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日的每一天，王麗鑫女士平均要接待5到6對準備離婚的夫妻。她是自2013年北京市推出婚姻家庭輔導理念後，當年在朝陽區民政局婚姻登記處上崗的第一批婚姻家庭輔導師之一，至今調解過的夫妻已逾5000對。
推開她6号輔導室門的男女總是嘴角向下，拉開小茶幾對面的椅子坐下，兩人分隔開一定距離，誰也不看誰。王麗鑫看着他們，她得打破這安靜的空氣。“有孩子嗎？”“婚齡多久啦？”“怎麼認識的？”……礙于隐私和抵觸心理，王麗鑫不會直接問對方姓名，均以先生、女士代替。
最漫長的是離婚原因的講述。多是女方先開口。就像王麗鑫剛上崗時調解的第一對夫妻，都是40歲左右的中年男女，女方嫌丈夫不出去工作，每天回家推門就看到他盯着電腦。傳統思想中男主外、女主内的社會分工，與上有老下有小相裹挾的中年危機，讓她愈發感覺不平衡。
妻子拉長着臉，本就内向的丈夫不想惹她，她說什麼就是聽着，也不想多解釋其實自己剛輔導過孩子功課，盯着電腦隻是因為正是需要看股市的時候。但沒想到妻子更不高興了，因為她覺得丈夫不願意跟自己溝通了。
那時的王麗鑫還沒能完全意識到，溝通會成為她此後接觸的上千對夫妻中最主要的問題所在。
那是她接手的第一對，内心的緊繃感甚至比坐在對面的夫妻倆更甚，她不敢多說話，怕說不到點兒上，而在對方将情況全部講完前，她不能也不被允許做出任何先行判斷。
作為一個剛出校園的未婚小姑娘，來給人解釋婚姻的事兒，王麗鑫自己都心虛，覺得會被歲數大的夫妻瞧不上、不信任。她就聽着，無論人家說什麼都看着對方眼睛集中精力去聽，讓對方知道，“我是在意你的感觸的。”王麗鑫很慶幸，對方很平靜，也樂于跟她溝通。
“不論男方是否工作，他也為家庭付出了，接送孩子、輔導功課，自己人你應該也放心。”王麗鑫開啟了勸導模式，又轉頭面向男方，“正因為你覺得外邊工作不容易，才辭職在家從事一個自己比較喜歡的工作。女士也不見得就喜歡這份工作，她也是為了家庭才早出晚歸，你也應該去理解她。”
偏向是婚姻家庭輔導中的大忌，針對問題讓雙方看到彼此優點并多多包容理解是常用的方式，批評是絕對不行的。“隻說一方問題的話，人家說你看吧，她也向着我，說你怎麼怎麼着。”朝陽區民政局婚登處主任科員索娜接過話茬，“有時候他過來可能是希望你幫他分析，有時候可能就是純粹找幫手，尤其那種受委屈的。隻偏向一方，矛盾會更深。”
那對夫妻願意接受王麗鑫的建議，回家去嘗試以一種新的方式相處。當他們走出門的那一霎那，王麗鑫簡直松了一口氣。
沒有人會被強制進行婚姻家庭輔導，一般在進行材料審核時，工作人員發現這是來辦離婚的兩口子，便會問上一句，“我們這兒有婚姻家庭輔導，您願不願意接受？”索娜将願意來進行調解的夫妻概括為三類—就想知道一下誰對誰錯；要把怨氣撒出來；一方舍不得但又愛面子。
“一般來我們這兒的還是有想和好的意願，基本上都是些相對瑣碎的事情。真是天大的事兒必須得離了，要不上法院要不就直接拿号辦了。”王麗鑫坐在椅子裡微微駝背，粉色襯衫幾乎與背後的粉色窗簾融為一體。她記得之前來過一對兒，夫妻倆本要趕下午的飛機回老家，就為午飯前是否收拾屋子打到了她這兒。
男方覺得從老家回來已經是十幾天後了，到時候地又髒了，沒必要打掃；而女方就認為即便是回老家，也要把屋子打掃幹淨再走。“這事兒能有多大？但是他倆就因為這個來離婚了。”最後被王麗鑫給勸了回去。“就是需要個人讓他們跳出來看清這件事，其實沒有他們想象中的那麼嚴重。”
接觸的夫妻多了，王麗鑫和同事白岚發現夫妻間的大多數問題出在溝通與理解。王麗鑫舉了個例子，比如女孩想吃冰棍，但愛情中的姑娘總想要撒個嬌，于是說“今兒天真熱啊，我嘴裡沒味兒”，結果男生買了袋話梅回來。女孩不高興了，覺得你不了解我。“其實就是想吃根冰棍，你下次溝通直白一點。他沒準兒颠颠兒給你買10根回來。”
王麗鑫覺得這份工作最重要的一點在于，要教給他們一種更好的溝通方式，但她也清楚一點，溝通問題更深層次的症結在于男女思維差異。
很多過來的夫妻中，矛盾在于女方覺得男方不幹活。白岚知道這也隻是表面現象，“你要不幹，說個甜話，老婆辛苦了，也行。”在女方看來，這至少是一種對勞動價值認可的表現，但問題就出在男方并不覺得這是個事兒，也不認為自己的不幹活有任何問題。
“之前來一對，女方說三個多月一百天，你買了幾天菜，男方就說我買了兩天啊，沒毛病啊。”白岚強調，“這是最關鍵的，他不知道問題在哪兒。”
31歲的王麗鑫沒結婚，但有一個相處許久的男朋友，有時候自己也想矯情一下、撒個嬌，但即便不能被對方滿足，她也不會想“這麼簡單的事兒你怎麼就不明白呢？”她知道根結不在對方。
王麗鑫覺得這都是夫妻在被瑣事淹沒的婚姻中的迷茫。調解時間沒有限制，短的40分鐘，長的能到兩小時。沒掃地、不刷碗……所有家庭瑣事都向王麗鑫傾瀉而來，但很多時候他們自己也說不清問題到底出在哪兒，最後發現他們隻是想讓人知道他們在家裡挺委屈的。
他們需要這樣一個被官方認證的第三方介入，不會被偏袒與傳閑話，陌生在此時反而帶給他們安全感。“大部分人來這兒吐完苦水，會緩解很多，心中沒那麼積郁了，反而覺得這事兒其實沒那麼大。”王麗鑫告訴《人物》記者。
出軌和家暴是難以被勸解的兩類離婚緣由，每個人對此都有自己不同的态度。于個人而言，白岚無法忍受這些，曾有女方一進門就撩衣服，肚皮上一塊明晃晃的淤青。“家暴這種事兒，經曆一次就夠了，再有第二回必須得離。”她痛恨那些有過這種違法行為的當事人來這兒還覺着自己有理。但輔導師的身份使她不得不平複心态勸他們再考慮考慮。畢竟大原則還是能不離就不離。王麗鑫也隻能把這些事的危害性講明白，讓受害方自己去分析。
五六十歲的中老年夫妻勸說成功的幾率最低。因為對方會覺得，“你一小姑娘能給我調出什麼來啊。”年齡差距導緻的生活閱曆與思維模式差異讓對方更傾向于自己的判斷與決定。“他們不像年輕的，因為一件事爆發就要離婚，而是更趨向于很早以前關系就已經淡下去了，孩子結完婚什麼都不用操心，自己有點别的追求的時候，一般就過來了。”索娜總結到。
而40歲左右是夫妻矛盾爆發最為集中的階段。上到婆媳關系、下到育兒理念，多重因素疊加到一起，讓婚姻中的夫妻二人怎麼也痛快不了。
曾有一對夫妻拿着6頁長的協議書來離婚，從最初的認識經曆到結婚，誰花錢買的房、還的貸，女方的付出，丈母娘在他們生活當中的出現，又是如何破壞他們夫妻感情、阻撓要孩子，自己如何妥協……都是律師丈夫寫在裡面的主體陳述，其中還夾雜着從事财會方面工作的女方列出的财産清算表格。
索娜覺得這真是一篇傾注了感情的協議書，看上去簡直就是一篇“答辯狀”。男方的表述也完全颠覆了在輔導室中常出現的“男默女淚”的普遍氛圍。他們并沒有要求調解，職業特點注定雙方都是理性的人，從協議書上已看出二人早已經過多次嚴謹的讨論，這段婚姻到此為止。
經曆着婚姻的索娜很清楚，“隻是兩個人單純地過日子其實很簡單，很多時候都是因為外界第三方的沖突。”但對于未婚的王麗鑫而言，婚姻關系的複雜性讓她在工作中大開眼界。曾經以為家庭無非你我孩子，之後才發現真如網上所說，嫁娶是兩個家庭的結合，幾乎所有到這兒來的夫妻問題，都除不開與上一輩的關系。
索娜發現有個現象愈發明顯—兩個年輕人領完證，雙方家庭因籌備婚禮時談不攏而來離婚，不像平時夫妻倆來辦，而是兩方的家庭成員都跟着來，就擔心自己閨女或兒子在離婚時吃虧。一般這樣的，他們也就不再給調解了，因為問題本身并不在夫妻二人身上。
新生代小夫妻中離婚的不在少數，他們更加關注自我感受，對于婚姻，結與離很多時候看上去就隻是個流程。2008年的8月8号、2013年的1月4号領證的人尤其多，白岚看多了那種為了所謂的好日子，沒認識多久的兩人就急匆匆領了證，但之後又草草離婚，為的都是些誰幹活多少，跟朋友出去不陪對方之類的事情。
而社會的多元化發展也使得離婚原因越來越多元化，王麗鑫記得在新聞上看到小兩口因為玩電腦遊戲買裝備鬧起來，她覺得沒準以後也會有因為男方看抖音打賞女主播鬧過來的。
對于自己的生活，王麗鑫從沒要求過男友一定要怎樣怎樣，“都是獨生子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王麗鑫雖然還沒經曆過婚姻，但她已太清楚，拼湊起婚姻生活的就是那些瑣碎小事，“你自己都不願意做的事兒，為什麼要強迫人家必須去做，兩個人溝通着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