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洲，有一位讓人心疼的大師，那就是西班牙的塞萬提斯，《堂吉诃德》的作者。
他的生平，連随口講幾句都很不忍心。
他隻上過中學，無錢上大學，23歲當兵，第二年在海戰中左手殘廢。他拖着傷殘之身仍在軍隊服役，誰料4年後遭海盜綁架，因交不出贖金被海盜折磨了整整5年。脫離海盜後開始寫作，後因父亡家貧，再次申請到軍隊工作，任軍需官，又因受人誣陷而入獄。出獄後任稅吏，第二次入獄。再次出獄後開始寫《堂吉诃德》，但是就在此書出版的那一年，他家門前有人被刺，他因莫名其妙的嫌疑而第三次入獄，後又因女兒的陪嫁問題再一次出庭受審……
總之，這位身有殘疾的文化巨人，有很長時間是在海盜窩和監獄中度過，他的命運實在太苦了。
《堂吉诃德》已經出版，而且引起廣泛轟動。但是，無論是地方官員還是法官，明明知道他的文學才華，卻不願憑着一點良知認真審查他遭受的災難，給他一點點起碼的公平。
當時的西班牙與英國不同，沒有讓隻讀過中學的塞萬提斯像莎士比亞那樣受到一批“大學才子”的審判，審判他的是真的法官。然而正是這些真的法官，使他聯想到綁架了他5年之久的海盜，他們也有事沒事就審判他。
當海盜的審判與法庭的審判連在一起組成他的人生過程時，他不能不搖頭苦笑。
我一時想不出，世界上還有哪位作家比塞萬提斯承受過更多的苦難。他無法控訴了，因為每一項苦難都來自不同的方向，他控訴哪方？
因此，塞萬提斯開始冶煉苦難。一個作家，如果吞入多少苦難便吐出多少苦難，總不是大本事，而且這在實際上也放縱了苦難，居然讓它囫囵出入、毫發無損。塞萬提斯恰恰相反，他在無窮無盡的遭遇中摸透苦難的心竅，因此對它既不敬畏也不詛咒，而是淩駕于它的頭上，俯視它的來龍去脈，然後再反躬自問。
終于，他的抵達正是另一個人物的出發，那就是騎瘦馬、舉長矛的堂吉诃德。這是塞萬提斯用自身苦難鑄造成的，由此證明他已徹底降伏苦難，獲得了一種人類學上的讀解。
堂吉诃德一起步，世界破涕為笑。
于是，塞萬提斯也就在至高層次上诠釋了漫畫和寓言。
前一段時間，我在馬德裡看到了塞萬提斯的紀念雕像，雕像的下前方便是堂吉诃德的騎馬像，後面還跟着桑丘。堂堂一國的首都在市中心以群雕方式來紀念他，而且把這個紀念廣場以國名相稱，叫做西班牙廣場，我看在規格上已超過莎士比亞。這片土地以隆重的驕傲來洗刷以往的無知，很可理解。但遺憾的是，堂吉诃德和桑丘的雕像過于寫實，就像是用油畫的筆法描摹一幅天才的漫畫，成了敗筆。德國美學家萊辛在《拉奧孔》中曾娓娓論述，由史詩轉換成雕塑是一種艱難的再創造。可惜西班牙曆來缺少萊辛這樣等級的理論家。
西班牙廣場上的這組雕塑，塞萬提斯為白色，堂吉诃德和桑丘為黑色。白色的塞萬提斯天天注視着眼前黑粗笨拙的這一對寶貝又會暗笑，就憑你們這模樣，怎麼還能流浪遠方，把苦難流浪成寓言？
塞萬提斯晚年看到了别人僞作的《堂吉诃德》第二卷，于是趕緊又披挂上陣與文化盜賊搏鬥，方式就是趕寫真的第二卷。真的第二卷出版次年，他因水腫病而去世。
傳說莎士比亞是一個假人，給塞萬提斯一本假書，看來異地同理：都想否定他們的真實存在。他們太使周圍垂涎，太使周圍不安。
直到兩百多年後，德國詩人海涅指出：
塞萬提斯、莎士比亞、歌德成了三頭統治，在叙事、戲劇、抒情這三類創作裡分别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在海涅眼裡，隻有這三頭統治，隻有這三座高峰。但是歌德出生太晚，并世而立的隻有兩頭，同在歐洲，卻隔着大海，當時兩個國家還對立着。
前面已經說過，似乎是上帝的安排，戲劇家莎士比亞，戲劇性地在自己的生日那天去世，使4月23日成為一個奇怪的日子。誰知還有更奇怪的事情，似乎又是上帝，也隻能是上帝，覺得兩座高峰不能獨遺一座，居然把塞萬提斯的去世也安排在同一天！那麼，1616年的4月23日，也就變得更加奇怪。
當時，無論是英國的斯特拉福，還是西班牙的馬德裡，都沒有對他們的死亡有太大的驚訝。人類，要到很多年之後，才會感受到一種文化上的山崩地裂，但那已經是餘震。真正的坍塌發生時，街市尋常，行人匆匆，風輕雲淡，春意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