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璐編輯|趙涵漠攝影|陸益軍
至今無一例成功
家住無錫的劉錫偉先生決定出一趟遠門。7月17日上午8點，像往常一樣，他吃過早飯就到樓下做一套老年拍手操，手機響了，電話那頭的女人語氣急切，問他，“你能不能到上海來趕一個11點鐘的飛機？”劉錫偉回答對方，“太倉促了，我們也得準備準備啊……換洗的衣服，要吃的藥，等等。因為，我已經82歲了。”
女人告訴他，自己的弟弟在北方一座省會城市犯下了殺人命案，但其在作案現場的表現實在蹊跷，家人懷疑弟弟患有精神病，司法鑒定則認定弟弟沒病。庭審就在後天，女人想請劉錫偉來看看卷宗，到旁聽席上觀察弟弟，最終給個意見，到底是不是精神病？
她是在網上的報道中看到劉錫偉的名字的。這是—個屢屢在重大刑事案件中出場的精神病專家。在他看來，殺害自己4名同學的馬加爵、在陝西漢陰殺害10名道士和香客的邱興華，以及在福建南平殺死8名小學生的鄭民生等人均有精神異常，應當給他們以司法精神病鑒定或者二次鑒定的機會。
劉錫偉于是折返上樓，和老伴收拾行李，吃過午飯就出了門。
這是一趟勞累且不合時宜的旅程。他們從無錫的家中出發，趕到上海虹橋機場時隻剩下深夜的航班，淩晨2點才在北方省城的旅店睡下。老兩口随身攜帶的，是1萬元現金（他們不會使用銀行卡），夏日裡的兩三套換洗衣物，以及兩種急救藥物—用來使血管擴張的亞硝酸異戊酯，以及針對可能突然發作的哮喘的噴霧。劉錫偉非常清楚，年紀大了，自己随時可能面臨危險。
但他倍感興奮，作為一個行醫已有60年的精神科臨床大夫，他很高興能再一次發揮自己的老本行，82歲的他動作和語速都相當緩慢，但聲音仍然洪亮，“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近十幾年來，他很少有機會能見到已被收押的嫌疑人，大多數時候，他僅從新聞報道中得知命案的信息，在鉛字的字裡行間細心檢視嫌疑人的舉動，一些異常的行為被他視作精神病的信号。
對于特殊人員的刑事責任問題，《刑法》第18條規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的時候造成危害結果，經法定程序鑒定确認的，不負刑事責任。”但要啟動司法精神病鑒定殊為不易，當事人可以提出申請，但是啟動權在公檢法等司法機關手上。
1960年代到1983年，劉錫偉曾在廣西擔任司法精神病鑒定小組組長，之後又曾在無錫市擔任司法精神病鑒定組顧問。在他看來，一些精神病人犯罪後，經常得不到做司法鑒定的權利，又或者啟動了鑒定，卻因為長官意志、民憤、專業能力等原因而發生誤判。所以他一旦發現刑事案件有這樣的迹象，就想以一己之力做出改變。他有時會給司法機關寫信，提醒對方給嫌疑人啟動司法鑒定，更重大或者更難以撬動的案子，他就會動身前往審理地或者北京，想辦法讓自己的呼籲被聽見。
10年前，邱興華案是他奔波得最久的一次。當時的案情重大而驚人。在媒體的報道中，今已去世的司法精神病學泰鬥、《精神衛生法》的起草者劉協和當年看過案卷材料後，根據邱興華的作案動機（因認為道觀住持摸了自己媳婦而連殺10人）等原因，初步判斷邱興華患有“嫉妒妄想”，屬于偏執型精神病的表現。劉錫偉也做出了類似的判斷，在一審開庭的前一天，他自費趕到北京，并為此開始了34天的奔波。為了節省費用，他和老伴住在北京一個相熟的精神病患者家中。病人是一名無錫富商的女兒，早年也曾接受過劉錫偉的治療，婚後與丈夫生活在北京。那是一個很漂亮的姑娘，但病情卻一直反複，有時丈夫早上醒來，會發現病人正騎在自己的脖子上。那一趟去北京，劉錫偉同時也為她做診治。每晚睡前，為防患者突然發病出現意外，老伴會去廚房把刀具藏好，再把房門反鎖，劉錫偉則在房間裡用複寫紙抄寫材料。天已入秋，老兩口背熟了地鐵路線，每天把材料塞在小包裡出門。他們感到有十足的勁頭，在中央電視台，劉錫偉排了兩個小時的隊給一個法制欄目遞材料。在北京大學，劉錫偉找到自己在學術會議上結識的心理學教授，請他幫忙聯絡召開一場關于邱興華是否有心理問題的研讨會。那場研讨會後來在北京大學醫學部的一個小食堂舉行，一共11人參加了研讨會，會後專家們一起吃飯，劉錫偉做東買單，餐費2000元。劉錫偉還給陝西省的有關領導發了一封500字的電報，寄望用這種快被淘汰的通訊手段吸引對方的注意，他為此跑了4個郵局。
在那一次案件的報道中，連續發表報道、呼籲對邱興華進行司法精神病鑒定的《南方周末》記者柴會群與劉錫偉結識，此後多有來往。但根據柴會群的觀察，劉錫偉雖然付出了常人不能及的努力，但“他其實沒有太多的方法”，“他的個人所謂的關系一點影響力也沒有”，寄出的材料也都石沉大海。邱興華案後4年，柴會群在一篇關于精神病人犯罪的稿件中寫道：“盡管為精神病人的刑事豁免權呼籲多年，但在幾起影響重大的案件中，劉錫偉至今無一例成功。”到如今又是6年，這句話仍然妥當。
共鳴
去年6月，南京發生了一起寶馬車撞人案，被告人王季進超速駕駛車輛，時速達到了195.2公裡(普通動車的時速)，他把一輛馬自達攔腰撞斷，并緻使2人死亡。案發後偵查機關委托專業機構做出了王季進“患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有限制刑事責任能力”的結論，死者家屬不服，申請重新鑒定，結果至今仍未公布。但根據劉錫偉的判斷，王季進是精神病患無疑。他從受害者委托律師手上要到了聯系方式，決定給受害人的父親老薛打個電話。如今當老薛向《人物》記者回憶時，他表示對接到電話十分驚訝。電話裡，劉錫偉介紹自己是一個精神病學專家，剛剛從美國回來（他去美國小女兒家居住了一年），比較關心這個案子。他安慰了一番老薛—“痛失愛子，如同身受”，但他希望老薛做好王季進就是精神病患的準備，開始消化自己家庭的慘劇。老薛回憶當時自己有點懵，但是，“這種事情你喊誰也接受不了啊，對吧，你喊誰都接受不了，但是沒辦法，又能怎麼辦呢？等結果出來再說吧。”
與大部分人相比，劉錫偉與精神病人之間有着更深的淵源。他是1950年代中國醫科大學的畢業生，畢業後分配到上海第二軍醫大學，主動請纓從事同學們避之不及的精神科。他說，從醫多年來，他見到被分配到精神科工作的醫生、護士都難免哭哭啼啼，但他卻感到十分高興，在大學裡，他了解到，“大腦是世界上最複雜的物質”，他被這樣一條畏途所吸引，“我就要研究最複雜的物質”。
劉錫偉有一個初戀女友，也是大學六年同窗。到上海後，每個周末，劉錫偉總是要同女友回到她位于南京路的家中共度時光。但工作兩年後，劉錫偉成了右派，被開除黨籍、軍籍，女友也和他劃清界限。不久後，他被發配至廣西，拎着兩個小箱子，坐了兩天兩夜的火車，又轉馬車，從繁華的上海到了偏僻的柳州，從意氣風發的有為青年進入人生的灰色歲月。
在廣西龍泉山醫院，劉錫偉與妻子劉美晉結識。在劉美晉看來，真正令劉錫偉對精神病學全情投入的原因并非學生時代的雄心壯志，更重要的是他人生中這次最重大的挫折。
劉錫偉治療的一個精神病人家屬曾向他總結家中的處境，“一籌莫展，走投無路，焦頭爛額，精疲力盡”。他覺得非常準确，如他所見，精神病人“喪失自己控制的能力了，給家裡面帶來這麼多的困擾，影響家庭的生活，甚至于工作，本身已經缺乏勞動力了，不能去做工了，也沒有收入啊，那怎麼養活自己啊，這些都是他們的具體困難”。他對精神病人強烈的共情即源于此，“總歸不要讓人受委屈，我不是受了委屈嘛”。
他很快就在臨床工作中找到了成就感。剛剛送來的病人，“就是傻笑啊，衣冠不整啊，自言自語啊，手舞足蹈啊，不能自控了。就是這麼混亂的人，我們通過醫療能夠把他變成一個正常人”。妻子是護士，她在一旁補充：“我們精神病房啊，幹幹淨淨，又沒有傳染……往往病人還幫我們，有時候發藥啊，人不夠啊，他幫你提個水啊，怎麼弄啊，積極得不得了。”
在柳州，劉錫偉帶來的是上海的先進技術，在當地頗受重用。幾年之後，龍泉山醫院選址建新院，劉錫偉一邊看病，一邊承接了建設醫院的任務。在那個年代，精神病人的典型治療環境就是“高牆大院、鐵門鐵窗、關押捆綁”，精神病院習慣于将樓房建在中間，四周用高牆鐵壁圍住，防止精神病人發生意外，但也營造了一個壓抑的類似于監獄的氣氛。劉錫偉決定“建設一個理想的精神病院”，他開始讀建築書籍，學習畫圖紙，從北方四合院的模式中得到啟發，醫院由樓房和圍牆連成四方形，中間是一個視野無礙的操場，精神病人可在場中自由活動。
春節的時候，在操場四個角落擺上探照燈，派專人看管，防止意外發生。樹上挂滿了燈謎，病人們和職工一起聯歡，回味起來都是非常愉快的時光。
但在精神病院的日子也并不總是那麼美好。直接接觸病人的醫生、護士、護工有一筆多出的工資，被戲稱為“防打費”。劉錫偉親身經曆過一個同事被精神病人用剪刀捅死的血腥事件，妻子在懷孕期間還被病人踢了肚子，他自己也有過看門診時被病人當頭一棒的經曆。但他即使“眼冒金星”也“不感到惱火”，在成為醫生之前，他曾經在希波克拉底的頭像下宣誓，“要愛病人，把病人利益放在首位，全心全意為病人服務”。
劉錫偉說，外界對于精神病人的誤解很深，以為他們非瘋即傻，“你以為精神病房吵啊，要打人啊，你害怕啊，沒有，一百個病人裡面隻有十個病人吵……吵的病人入院一百天，一般吧三個多月就可以治好，就出院了，也隻有十天吵。”很多病人多才多藝，也很願意幫助人。
當時的護士林華森已經數年和劉錫偉沒有往來，接到《人物》記者的電話她非常開心，在共事的幾十年間，她印象深刻的是劉錫偉把醫生對病人的例行問話融于無形，下班後，他常去找病人下棋，或者帶手風琴到病房和病人合奏，“别的醫生沒有這樣的”。
一次,一個朋友帶了一位疑似病人到劉錫偉家，想讓他診斷一下。病人并不情願來這一趟，也許是對自己的病有所察覺又不願面對。朋友也沒有挑明，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連哄帶勸把人帶到了家門口。病人進門脫鞋子，在玄關又磨蹭了半天。終于進門聊上了天，病人故作鎮定似乎一切如常，聊得久了，病人去陽台上抽了根煙，一會兒回來，手裡拿着半截煙頭。“我就特别注意他下一個動作，”劉美晉說，“看他是丢在地上還是往我們身上扔，結果他把還燃燒的煙頭往口腔裡放，被我一把抓住了。”事後，劉錫偉判斷這應該是一個精神分裂症患者。兩年後，病人跳樓自殺。朋友把消息告訴了劉錫偉，劉錫偉隻問了一句話，“他是從多高跳下來的？”他以此來判斷病人赴死的決心。答案是“20層”。朋友對劉錫偉的平靜印象深刻，他猜測這是因為劉錫偉見得太多，對病人的境遇可以預想。
劉錫偉認為更可怕的是病人的“病恥感”，這很大程度上來源于社會對于精神病的偏見，使精神病人很容易複發。劉錫偉說，在無錫精神衛生中心就有一個待了快30年的病人，事實上早已痊愈，但是回到社會“别人都嫌棄他了”，他就一直待在醫院裡，負責收發報紙，開小賣部，白天上班，晚上還睡在病房。
這種偏見也使得精神病人肇禍問題始終沒有得到正視。劉協和教授曾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訪時談到，對于精神病人肇事肇禍現象，絕不能當成一般社會治安問題對待，對正常人可以起到作用的刑罰手段，精神病人起不到“震懾”作用。當務之急是向全社會普及精神病學知識，加強對病人的周邊人群如家人、單位、學校、鄰居等對精神病的識别能力，做到早識别、早治療。
不願轉彎
到廣西後不久，劉錫偉開始擔任廣西省司法精神病鑒定小組的組長。這是他此後奔波的肇始，直到1983年調回無錫市精神衛生中心之前，除了“文革”期間有過中斷，他在廣西為四五十起案件做過精神病鑒定。支撐他始終投入這份工作的很大一個原因是他情緒非常穩定，多年來一直擁有良好的睡眠，當時醫院同去的另一個醫師就選擇中途退出，因為無法承擔做鑒定帶來的壓力。
在那個年代，為精神病人做司法鑒定是一件比現在更艱難的事情。劉錫偉在家中翻找到的一份1973年《關于XXX有無精神病的檢查情況》的報告中就清晰地展現了那個時代的烙印，在結論一欄的第一點，肯定了當事人患有精神病，但第二點寫道：“在階級社會中，精神症狀亦打上階級烙印……若其沒有地主階級的報複思想，即使患精神病亦不緻兇殺下毒手。”
這份油印的報告沒有署名，劉錫偉已經回憶不起這份“文革”中的報告由誰起草，他說他并不認同這種以階級鬥争為綱的指導思想，也因此屢屢受到阻力。
1980年在廣西發生了一起惡性案件，一個複員軍人殺害了當時的信訪處處長，劉錫偉鑒定其患精神病。曾經提拔劉的衛生廳廳長大為光火，在他看來，“劉錫偉保護了殺人犯，喪失了共産黨員的立場，保護壞人，不能讓他這麼堕落，應該挽救他”，于是先後三次派工作組從南甯到柳州，美其名曰幫助劉錫偉“轉彎”。
類似的事情不止發生過一次，劉錫偉說，曾經一個案件他鑒定為精神病，省裡請上海的專家來做鑒定，那個專家水平高超，他到劉錫偉家中閑談，出于好心勸阻劉錫偉，“老劉啊，如果是名人，是演員，我們就保護一下，普通的農民……他要殺嘛，就給他殺了嘛……現在搞得廳長對你有意見，你何苦呢，你就認輸了呗，你就随便，就講他沒有病，你就順順他。”
但劉錫偉決定堅持己見，“你說我‘轉彎’，我承認錯誤，（說）他是沒有精神病的，把精神病殺掉了，是吧，那責任又在我身上，我不願意擔這個責任。不還要實事求是嘛，講真話嘛，按科學辦事嘛。”
很長一段時間，劉錫偉憑借自己樸素的直覺和情感行事，不願意妥協。他回憶起剛剛到中國醫科大學念書時，校訓寫着“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那時他并未覺得有何不妥，直到後來他才明白，“人道主義沒有革命的和不革命的，或者反革命，人道主義就是人道主義。”
1983年，他從廣西調回家鄉無錫，在無錫市精神衛生中心擔任醫師，退休又被返聘，直到2009年才全退。離開醫院後，他決定把社會當做自己的舞台，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為精神病人合法權益呼籲上。
這其中就包括邱興華案。邱興華作案極度殘忍，他在一間道觀内殺害了道士和香客共10人，甚至将道長的心髒剖出來切絲炒熟了喂狗，一時輿論嘩然。一審時，律師甚至沒有提出啟動司法精神病鑒定的申請，劉錫偉說他曾經打電話問律師為什麼，對方回答：“我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一位專家曾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訪時總結，司法機關啟動精神病鑒定的“潛規則”是，“被害者非親屬，民憤極大，傷及軍警，都不做精神鑒定”。一位媒體人也曾評論，邱興華之死刑在當下的中國恐怕是必須存在的，它有一個效用：撫平社會創傷。除了司法精神病鑒定程序啟動難之外，其鑒定結論也頗受質疑。中華司法精神病學組副組長紀術茂是國内最具聲望的幾位精神病學專家之一，但在接受《人物》記者采訪時，他數次強調既有鑒定方法的漏洞，他對當前使用的《中文版精神病人刑事責任能力評定量表》做過信度和效度分析，發現其“欠合理”，需要進一步改進。在案件偵查審理過程中，經常因為各種原因進行多次鑒定，紀術茂提到，一名叫唐安平的精神病學專家在2007年對數十個經過重複鑒定的案例進行研究，發現兩次報告的不一緻率在近70%，而司法精神病鑒定是一件非常清晰、客觀的事情，不應存在模糊性，“這意味着誤診率很高”。紀術茂還提到，有的案件裡，甚至連并沒有精神病學臨床經驗的法醫都可為嫌疑人做精神病鑒定。
在這樣糟糕的環境之中，記者柴會群覺得，劉錫偉有極強的職業尊嚴感，“他就看不慣其他人把這個職業，把這個價值給糟蹋掉……他沒法容忍這種事情，所以說他必須站起來，來維護他這種職業的尊嚴和職業的神聖，他不得不做這種事情。”劉錫偉承認的确如此，“那我們這門科學不是挨人家罵是垃圾科學，是蒙人科學嘛。那麼總歸這個學科裡面應該有個人出來講講正經的事情。”
賽跑
7月17日的北方一行，劉錫偉看了卷宗、殺人現場錄像，旁聽了審判之後，認為嫌疑人有患精神病的可能，他為那家人寫下一份意見書，請他們呈交法庭，申請再次鑒定。那家人報銷了他和太太的交通費，又給了老兩口10個桃子。
這是一份特别的酬謝，劉錫偉說無錫盛産名牌水蜜桃，不願意收，對方堅持，他就帶回來了，放在冰箱裡一個多月都沒有吃。事實上，也有人提出過請他去做鑒定，給他一筆酬金，但他謝絕了，“拿了錢嘛不好說話了，那你是人家買通你了，那我們這樣大大膽膽地做，你查好了，屁股沒有屎啊，沒有目的啊，沒有那種要撈錢的目的。”
能持之以恒地堅持為精神病人呼籲，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劉錫偉沒有經濟上的煩憂。他有三個孩子，都事業有成。他每天要浏覽新聞，自學英語，和學界朋友通郵件，除了每日吃飯鍛煉午睡，少得閑暇。他打字很慢，用一個手指點擊鍵盤，還要不時翻閱字典查找讀音，一封數百字的郵件通常要耗費他整晚的時間。他不斷地寫文章，寫完之後坐半小時公交車到一家打印店，請店員幫他打印，一頁紙8元錢，打印好他用U盤拷貝回來，再發布到網上。
妻子劉美晉始終相信丈夫在做一件正确的事，幾十年間從未勸過他收斂鋒芒，即使在最艱難的“文革”時期也從未考慮和他劃清界限。她照顧他的飲食起居，時刻留心他把眼鏡丢在哪裡，紙筆丢在哪裡，充當賢内助的角色。在被劉美晉拾掇得相當典雅潔淨的家中，最多的是本子，随着記憶的逐漸退化，劉錫偉習慣把所有信息都抄錄下來，他的字體圓潤，一筆一劃，從年輕到年老都是如此，非常像孩童的筆觸。
在他的書櫃裡，整齊地擺放着近20個裝水蜜桃的紙箱，每個紙箱外面貼好了标簽，“馬加爵案”、“邱興華案”等等，裡面裝着自己數十年間發表的各色文章。他希望有一天将其集結成書，卻深感難度巨大，沒有人願意給自己做幫手，可是自己已經老了。
他把自己稱作“瘋劫”爺爺，創造了一個名為“瘋劫”的理論，将精神病人犯罪視作如同地震、海嘯一樣的天災，“為什麼呢？得病不是自己要得，誰願意自己要得啊？但是人群當中肯定有一部分人，很小一部分人他會得精神病，因此它是自然規律，而不是哪個願意或者不願意。所以講它是一種災難，而且是一種天災……以人為載體，又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為什麼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呢？不是他願意好或者不願意好。”
他認為全世界都有這樣的劫難，也認為任何一個人、甚至自己，都有可能變成一個精神病人。出于這樣的考慮，他認為肇禍的精神病人是無辜的，“我總覺得精神病人不該判刑，不該坐牢，坐牢、判刑已經是一種老百姓感覺的壞人了嘛，他們就恨之入骨”。
但他用來判斷嫌疑人是否是精神病人的一系列标準—偶然性,特立獨行性,獨創性,損人損己性,出人意料之外性等—并不完全受到學界認可。也因為屢屢在惡性事件中為嫌疑人“開脫”，一些業界人士批評他是“有病推定”、“泛精神病化”，也有人認為他是“不擇手段地出名”。但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很少感覺到被反對的聲音。
紀術茂很少當面與劉錫偉說起自己的意見，在他看來，劉錫偉的理論并不完全站得住腳，但客觀上，他對于推進司法的進一步昌明是有積極作用的。
但對于劉錫偉誇贊和批評的聲音都止于此了。他既不是在朝的專業學者，也不是富有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他憑借着一種天真而樸素的熱情四處奔走。紀術茂為這個“老弟兄”的專注而感動，他說，這個領域就隻有這麼一個熱心人，“好像（再）沒有人辦這事”。
隻有在邱興華案中，劉錫偉的立場與衆多業界權威達成了一緻。紀術茂也支持為邱興華做司法精神病鑒定，他認為這是一個程序正義的問題，“實事求是，人家是啥就是啥，你不鑒定殺他的話，就是等于，就是别人留個話柄吧。實際上我們要看鑒定的，（就算是精神病）也未必邱興華不會判死刑，因為邱興華這個案子他殺人很多……他還不完全是不能辨認呢。”（編者注：《刑法》規定，精神病人隻有“在不能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的時候造成危害結果”才能免罪。)
時間退回到2006年12月28日上午9時，邱興華案終審判決再次開庭，駁回上訴，維持邱興華死刑判決。9時57分，他在安康江北河岸邊采沙場被執行槍決。此時距離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複核權還有3天，邱興華沒有等到做一次司法精神病鑒定的機會。
第二天，劉美晉在報紙上看到了新聞，轉告劉錫偉。那是冬天，他們在北京開學術會議，天很冷，劉錫偉說：“他們跑得比我們快。”他覺得這是自己與另一股力量的賽跑，他說自己并不失落，隻是決定繼續跑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