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奇,1929年生于意大利佛羅倫薩。她的家族擁有悠久反叛的曆史――母親托斯卡是一名無政府主義者的遺孤;父親愛德華多是一名自由主義者,反抗墨索裡尼的統治,并因此被捕、遭受折磨。父母教育法拉奇三姐妹要勇敢、堅強,在家庭的影響下,法拉奇10歲時就加入了抵抗組織。
五六歲的時候,母親對她說:“你絕不能做我現在做的事,絕不能成為人母、成為人妻、成為一個無足輕重的奴隸。你一定要去工作、工作!去旅行,去全世界!”
她發誓不結婚、不生孩子。可是愛情來臨的時候,誰都擋不住。1973年,44歲的法拉奇去雅典采訪34歲的希臘抵抗運動英雄阿萊科斯。她沒有料到,這個既是瘋子又是天才、既是天使又是魔鬼的男人竟然成為她的愛人。
這個男人剛剛從監獄裡出來,受到過非人的折磨,身上有傷疤,卻沒有繃帶。他舉着一束很美的玫瑰迎接她,他矮小、瘦弱、黑發、黑須,像一塊内斂而蘊藏能量的礦石。他是謙和有禮的詩人,誰會想到他也是一個連散步都懷揣着炸彈的危險分子。
采訪在一棟古老的宅院裡進行,外面的人們喝着新釀的葡萄酒,跳着歡快的舞蹈,而他們卻躲在黑黢黢的房中,不用借助天光,就能滿懷喜悅地細細地看着對方。那種眉眼,那種神态,是早就熟悉了的。未來的幾十年就要這樣長相厮守,她一任這種幸福感把自己淹沒。
還在阿萊科斯被關押在監獄時,為了得到法拉奇的書,他采取絕食鬥争的方式,最終以幾度昏迷赢得了勝利“果實”。書中有法拉奇的照片:一頭飄逸的中分直發,一雙灰藍色的大眼睛,美麗絕倫,她靠在椅背上笑得那麼炫目。
他愛上了這個女人。這一次采訪,隻是為了印證他的預感。也許,自由和尊嚴都是退而求其次的東西,嚷嚷着把自由和尊嚴、戰鬥放在首位的人,要不就是還沒遭遇愛情,要麼就是沒有能力去擁有愛情。
1975年,她懷孕了,她已經46歲了。她為腹中的孩子寫下了少有的、舒緩而憂傷的《給一個未出生孩子的信》――
我已經看過你5周時的最後一張圖片,你還不足0.5英寸,你的身體正發生着巨大的變化。那朵神秘的花消失了,你現在看上去倒像一條非常逗人喜愛的幼蟲,或更像一條剛長出鳍翅的小魚。
孩子,我正在對你說話,但你不知道。因為黑暗包圍着你,你甚至不能感覺到自己的存在:我可以抛棄你,而你對此毫無知覺。你無法弄清楚我對你所做的一切,究竟是福祉,還是過錯?
孩子的父親從遠方打來電話,得知她懷孕的消息,他先是報以長時間的沉默,後以嘶啞和結巴的聲音問打胎的費用如何分攤,并建議兩人各出一半。這樣一個混賬男人,任誰都有拿起刀子想砍人的沖動,可他竟然是這個孩子的父親。她恨“愛”這個字眼,她譴責過“懦弱”這種行為,可是她自己何嘗不是一個懦弱的人?
她猶豫不決,不知道把孩子生下來究竟是福祉還是過錯。孩子的父親來了,在一次争吵中,他飛起一腳踢在她肚子上。她流産了,到底沒能夠保護住孩子。
事後,孩子的父親寫來一封信:“我是來祝賀你的,告訴你,你赢了。不過,這并不是因為你擺脫了妊娠和分娩的奴役,而是因為你成功地挺住了他人的意志,包括上帝的意志……唯有那些不屑于信仰上帝慰藉的人,才能再次否定自己,再次推翻自己,再次把自己交給悲苦和悔恨。”這個自私的男人為了反抗上帝,把無窮無盡的災難和傷痛留給了這個女人,剝奪了她用完美的子宮孕育一個孩子的幸福使命。
這一生,她采訪過美國國務卿基辛格、中國偉人鄧小平、巴勒斯坦領導人阿拉法特、以色列強硬派女總理梅厄、印度“鐵娘子”英迪拉??甘地、巴基斯坦總理布托、伊朗最高領袖霍梅尼……她可以設下圈套讓基辛格大放厥詞,在數年後,基辛格回憶起來還痛心疾首,稱那次采訪是“一生中與媒體打交道最具災難性的一次”;她也敢對抗宗教領袖,氣得對方嗷嗷直叫;她也敢嘲諷政界要人,說對方微小得可以放進她的粉撲盒。這個睥睨衆生的女人,她羨慕過誰?
她說,這一生中,她隻嫉妒過有孩子的女人。
多麼沉痛的一句話。
一向激進和堅強的法拉奇發現:女人懷孕後能否合法地做母親,仍要取決于和她相關的某男性是不是願意接受這個孩子,願不願意和她結婚。縱使一位女權主義者,也承受不住社會對未婚母親的歧視和誤解。
1976年5月1日,一次有預謀的車禍奪走了阿萊科斯年僅37歲的生命。3年後,法拉奇為她的愛人寫了一部40萬字的長篇紀實作品《男子漢》。雖然這個男人踢死了她生命中唯一的孩子,但他仍然是她的最愛。愛,原本就包含着相互傷害,相互寬容,包含着分離之後的再次擁抱和緬懷。
2006年9月14日夜間,法拉奇因病在家鄉意大利佛羅倫薩市區的一家私人診所去世,死于女人的又一天敵――乳腺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