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全集》首發式現場。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供圖
問：能否請您先談談曹禺的曆史地位和全集編纂的目的？
答：曹禺成為中國現當代重要的文化人物，首先是因為他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等話劇。這些劇作問世以來，長演不衰，有着恒久的生命力。在中國話劇史上，曹禺并不是開山人物，就代際來說，他大概屬于第三代，成名是在20世紀30年代前期。但他出手不凡，一部《雷雨》轟動一時。小到中學劇社，遠到日本劇團，都争相上演。新中國成立後，他擔任中央戲劇學院副院長、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院長等職，一生沒有離開過話劇。
郭沫若、老舍年長曹禺不少，在文藝界的資格、地位也高于曹禺。但人藝保留劇目中，曹禺的《雷雨》《日出》寫于20世紀30年代，郭沫若的《蔡文姬》、老舍的《茶館》創作于新中國成立後，前者早很多。因此，如果要舉出一位劇作家或一部劇作來代表20世紀上半葉中國話劇的成就，肯定還是曹禺和他的作品。這些經典劇作，不僅舞台上反複搬演至今，作為文學文本，也有着長久的閱讀魅力。另外，曹禺豐富的話劇實踐經驗激發了後世的大量研究成果，他本人的特殊經曆留下的曆史印迹，也為學術界和文化界的研究留下了寶貴遺産。基于此，提供一部質量上乘、可資信賴的《曹禺全集》，無論從哪方面說，都是必要的。
問：您曆時十多年主持編撰的《廢名集》，其文獻工作得到學界高度評價，并獲第二屆中國出版政府獎。這次新版《曹禺全集》的編纂工作是如何組織的，該書整體上如何設計？有哪些亮點？
答：這次全集編纂，由曹禺之女萬方授權，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動議，邀請我主持這一工作。編纂團隊由13位當今學術界的中堅力量組成，并由錢理群、方錫德擔任顧問。我們的設想一是為廣大讀者提供盡可能齊全的曹禺作品；二是為學術界提供盡可能可靠的版本、盡可能全面的校勘，夯實學術研究的文獻基礎；三是為話劇從業者提供足夠豐富的曹禺劇本信息，給舞台實踐提供盡可能多的參考資料。
基于這樣的目的，我們做了大量工作。首先，在目錄學方面，《曹禺全集》除了盡最大可能收集作品，新增數百篇以前未入集的文章外，還為每個劇本撰寫了“叙錄”，說明文本的演變，并為各類文章編制索引。其次，在版本學方面，廣泛收集曹禺生前各劇作不同版本，厘清其中的複雜關系。這是一項困難的工作，由于時代變遷和曹禺個人遭際的變化，他的早期劇作經過多次修改，甚至不乏大改，而且每次修改所依據的版本都不好确認，必須逐一比對，方能有序呈現。在校勘學方面，我們謹慎确定底本、通校本、參校本，《曹禺全集》校記達數萬條，各劇本動辄對勘二三種甚至五六種版本，有些改動過大的則被列為附錄本。由于工作浩繁，使得《曹禺全集》曆時6年之久才得以面世。相信這些遵循嚴格文獻學原則的工作，能使《曹禺全集》經受住時間的檢驗。
問：《曹禺全集》能讓我們在哪些方面增進對曹禺的了解？
答：《曹禺全集》大體分為劇本、文集、書信日記三大部分。曹禺以劇作家的身份為人熟知，一般來說，讀者最熟悉的是他創作的幾部名劇。但通過《曹禺全集》可知，曹禺還有大量的改譯劇本。他翻譯西方名劇，不遵循一般的翻譯原則，無“忠實”一說，而是進行大量改動，目的是為了将其搬上中國舞台。1978年，他發表了最後一個劇本《王昭君》，但此後他還大幅度修改了早期改譯劇《鍍金》，并再度發表。可以說，改譯劇本一直伴随着曹禺的戲劇生涯，創作和改譯構成了曹禺戲劇生涯的兩個面向。
進一步了解曹禺生平會發現，在話劇藝術方面，他還是演員、導演、教師。隻有将這些綜合起來，才構成完整的“話劇人”曹禺，而不僅是“劇作家”曹禺。有了這樣的認識，我們才能更清楚曹禺那些名劇的寫作特點。相比之下，很多劇作家創作劇本，不大考慮舞台上的事，那是導演和演員的工作。而曹禺創作劇本，首先要草拟分幕表、繪制舞台設計圖、撰寫劇中人物小傳等。他寫劇本時，已經将導演、演員、美工等的工作，全部納入考慮範圍，所以他的劇本才有那麼多細緻的規定。也就是說，他是腦中先裝了個舞台，然後再來創作。他的改譯劇《争強》正好保存下演出本，其中就有劇場建築圖、舞台示意圖等。他創作其他劇本，也可能事先有類似的文稿。基于此，我們的校勘工作尤其注意這方面，也盡可能全面地呈現他的修改，因為這對話劇導演搬演他的劇本，有參考價值。
我們還發現曹禺在修改台詞時，用字比較随意，經常用通假字，一時想不起怎麼寫，甚至生造字。但他對字音的區别非常敏感，包括标點的使用，也極為用心。他清楚，劇本最終是通過舞台上演員口中的聲音實現的。因此，我們在設計“凡例”時，也注意了這一點，并體現在校勘中。
曹禺人生閱曆豐富複雜，兼具作家、藝術家、文化管理者等多重身份，這些都反映在《曹禺全集》中。相信通過其中的文字，能讓我們對曹禺的認識更加深入、全面、準确。
問：曹禺的幾部名劇常演常新，您認為具體原因是什麼？
答：曹禺的幾部名劇，尤其是《雷雨》《日出》，其實經曆了相當複雜的版本變化過程。新中國成立前在報刊上發表的初刊本，經過精心調整，基本成為定本，由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新中國成立後，由開明書店出版的《曹禺選集》，作為茅盾主編“新文學選集”叢書的一種，收入的3部劇作，又經過非常劇烈的改動。195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曹禺劇本選》則往回改了相當比重，但又增添了新的修改。20世紀80年代初，曹禺在四川重新出版自己的劇本，再經過一輪修訂。這些版本修改或大或小，其中的變動，除了一部分是技術性的以外，更多的涉及作品的立意。比如《雷雨》，曹禺最初是要通過這個故事，表達宿命的主題，所有人都逃不過命運。但随後，基于朋友的批評，曹禺做了一些小改動，比如将魯大海的身份從“工頭”變為“工人”。再後來則被改造為鬥争主題，魯大海因為是工人，戲份被加重，而蘩漪則或多或少被賦予反抗性别壓迫的角色任務。這些都是曹禺親自改寫的，反映出曹禺觀念上的變化，也可以說是曹禺在不同時代的不同“本意”。但無論哪個版本，在其産生的時代，都能吸引觀衆，其中的關鍵是曹禺“懂戲”。劇本提供了飽滿的情節和人物，有着強烈的戲劇沖突，不同的演繹不會對話劇的藝術質量産生決定性的影響。有了這個良好的基礎，加之不同時代不同的導演、演員，不斷用演出實踐诠釋劇本内涵，就形成了常演常新的局面。
問：從文獻角度看，圍繞曹禺還有什麼工作要做？《曹禺全集》的出版，對現代經典作家作品的整理有哪些啟示？
答：所有的文獻工作都有曆史階段性，要經過很長時間，才會出現趨于穩定的最終本。古代的經部書籍，一直到清中期才出現相對而言的善本，而直到現在，還在拾遺補缺。曹禺作為現代作家，其全集編纂曆時不長，自然不可能一蹴而就。曹禺的某些文章，我們已經得到線索，但仍不能獲取。至于非公開出版的書
信，更是散落各處。可以想見，未來還會發現全集失收的函件。目前的《曹禺全集》，努力在現有條件下盡可能完善。尤其是我們執行了比較規範的文獻學标準，這對于目前中國現代文獻的整理而言，非常罕見，或許能為其他書籍出版提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