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6日，在中國西部，距離絲綢之路名城敦煌幾百公裡的羅布泊上空，升起了一朵震驚世界的蘑菇雲。“我國自行制造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了！”當電波把這一特大喜訊傳到中南海時，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興高采烈，心潮澎湃。但不一會兒他又濃眉緊鎖，一語不發，像在沉思着什麼重大問題。他嚴肅地在辦公室踱來踱去，好久之後才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你馬上讓國家文物局的王冶秋同志和敦煌聯系，問一下敦煌人民受到影響了沒有？莫高窟損壞了沒有？”不久，正處在狂歡喜慶之中的中共敦煌縣委領導和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長常書鴻便先後接到了來自北京的電報。當大家得知這是周總理指示發來的電報時，心情更激動了。很快，在中南海，工作人員向周恩來及時做了彙報：“據電傳，敦煌人民目前未受影響，莫高窟也安然無恙。”周恩來這才舒展雙眉。随後，他先後派出1 0批由北京醫療單位專家及醫護人員組成的醫療隊趕赴敦煌，深入到敦煌城鄉和莫高窟，給人們檢查身體治療疾病，并設立了專門的防疫機構――省紅十字會，随時監測可能由核輻射引發的疫情。周恩來同時還指示鐵道部，要加快正在進行的敦煌莫高窟大規模加固工程進度，确保這座藝術寶窟能完整保存下去。
周恩來雖然生前一直沒能親自去敦煌視察參觀，但他卻高瞻遠矚，以博大的胸襟和超人的遠見卓識關心着敦煌藝術，給我們留下了不少難忘的往事。周恩來兩次參觀敦煌畫展
1945年，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在重慶七星崗中蘇友好協會舉辦了一次小型敦煌壁畫臨摹藝術展。瑰麗多彩的敦煌藝術轟動了山城，參觀的人絡繹不絕，展出獲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一天，參觀的人群中突然有人高呼“共産黨的周副主席來了”，人們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到了中共中央駐重慶代表周恩來、董必武、林伯渠以及文化界着名人士郭沫若等一行人的身上，周恩來神采奕奕，微笑着向大家招手緻意，走進了展廳。
他一邊仔細地觀賞着敦煌壁畫臨摹本，一邊認真地聽着敦煌藝術研究所所長常書鴻的講解。聽着常書鴻濃濃的浙杭口音，周恩來親切地問：“常先生也是浙江人？”當聽到常書鴻是浙江杭州人時，周恩來高興地說：“常先生和我算是老鄉了，我的老家在浙江紹興，和杭州相距才百餘公裡，我們今天是老鄉遇老鄉，兩眼淚汪汪啊！”他幽默風趣的談吐讓正處在抗戰困難時期的敦煌藝術研究所工作人員感到了一種溫暖和親切。
參觀欣賞了敦煌壁畫臨摹展後，周恩來對畫展給予了高度評價，對常書鴻等人在艱苦環境中保護敦煌藝術表示由衷的敬意，他勉勵他們不要屈服，要堅決同反動派倒行逆施的行徑做鬥争，最終将赢得廣大群衆的支持。短短的一席談話，使在國民黨當權派面前受盡白眼的敦煌藝術研究所工作人員備受鼓舞，他們沒有想到在這裡遇到了知音，共産黨人對文物保護工作如此重視。
1949年9月28日敦煌解放，曆經劫難的敦煌莫高窟終于迎來了光明。在周恩來的關心下，敦煌藝術研究所直接歸屬到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教委員會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改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書鴻任所長。
1 951年，為了配合抗美援朝運動中的愛國主義教育，周恩來指示在北京舉辦一次大型敦煌藝術畫展。這一年的元月，常書鴻接到政務院文教委員會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局長鄭振铎的電報，要他将文物研究所内曆年完成的全部壁畫臨摹本帶往北京展出。這對于剛剛成立的敦煌文物研究所來說又是一次極大的鼓舞。常書鴻和全部工作人員馬上收集整理好所有的壁畫臨摹本，連夜趕往北京。
遵照周恩來的指示，鄭振铎親自任“敦煌藝術畫展”籌備委員會組長，常書鴻任副組長。大家經過4個多月的辛勤工作，展覽于1 951年4月下旬籌備就緒，準備在故宮午門城樓上展出。
展覽會開幕前的一個星期天上午，常所長和女兒常沙娜與曆史博物館的張秘書正在對整個展品做最後的檢查校對時，忽然接到中南海打來的電話，說有一位中央首長要來畫展會場參觀。聽到這個突來的消息，常書鴻顯得有些慌，他為難地說：“今天是星期日，同志們都不在會場。”對方問：“你是哪位？”常書鴻報了名字。對方說：“隻要你來接待就可以了，請你在下午3時準備接待，不要外出。”
這天下午2點，常書鴻和女兒沙娜與張秘書早早來到午門樓上等候。當時天下着蒙蒙細雨，2點半時，常書鴻看到一輛小轎車從端門朝着午門開過來，最後停在午門城樓下。警衛員先從車中走出來，把一件淡藍色雨衣，披在下車的首長身上。常書鴻和張秘書馬上走到前樓台階上迎接。這時，下車的首長已邁着矯健的步伐登上了台階。當周恩來那張慈祥而又熟悉的面孔出現在他倆面前時，常書鴻快步向前激動地緊緊握住總理的手，哽咽着說不出話來。周恩來看到他們沒有拿傘，站在細雨中時，馬上把披在肩上的雨衣脫下來交給警衛員。他熱情地說：“七星崗看過你們的敦煌壁畫摹本展覽，已經五六年了，那次隻有20多件展品，這次規模大得多了。”常書鴻說：“當年您對我們的鼓勵和支持堅定了我們信念，使我們更有信心繼續堅持工作。”
看到常書鴻的女兒常沙娜臨摹的敦煌壁畫展品時，周恩來高興地對常書鴻說：“你的女兒繼承了你的事業，敦煌藝術可有傳人了！”當聽說常沙娜剛從美國波士頓留學回到北京就參加了這次“敦煌藝術畫展”時，周恩來鼓勵常沙娜說：“國家正需要你們這樣有學問有才能的年輕人，回來建設新中國很光榮啊！要到國家最需要的地方去工作。”正因為有了周恩來的這句話，本來打算和父親同去莫高窟工作的常沙娜後來來到正缺少師資力量的清華大學營建系做了一名助教，把敦煌藝術搬上了大學講台。後來她還參加了新中國十大建築的設計工作，把敦煌藝術廣泛地運用到了建築實踐中。
1951年6月，在周總理的高度重視下，政務院派出一批專家到敦煌實地考察了莫高窟，并制定出了治本與治标相結合、臨時與永久相結合、由洞外到洞内分步驟保護的方案，獲得了中央的批準。新中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興，在當時财政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周總理指示首先撥款兩億元（當時的舊币，約合現在人民币兩萬元），修複了五座岌岌可危的唐宋時期木結構窟檐，并撥款改善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和生活條件，配備了吉普車，購置了發動機，莫高窟破天荒第一次安裝了電燈照明。
1 962年，周總理親自主持召開了國務院會議，會上，周總理表情嚴肅、語重心長地說：“敦煌莫高窟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寶貴的文化藝術遺産。解放前已遭受過帝國主義者殘酷的劫掠和破壞，現在我們一定要保護好它，否則，我們這些人不能向後世交代。”當時國家财力特别困難，但周總理毅然決然做出決定，在會上一錘定音：批準撥巨額專款一百萬元，用于大規模搶修敦煌莫高窟，實施保護工程。
在周總理的關心重視下，新中國成立後敦煌莫高窟的第一次大搶修拉開了序幕。搶修工程自1963年秋季施工，曆時三年。這使敦煌莫高窟成為我國着名的四大石窟中迄今保護最好的石窟，也成為周總理關心和保護敦煌藝術的不朽豐碑和曆史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