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動的親戚中，母親和珍姨最近，盡管隻是幹姐妹。她們同病相憐，母親25歲時守寡；珍姨24歲時丈夫犧牲，小母親一輪，也是屬虎的。民間傳說，屬虎的女人命硬。
但是她倆的性格迥然不同。母親内向，沉默寡言；珍姨開朗，快人快語。這也許與時代和經曆相關：母親飽經磨難，從水深火熱中走來；珍姨過門時已經是“解放區的天，明朗的天”了。
土地改革時我已經記事了。工作隊訪貧問苦，動員母親出來當婦救會主任。母親說孤兒寡母小門小戶擔不起事，兩個孩子張着嘴等食兒，耽誤不起工夫。再來纏磨時，母親住到了姥姥家，一走了之。珍姨娘家是小商販，嫁到貧農家裡撈上個好成分，不等動員，一朵大紅花把新婚丈夫送上前線。丈夫前腳走，珍姨後腳就當上了婦救會主任，帶一幫娘兒們平分大戶人家的箱櫃衣物绫羅綢緞，帶頭舉拳頭，吐唾沫，革命勁頭十足。
“文化革命”初期紅衛兵掃“四舊”，四書五經琴棋書畫翻出來就燒，花瓶茶壺瓷枕煙嘴抄出來就砸，桌椅闆凳鍋碗瓢盆凡有龍鳳圖案、福祿壽字樣者無一幸免。母親有個用了多年的搪瓷臉盆，盆底有齊白石畫的蝦，也被搜去砸了。紅衛兵說貧下中農隻能吃雜交高粱棒子面，雞鴨魚肉那是地主資本家的，看一看也犯罪。
那天晚上，珍姨的公公老響爺慌裡慌張進來，看看四下沒人，從懷裡掏出一對長方形的梳頭鏡子。說是兒子結婚時買的，背後有劇照，麒麟童、言慧珠的《别窯》，梅蘭芳、孟小冬的《登殿》，兒子在家時喜歡京劇，這也是他和珍姨的心愛之物。“可是運動來了，她嚷着忠于毛主席，要交給紅衛兵，趁她不在我偷出來，求您給掩藏一下。”
母親用當年對付日本鬼子的辦法，把鏡子放在瓦罐裡，在牆根刨個坑埋了，上面放塊捶布石。這對鏡子直到粉碎“四人幫”後才刨出來物歸原主，因為埋得太久，劇照都發了黴，鐵鏡公主和王寶钏長了胡子。
再關注珍姨是十幾年後了。我從省城回來，母親說快去看看珍姨吧，她可遇到過不去的火焰山了。珍姨已經幾天不出門，蜷縮在炕上，臉色蠟黃，眼睛紅腫，淚囊鼓得像氣球，平添了許多皺紋，一下子變成了老太婆。珍姨拉住我的手不放，抽泣着說：“不知平時造了什麼孽，得罪了何方神靈，讓我活見了鬼！”她抖抖顫顫地從枕頭底下摸出一封信，是繁體字，很難認。我看了一遍，頹然呆在椅子上，說不出話來。
幾天前，來了一位台灣人，捎來這封信，并親自解釋了半天。原來珍姨的丈夫并沒有死，一九五○年渡海攻打金門時中彈，身子沉下去，海面漂起一攤血，部隊報了犧牲。誰知後來漂到對岸，治好槍傷送到鹿兒島，幾個月後，穿上國民黨的軍裝，從此四十年音信斷絕。好不容易等到兩岸關系松動，有位朋友途經香港，求他捎來了這封信。
不能接受的現實，打破了珍姨幾十年的平靜，驚破了一個長長的夢。一夜之間，從烈士家屬變成了反革命家屬，從多不勝數的榮譽變成了一個騙局，從習慣了的自豪和風光變成無地自容的難堪，會有多少人戳脊梁骨。她不相信這會是真的，把來人罵出去，還要把那封信撕碎，被老響爺一把奪去了。珍姨哽咽着求我，無論如何去台灣查證一下。她希望寫信的人是個騙子，是個惡作劇，還給她一個清白。多少年來她把榮譽當做财産，當做第二生命，終日與之相依為命，相依相戀。然而事實是那麼嚴酷可怕，經過托朋友再三調查，驗明正身，那個寫信的人正是她四十年春閨夢裡的“烈士”，我可怕的“姨夫”。
接上線後，“姨夫”不顧一切地要回來探親，他也是十分忠誠的，幾十年沒有再娶，在那燈紅酒綠的地方守身如玉。又過了半年，台灣方面來了電話，定了歸期。此時的珍姨已經氣息奄奄，被痛苦吞噬得隻剩下一把骨頭，終日精神恍惚，哭笑無常，滿嘴胡話。終于在那人到家前一個小時，長歎一聲，芳魂出殼，永遠地解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