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是算認識一些文藝青年的，但是他大概是其中最徹底的一個。
上一次見他還是兩年前的夏天，他拿着自己拍了好多年的一部長片來聽我和老公的意見。不知所雲地看了兩個小時之後，我倆沉默着不敢出聲，隻能拼命邀請他吃西瓜。我不敢距離他太近，因為他渾身散發着你可以稱之為藝術也可以稱之為不洗澡的味道。
那部長片至今還沒有剪出來，這次見面他倒是剪了頭發，主動彙報說出門前還洗了臉，我問他有沒有特意洗澡，他很老實地說：還不至于。
十幾年前他在北大讀經濟學，和我老公在北大外一人租了間平房，兩個人很慎重地反複讨論過一個嚴肅的命題：有一天我們都出名了應該怎麼辦？他讀研究生去了北京電影學院學編劇，2000年又跟着讀博士的老婆去了美國。老婆是他的大學同學，翻譯過薩缪爾森《經濟學》的某一版，博士畢業後留在了華爾街，是德勤的會計師，總而言之，是一直走在金光大道上的大好青年，而他，是一直沒上道的所謂導演。他對自己的老婆贊譽有加，最關鍵的一點是，他認為，能看上他，說明老婆的眼光實在很好。
李安曾說，被老婆養了6年，一分錢沒有賺到，“我若是有日本丈夫的氣節的話，早該切腹了”。但是我們的這個朋友，當年擔憂的出名問題看起來暫時還不那麼迫切，也沒有需要切腹的沉痛感，他快樂地吃着北京的老冰棍，說他們夫妻已經決定從紐約回北京，以便進行他的下一部長片。
朋友們有時會為這個快40歲的男人憂心，但是誰都沒法不被他那瘟疫般的樂觀感染。他看過我寫的小說，熱烈地表揚了我的文字，然後打漫長的電話指導我怎樣改成劇本。按照他的說法，電影圈裡到處都是錢，少的就是像我們這樣真正有資格去撿錢的人。我一邊聽電話一邊中蠱一樣在網上下單買了本編劇大師羅伯特??麥基的《故事》作為教科書，但是至今沒有打開過。
李安說有一年他在紐約街頭遇到一個紐約大學的師弟，當年拍的學生片紅極一時，但是至今沒有真正拍片的機會。而我們的這個朋友，雖然總是被大家用李安的人生與之相比，但誰都知道李安太少，人生中卻充滿了李安的師弟。做這種喪心病狂的夢是一種能力，實現它則是另外一種，但是我們中的大多數人，不過是一種都沒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