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盧芳芳
大通的山（嘛就）平又寬/尖紮的黃河呀清又藍
誰把散心的花兒漫/四月八南山上搭高台
丁香豔（呀就）梨花白/聽者嘛團團圍成了圈
尕妹的水紅花（呀就）阿哥的白牡丹/台上那個誰呀背過了臉
一把把老淚揩不幹/人說她年年（嘛就）唱少年
回回都唱到淚漣漣/尕老漢頭勾下不開言
老婆婆嘴裡面悄聲着念/自顧自地笑了為哪般
那年我十八你二十三/唱得那滿場叫紅了天
聽得我呆坐着濕了眼/翻山越嶺南山來（呀就）
漫不完的花兒與少年
打開手機，不經意間看到我的好友、花兒傳承人索南在美國、加拿大演出的消息。高興之餘，思緒一下子飛到幾年前在青海南山聽花兒的場面，以及我們“下回一起下鄉”的約定。
仔細算來，我與索南相識已有8年，真希望他越唱越好，藝術生命常青。第一次見到他，是數年前在北京某次民族民間歌曲比賽後台，那時他剛獲得文化部民族民間文藝發展中心頒發的《首屆民族民間文化傳承人》的證書。而與他的友誼，也見證了我與那世代傳唱在河湟大地上的花兒的不解之緣。
結緣花兒往西走
那年4月的一天，索南告訴我：青海大通山的花兒會是5月1日至3日，南山的花兒會則在5月8日至10日間。多年前在青海采訪索南時，說到以後有花兒會就喊我，結果接下來的兩年都在忙，沒有去成。于是這下立刻決定去聽，彌補多年來的遺憾。是的，我知道，這麼多年，在我心裡一直有花兒在召喚。
我的家鄉是座海濱小城，父母家樓下不遠處有家青海循化的小夥子開的拉面店。有回我去吃面，一聽循化人，問他是否是撒拉族，他很驚訝，連連點頭說從沒有人問他這個問題。後來聊到花兒以及那一帶的花兒歌手時，他斷定我一定在青海工作過，不然不可能對當地那麼熟，對花兒這麼熟，居然還知道當地的花兒明星！
第一次聽到花兒，是在文化部民族民間文藝發展中心舉辦的某屆南北民歌擂台賽上，認識索南、張存秀、馬俊也是通過那次比賽。聽張存秀唱《白牡丹令》、《河州花兒令》時，覺得那花兒離我很近，打心眼兒裡親切得很，襯詞雖不熟，但絲毫不覺得隔閡。那純樸明快、轉承自然的音調，總覺得仿佛在哪裡聽過。旋律上口，忍不住經常哼在嘴邊。我的大學同學兔子甚至因此送給我一個西北味道的綽号：“尕妹妹”。
讀研時某次聽講座，一位青海師大人文學院的老師給大家講“花兒”，于是才知道：花兒産生并流傳于甘肅、青海、甯夏、新疆、山西等省區，流傳在漢、回、土、撒拉、藏、東鄉、保安、裕固等民族間，以情歌為主。甘肅、甯夏等地稱“花兒”，青海稱“少年”，分為河湟花兒、洮岷花兒和六盤山花兒。河湟花兒有極強的口頭程式，音樂非常豐富，多民族文化交融，比興題材多種多樣，天文地理無所不包，是民間生活的百科全書。有人考證，洮岷花兒最早源于羌族民歌。洮岷花兒的傳播路線是洮河流域；河湟花兒的傳播路線是從大夏河到蘭州，再由黃河上溯到湟水流域。那位講座的老師說：尕，是“小，可愛的意思。”聽到這裡，兔子同學與我相視一笑。
那老師講完後，同學們要他唱一段，老師說他五音不全。這時，我的朋友說“我們有同學會唱！”我趕緊瞟她一眼，低了頭。結果，老師說：“哦，真的嗎？那這樣就來唱一段吧。”于是，幾個人喊着我的名字，“上去上去！”我隻得站起來，在嬉笑和推搡聲中站在台前。多年以後，仍記得那天我穿了件下擺挺寬藍格子長袖襯衫，紮了個馬尾，挽了挽袖子，對着台下的老師和同學，開始放聲唱了幾段：
尕妹妹的個大門上浪三浪呀
心兒裡跳得慌呀
想看我（呃）的個尕妹妹的好模樣呀妹妹
山丹紅花開喲
聽說我的個尕妹妹
病下（哈）了喂
阿哥子莫急壞呀
稱上了些個冰糖着
看你來呀妹妹
山丹紅花開喲
……
後來才知道，我一口氣唱完的那三段分别是《妹妹的山丹花》、《牡丹令》和《阿哥的白牡丹》。唱的時候自顧自，完全不看别人。在掌聲中走下台，我居然也不臉紅。老師問，是青海人嗎？是西北人嗎？——不是不是。那怎麼會唱呢？——擂台賽上聽來的。
若幹年後，當我和藏族朋友在一起唱他們的酒歌，在傈僳族村寨裡喝完米酒趁醉意湧上之前迅速記下對方唱的歌，和彜族的朋友一起唱“打歌”，和蒙古族的朋友在餐桌前唱起長調，和裕固族的女孩子一起哼起《哭嫁歌》……總有人問：你是哪裡人？怎麼會唱我們的歌？
我是哪裡人，其實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歌聲讓我們相識。相逢是首歌。與其說我喜歡民歌，不如說是民歌喜歡我。任何民歌旋律，基本上聽上兩遍，我都能原本地哼出來，譜都不用記，不帶錯的。家裡有人在搞民樂，我偏偏沒學這個，隻是不知某個時刻生長起來的對民族民間音樂的熱愛，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前些年，我在青海調查花兒的傳承情況，感覺樂觀，公園随時見到有人即興對唱起段段花兒，每年農曆六月六的花兒會，村子裡總是自發地聚集了很多人買門票，10元、5元不等。于是知道，這片河湟大地、自古“河湟古羌”人的地盤，是盛産花兒的。再往後，那首叫做《拉夜川》的花兒裡提到的“涼州、嘉峪關、沙塘川”這些地方，我都轉悠到過。
十幾歲時，索南在一家面館打工，他的回族老闆讓他報名參加電視裡的花兒比賽，結果得了少年組的第一名。後來，他又拿了西北五省區的獎，得到文化部民族民間文藝發展中心主任李松親手頒發的傳承人證書，還差點進了部隊文工團。索南是青海平安驿的藏族人，花兒正宗的傳承人。
還記得當時見到索南時，他正在争取進入青海省歌舞團，并不屬于任何單位。我們聊到民間傳承人的待遇問題，當年李松介紹他和一個公司簽約，不料那公司很快散掉。當年參賽的原生态歌手裡，那個“羊倌”石占明的狀況最好，進了“二炮”，住房和家屬的工作問題都得到解決，阿寶簽的某公司據說待遇也很不錯。
那時候我考慮的問題是：體制收編和市場認可，是否是民族民間文化得以持續傳承發展的根本保證？怎樣解決民間藝人的尴尬處境？當時，對于傳承問題還遠沒達到時下的熱度。這些年一路走來，答案也逐漸浮現、日漸清晰。不久，索南進入了青海省群衆藝術館，而這次邀請我參加的花兒會，就是群藝館組織的活動。
南山漫不完的花兒與少年
去四月八花兒會，坐了20多個小時的火車。第一天是曲藝演出，一大早和群藝館老師們一道趕到西甯市郊的南山。陰天，非常冷，高原上有風，觀衆寥寥，來唱曲藝的多是老人，有青海道情、打攪兒等傳統表演，歌唱内容各式各樣，孝敬老人、歌頌生活，形式非常活潑，随編随唱。回去的路上，大家說其實第二天才是正式的花兒會，不知啥時候結束。
“唱起花兒來，哪還有個完！”攝像的老師說。“演員都是人來瘋。”一位老師說。
第二天一早，在後台幫群藝館的工作人員忙前忙後，我迎頭看見張存秀老師。隻見她穿了一身正裝裙和中跟皮鞋，比電視裡顯年輕，身材也高挑。她說自己是50歲的人了，很不像。我剛說完“保養得好”，另一邊的溫桂蘭老師接話道：“哪有我保養得好！我都60歲了！”大家一起笑。我笑看着她正在抹粉，60歲了，穿着一身鮮豔桃紅的衫褲來唱花兒，頭發燙了卷兒。這時候看見的還有索南和他媳婦卓瑪。穿了身大紅色撒拉族服裝的卓瑪邊化妝邊和我聊天，管我叫“老師”。
太陽高起來，花兒會的第一個節目是《花兒聯唱》。張存秀老師第一個出場，唱的《妹妹的山丹花》。人漸漸地多起來，太陽底下人們散坐着，很快圍成裡三層外三層。等到溫桂蘭老師出場時，已經快結束了。她唱的《眼淚的花兒飄遠了》《花兒與少年》，“少年愛上了白牡丹，白牡丹愛上了少年”，唱到這兒眼淚掉下來，不停地揩眼睛。旁邊的人對我說：“她每次來唱，都哭，真哭。”60歲的她，一身桃紅，背過臉一下一下地擦眼淚。
那麼小的一個台子，觀衆團團圍坐成圈。這樣一個場子，竟然充滿這樣充沛的戲劇張力。我感到一種叫做生命力的東西彌漫在四周的空氣間，在滿臉皺紋的面龐裡，在滿樹怒放的白梨花間，還在身旁人們的笑聲裡。
索南一出場，主持人報上“西北五省花兒歌王”的稱号。他還年輕，比我都小。他的嗓子格外透亮，台風也大方。參加活動的前幾天，他剛從韓國演出回來。唱着花兒出國，這在以前是他不敢想的事情。
在這些歌手裡面，劉永梅唱的《相思病》格外讓我印象深刻。作為花兒的代表作，我幾年前聽過。它屬于典型的民間叙事詩，講的是情人相思，音調真摯哀婉，總共四句，段段重複，每句之後加了襯詞“崗給崗”或“崗崗給”，轉承自然。當劉永梅站在台上用哭腔唱到“陽世裡的三間裡（崗呀給）/我倆沒團圓來麼（給兒崗）/死到個就陰間裡（崗給崗）/我倆才團圓來麼（給兒崗）……”我的眼淚奪眶而出，感覺她唱盡了千百年來愛的憂傷，也唱盡了自己心底深處的惆怅。唱完之後，她問大家：“你們酸不酸呐？”身邊的老太太喊：“哎呀，我們酸死掉了！”我在滿場的老頭老太太中間悄悄抹掉淚水。回家以後，把這首《相思病》放給已經是某網站主編的兔子同學聽。她低頭聽着，擡頭冒出一句：“這起承轉合，太牛了！”
馬俊最後一個登場。群藝館的老師說他總是最後一個到，差不多快結束的時候他才來。我留心聽他唱，以緻于忘記了拍攝。隻見他帶一回族白帽，輕松自如地立在台上，從“尕妹妹的大門上浪三浪”開始，直唱到《解放大西北》，聲音清亮，表情生動極了，惟妙惟肖，聲音高高低低，錯落有緻——一句話，他是個角兒，仿佛有種魔力，一下子把這個簡陋的台子變得高大敞亮起來。顯然，此刻這個台子是他一個人的。
這就是民間音樂帶來的純粹的快樂，我再次領受。這種感覺，比在這之前音樂廳聽音樂會來得自然，比在歌劇院裡聽歌劇更親切。它質樸，迷人，野性，粗糙，表達的東西非常簡單。可是，它情感充沛，元神四溢，生命力足具，沖口而出。這些被稱為花兒的民歌，有明媚的愛情和出門人的艱難，有時代的幽怨，有亘古不絕的離别和等待，滿山遍野，世世代代。隻要這片土地上的人還在，隻要有生命，就有愛，就會有花兒頑強而絢麗地盛開。
翻山越嶺南山來呀，漫不完的花兒與少年……（責編曉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