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七歲入學，入學前父母帶着我去照相館拍了張全身像，照片上我身穿仿制的軍裝，手執一本紅寶書放在胸前，咧着嘴快樂地笑着，這張照片後來成為我人生最初階段的留念。
我上的小學從前是座耶稣堂，校門朝向大街，從不高的圍牆上方望進去，可以看見禮拜堂的青磚建築，禮拜堂早就被改成學校的小會堂了。一棵本地罕見的老棕榈樹長在校門裡側。從1969年秋季開始，棕榈樹下的這所小學成為我的第一所學校。
我記得初入學堂在空地上排隊的情景，一年級的教室在從前傳教士居住的小樓裡，樓前一排漆成藍色的木栅欄，木栅欄前豎着一塊紅色的鐵質标語牌，“好好學習，天天向上”，标語的内容耳熟能詳。學校裡總是有什麼東西給你帶來驚喜，比如樓前的紫荊正開滿了花朵、它的圓葉攤在手心能擊打出異常清脆的響聲；比如圍牆下的滑梯和木馬，雖然木質已近乎腐朽，但它們仍然是孩子們難得享用的大玩具，天真好動的孩子都湧上去，剩下一些循規蹈矩的乖孩子站着觀望。
入學第一天是慌張而亢奮的一天，但我也有了我的不快，因為排座位的時候，老師把我和一個姓王的女孩排在一張課桌上，而且是第一排。我讨厭坐在第一排，第一排給人以某種弱小可憐的感覺；我更讨厭與那個女孩同桌，因為她邋遢而呆闆，别的女孩都穿着花裙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唯獨她穿着打了補丁的藍褲子，而且她的臉上布滿鼻涕的痕迹。我的同桌始終用一種受驚的目光朝我窺望，我看見她把毛主席的紅寶書放在一隻鋁碗裡，鋁碗有柄，她就一直把鋁碗端來端去的，顯得有點可笑，但這樣攜帶紅寶書肯定是她家長的吩咐。
所以入學第一天我側着臉和身子坐在課堂裡，心中一直為我不如意的座位憤憤不平。
啟蒙老師姓陳，當時大約五十歲的樣子，關于她的曆史現在已無從查訪，隻記得她是湖南人，丈夫死了，多年來她與女兒相依為命，住在學校唯一一間宿舍裡，其實也就是一年級教室的樓上。現在我仍然清晰地記得陳老師的齊耳短發已經斑白，顴骨略高，眼睛細長但明亮如燈，記得她常年穿着灰色的上衣和黑布鞋子，氣質潔淨而優雅。當她站在初入學堂的孩子們面前，他們或許會以她作參照形成此後一生的某個标準：一個女教師就應該有這種明亮的眼神和善良的微笑，應該有這種動聽而不失力度的女中音，她的教鞭應該筆直地放在課本上，而不是常常提起來敲擊孩子們的頭頂。
一加一等于二。
b、p、m、f，a、o、e、i，這才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天籁，我記得是陳老師教會了我加減法運算和漢語拼音。一年級的時候我學會了多少漢字？二百個？三百個？記不清了，但我記得我就是用那些詞彙給陳老師寫了一張小字報。那是荒唐年代裡席卷學校的潮流，廣播裡每天都在号召人們向XX路線開火，于是我和另外一個同學就向陳老師開火了，我們歪歪斜斜地寫字指出陳老師上課敲過桌子，我們認為那就是廣播裡天天批判的“師道尊嚴”。
我想陳老師肯定看見了貼在一年級牆上的小字報，她會作何反應？我記得她在課堂一如既往地微笑着，下課時她走過我身邊，隻是伸出手在我腦袋上輕輕撫摸了一下。那麼輕輕的一次撫摸，是1969年的一篇凄涼的教育詩。我以這種荒唐的方式投桃報李，雖然是幼稚和時尚之錯，但時隔二十多年想起這件事仍然有一種心痛的感覺。
上二年級的時候陳老師和女兒離開了學校。走的時候她患了青光眼，幾乎失去了視力，都說那是因為長期在燈下熬夜的結果。記得是一個秋天的黃昏，我在街上走，看見一輛三輪車慢慢地駛過來，車上坐着陳老師母女，母女倆其實是擠在兩隻舊皮箱和書堆中間。看來她們真的要回湖南老家了，我下意識地大叫了一聲陳老師，然後就躲在别人家的門洞裡了。我記得陳老師喊着我的名字朝我揮手，我聽見她對我喊：天快黑了，快回家去吧。我突然想起她患了眼疾看不清是我，怎麼知道是我在街上叫喊？繼而想到陳老師是根據聲音分辨她的四十多個學生的，不管在哪裡，不管什麼時候，老師們往往能準确無誤地喊出每一個學生的名字。
我之後再也沒有見過陳老師，假如她還健在，現在已是古稀之年了。或許每個人都難以忘記他的啟蒙老師，而在我看來，陳老師已經成為混亂年代裡一盞美好的路燈，她在一個孩子混沌的心靈裡投下了多少美好的光輝，陪他走上漫長多變的人生旅途。時光之箭射落歲月的枯枝敗葉，有些事物卻一年年呈現新綠的色澤，正如我對啟蒙教師陳老師的回憶。我女兒眼看也要背起書包去上學了，每次帶着她經過那所耶稣堂改建的學校時，我就告訴女兒，那是爸爸小時候上學的地方，而我的耳邊依稀響起二十多年前陳老師的聲音：天快黑了，快回家去吧。
我從來不知道我童年時就讀的小學校的老師一直記着我。我的侄子現在就在那所小學讀書，有一次回家鄉時，侄子對我說：我們老師知道你的，她說你是個作家，你是作家嗎？我含糊其辭，我侄子又說，我們老師說，她教過你語文的，她教過你嗎？我不停地點頭稱是，心中受到了某種莫名的震動。我想象那些目睹我童年成長的小學老師是如何談論我的，想象那些老師現在的模樣，突然意識到一個人會擁有許多不曾預料的牽挂你的人，他們牽挂着你，而你實際上已經把他們遠遠地抛到記憶的角落中了。
那所由天主教堂改建的小學給我留下的印象是美好而生動的，但我從未想過再進去看一看，因為我害怕遇見教過我的老師。偶爾地與朋友談到此處，發現他們竟然也有類似的想法。我不知道這麼做是不是好，我想大概許多人都有像我一樣的想法吧，他們習慣于把某部分生活完整不變地封存在記憶中。離開母校20年以後，我收到了母校校慶70周年的邀請函。在駛往家鄉的火車上我猜測着旅客們各自的旅行目的，我想那肯定都與每人的現實生活有密切關聯，像我這樣的旅行，一次為了童年為了記憶的旅行，大概是比較特殊的了。
一個秋陽高照的午後，我又回到了我的小學，孩子們吹奏着樂曲歡迎每一個參加慶典的客人。我剛走到教學樓的走廊上，一位曾教過我數學的女教師快步迎來，她大聲叫我的名字，說，你記得我嗎？我當然記得，事實上我一直記得每一位教過我的老師的名字，讓我不安的是她這麼快步向我迎來，而不是我以學生之禮叩見我的老師。後來我又遇見了當初特别疼愛我的一位老教師，她早已退休在家了，她說要是在大街上她肯定認不出我來了，她說，你小時候特别文靜，像個女孩子似的。我相信那是我留在她記憶中的一個印象，她對幾千名學生的幾千個印象中的一個印象，雖然這個印象使我有點窘迫，但我卻為此感動。
就是那位白發的女教師緊緊地握着我的手，穿過走廊來到另一個教室，那裡有更多的教過我的老師注視着我。或者說是我緊緊地握着女教師的手，在那個時刻我眼前浮現出二十多年前一次春遊的情景，那位女教師也是這樣握着我的手，把我領到卡車的司機室裡，她對司機說，這孩子生病剛好，讓他坐在你旁邊。
一切都如此清晰。
我忘了說，我的母校兩年前遷移了新址。現在的那所小學，教室和操場并無舊痕可尋，但我尋回了許多感情和記憶。事實上我記得的永遠是屬于我的小學，而那些塵封的記憶之頁偶爾被翻動一下，抹去的隻是灰塵，記憶仍然完好無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