代留學發源地和留學者最多的地方。而這又是中國近代社會開始複興的最根本的内在動力源。
追溯香山買辦發生發展的曆史，大緻可以劃分為三個逐次演進的階段。第一階段的買辦是作為雇傭者的商務活動幫手階段。伴随着中國沿海開埠口岸的一個個出現，西方列強更是加緊了拓展對華經濟貿易的新領域，各種商行貨棧也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但是，不同語言交流的障礙，不同貨币交易的繁雜，不同度量衡對換的計算,特别是一個完全陌生化的市場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交易對象,使得西方人很難獨立的開展商貿交易活動。于是,雇用當地華人作為自己的商業幫手是當時必須的選擇，而香山人的精明強幹和可靠誠實,也博得了那些西方洋行的信任和依靠。起初的買辦大多是以地緣為特征的宗族性結合群體，象唐氏、徐氏、鄭氏、莫氏等家族幾代為買辦而成為買辦世家。但是，這個階段的買辦并沒有屬于自己的獨立決策和經營，他們雇傭者的身份決定了他們隻能是為他人做嫁衣裳。
第二階段的買辦是作為獨立商人進行商業活動的階段。由于長時間的商業貿易活動的開展經營，這些受雇者的買辦人不僅積累了大量豐富的商貿活動經驗，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物質财富。他們在繼續履行着自己洋行雇傭者的身份同時，又紛紛開設了屬于自己的新的獨立商号。這獨立商号的開設，是中國買辦階級自塑自己民族資本家形象邁出的第一步,也是中國商業買辦由起初與這些商業洋行的雇傭關系開始變為合夥關系,一個獨立的工商業者的形象由此明晰起來。從雇用的身份變成獨立身份的從業者，香山買辦作為中國近代社會以商立命的一個新的社會階層從此确立。當然，這個時候的他們還沒有進入到影響中國社會發展的實體新産業的階段，這時候的他們還是以開商号進行商貿經營。香山買辦最早涉足的商貿領域大多是茶、絲、鴉片的經營買賣，尤其是茶業和絲業的收購、販運、買賣成了他們立業興業發展壯大自己的主業。當時實力最大者的徐氏、唐氏、鄭氏家族所開設的商号全都如此。正是這一獨立商人角色的确立，使得香山買辦在獨立打拼天下的過程中，不僅磨練出了屬于他們的商業經營的道法，積累了日後開辦創立新産業的經濟基礎，更赢得了他們日後立足社會發展自己的社會誠信。
第三階段的買辦是新産業投資開創發展的民族資本家的階段。香山買辦通過商号的經營，快速的成為了近代中國社會中新貴階層，他們不僅積聚了顯赫的物質财富，更聚集起了無限的社會人脈。這些“富甲王侯”的香山人卻并不由此而滿足不前，而是瞄準更新更大的新産業開始了又一輪的創業。開始的他們大多以“附股搭辦”的方式投資于西方人開辦的輪船航運業，作為股東或董事逐步滲透擴大，直到自己開辦經營。後來的他們全力進入工商企業，從船運、地産、水泥、印刷到電力、制造、保險、金融等行業，尤其是傾力進入工礦企業，顯示了香山買辦非凡的商業經營膽識魄力和卓識遠見。特别是中國第一家輪船招商局和開平煤礦的興辦建設，使香山買辦成為了清代洋務運動中一支特别的中堅力量。唐廷樞、徐潤、鄭觀應這些香山買辦的代表也由此成了影響近代中國社會發展進程的舉足輕重的風雲人物。這些工商新産業的開發興建和不斷強大，打破了幾千年來中國社會單一的農業經濟結構，使中國社會進入到了一個與西方社會相融彙的新型社會形态發展的新階段。
香山買辦在這樣的過程中，不僅完成了自己商業強國、實業救國的商業資本家形象的最終定位，更因了他們的新産業戰略的實施發展而使近代中國開始了複興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