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台的晚會上，一群孩子與姚明共唱了一首《快樂相随》。這群孩子一看就不是上海的孩子，他們比上海的同齡孩子多了一份羞澀和淳樸。果然，這些孩子是外來民工子弟。他們的父母是上海這座城市的外來打工者，他們可以說是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那群人。他們能有機會走上這麼大的舞台，都是因為一個人，他們的志願者老師張轶超。這不禁讓人聯想起了法國電影《放牛班的春天》，張轶超就像電影中的那位老師，改變了這群孩子的人生……
曾經是父母的驕傲，現在讓父母擡不起頭
張轶超和這群農民工子弟就好像《放牛班的春天》中的老師和他的學生們。法國電影《放牛班的春天》是一部讓人因為喜悅而淚流滿面的電影。電影中講述了一間男子寄宿學校，裡面的學生大部分是犯過罪或是難纏的問題少年。一位音樂家到這裡成為了老師，他教這些學生唱歌，用音樂逐漸打開了這群少年封閉的心靈。其中最調皮的一個少年後來還成為了世界著名的指揮家，這位老師改變了這群少年。
張轶超也正做着同電影中的音樂老師一樣的事，但張轶超不是學音樂的，他從上海複旦大學哲學系研究生畢業，創辦了上海“久牽志願者服務社”。創辦“久牽”就是為這座城市的農民工子弟提供免費的課外教育，讓他們感受快樂和自由，讓他們獲得自信，也讓他們看到了更廣闊的世界。35歲的張轶超為此已經付出了11年的青春歲月。
張轶超原本可以找到收入遠遠高于現在，也遠比現在輕松的工作，但他沒有。他選擇了做一個職業志願者，除了過年，幾乎沒有休息的日子。他為了什麼？求的又是什麼？他的腦袋到底在想些什麼？就連他的父母也無法理解。一切都要從11年前說起。
張轶超的成長道路可以說是一帆風順，當年保送進複旦大學，讓他躲過了令人窒息的高考。之後他又直升成為複旦大學哲學系的研究生，不知羨煞了多少人。作為家中獨子的他，曾經是父母眼中的驕傲，親戚朋友無人不誇他，說他将來肯定前途無量。他也成了父母在别人面前最好的談資。可如今，父母最害怕的就是在鄰裡親朋之間談起他，最怕的是别人問他們兒子在哪裡工作，收入多少。他們覺得說不出口。曾經讓他們驕傲的兒子現在的收入還比不上一個普通的大學生，甚至是一個藍領。“複旦研究生畢業，才這點收入，看來是沒混好。”别人會這麼想，父母覺得擡不起頭。父母的期望其實很簡單，隻希望兒子找份收入高又穩定的工作，将來衣食無憂，早日結婚生子。這是為人父母最簡單，最樸實的想法。而偏偏，張轶超不這麼想，他對這個社會的認識和對自我的認識不同于一般人。
2001年，還在讀研究生的張轶超，在學校辦着一份學生報紙。一篇關于北京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報道讓他驚訝，城市裡的學校居然會跟貧困地區的學校一樣，沒有好的教學環境，沒有優良的師資。他想，上海肯定也有這樣的農民工子弟學校，他也想試着去尋找這樣的學校，并且把它報道出來。
張轶超完全沒想到，那一天對農民工子弟學校的探訪會影響他的生活甚至是整個人生方向。從此，他的生活中再也無法抹去那些農民工子弟的身影。
張轶超得知離複旦大學不遠的江灣鎮有不少民工子弟學校。張轶超摸索着找去了，終于讓他看到了一所民工子弟學校。他驚訝地看到，這裡的教室昏暗，用黑漆刷成的黑闆，散落着的隻有半截的粉筆，破爛的課桌椅發出嘎吱嘎吱的響聲。這裡是教室嗎？這樣的教室居然出現在上海這樣一座大都市。張轶超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更讓他覺得揪心的是坐在教室裡的學生們。他沒見過這般吵鬧的教室，有的人在瞌睡，有的人在吃東西，唯有極少數人在聽課。學校裡師資有限，好的老師有幾個願意在這樣的環境中教這些不聽話的學生呢？而且這樣的學校都是民辦的，學校以利益為重，對于師資方面的支出能省則省。
見到此情此景，張轶超覺得這些孩子太可憐，同樣生活在這座大都市，上海的父母都盡力為自己的孩子創造良好的學習環境，而這些民工子弟，他們的父母忙于生計，他們隻能在這樣的環境下學習。一種使命感油然而生，張轶超決定要做些什麼來幫助這些學生，讓他們能學到更多。這種使命感伴随他至今。
放棄高薪，當志願者
有些觸動是刻骨銘心的，張轶超第一次走進民工子弟學校見到的畫面一直印刻在他的腦海中。更讓他無法釋懷的是，不久之後，他帶了一袋糖果去看望這些還在上小學的孩子們。老師将糖果抛灑空中，孩子們狼奔豸突般地争搶。然後，就有人打起來，就有人哭起來……張轶超眼眶有些泛紅。這些孩子現在他們可能年紀還小，還懵懵懂懂的，說不定哪天他們跟城裡孩子相比就會變得自卑，如果他們能得到好的教育，如果能建立健康、樂觀的世界觀，這将影響他們的一生。張轶超有了自己的想法。
張轶超和同學、朋友們說了自己想當志願者為這些民工子弟上課，當即得到了不少的響應。在張轶超的号召下，去農民工子弟學校上課的志願者漸漸多了起來。
當志願者勢必占用自己的時間。讀書的時候，業餘時間相對多些，跟同學們一起當志願者，彼此有個伴，也多了份動力。然而等到畢業後，大多數志願者沒有辦法再堅持這份志願者工作了。畢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做志願者發揮自己的愛心隻是生活的一小部分，而當這一小部分跟自己的生活的主旋律發生沖突時，大部分人選擇了放棄這一小部分。然而這一小部分，對張轶超來說卻顯得尤為重要。
經過在農民子弟學校當志願者的這一年，看到孩子們因為他的授課有所長進、改變，聽到孩子們發自内心地喚他一聲“張老師”，張轶超找到了他自己人生的目标――從事教育工作。在張轶超觀念裡的老師是傳統意義上的老師，傳道、授業、解惑，老師教會學生的不僅是知識，還要指引他們的人生，為他們樹立正确的人生價值觀。就是這樣一個美好的夢想一直支撐着張轶超。
2002年，張轶超畢業了，他應聘到一家民辦雙語學校當高中老師。這所學校是名副其實的貴族學校，高中一年的學費高達8萬元。學生們都将借助财富的力量，直接參加海外高校的入學考試，而不必面對國内的高考壓力。
很多人說張轶超能在這所學校當老師真是幸福，不但能享受學校一切先進的設備以及舒适的環境，就連學校的夥食都特别豐盛。而這裡的不少學生嫌學校夥食不夠好，每天中午由家中保姆送午飯給他們。這讓張轶超再次想到那些民工子弟。同樣是生活在這座城市的孩子，民工子弟和貴族學校的學生就像是兩個極端，巨大的差異時刻刺激着張轶超的内心，讓他無法平靜。如果他沒有去過民工子弟學校，那麼他或許會淡定地在雙語學校教書，享受這份舒适和安逸。但他見過了這兩種極端之後，他更加清楚他的使命有多重要，那些民工子弟絕對比雙語學校的學生更需要他。
他的生活開始在這兩種極端中徘徊。周一到周五的白天，他給那些“富二代”孩子上課，而晚上和周末都奉獻給了貧困的農民子弟。
雙語學校的學生能自信沉着走上講台做演講，主題是奶酪、葡萄酒，他們和張轶超探讨人類食物的采集方式。而那些民工子弟學生，他們大都害羞，說話低着頭，幾乎沒人會舉手主動回答問題。這就是差别。這些差别，時刻提醒着張轶超他正在做的事情有多重要。他明白，貧富差距有社會的因素，這是他無力改
變的。他能做的就是盡力去幫助這些民工子弟改變。他想着各種辦法。有一次，有位學生生日，張轶超把生日會搬到了課堂，想吃蛋糕的同學，必須說出過生日這位同學的一個優點。用這樣的方式，張轶超鼓勵大家去關注關心自己身邊的人，培養一種最初的公民意識。這些民工子弟學生通常都會為了得到獎勵變得積極一些。
孩子的改變需要時間，張轶超為此付出了自己所有的業餘時間。他忙得連談戀愛的時間也沒有。大學裡，跟他談了一年多的女朋友，就像很多大學情侶一樣，在畢業後就跟他各奔東西了。之後，跟他交往的女朋友沒有超過三個月的。還沒有一個女生能接受他對民工子弟全身心的投入。
雙語學校的收入不錯，工作沒兩年，張轶超每月就有七八千元的收入了。父母勸他把用在民工子弟身上的精力放在自己的本職工作上，應該會有更大的發展空間，收入肯定還能更高。同時，也該花點心思找個女朋友。張轶超能理解父母的想法，但他卻無法認同。從小，他性格溫和，說話慢聲細語，不了解他的人會覺得他是個好脾氣、容易妥協的人。事實上，張轶超的骨子裡有着一股倔強勁，他打定的主意誰也改變不了。學了哲學之後，更加固了他的自我意識。在他的腦海中，思想是自我的，是不為所動的，任何外界的因素都改變不了他。他可以心平氣和，耐着性子聽完父母的勸說，但最終他會堅持自己最初的想法。“這是我喜歡做的事情，是我認定了我該做的事情，我不會放棄。”輕聲一句話，卻有着不容置疑的堅定。父母知道扭不過他，也隻有随他去了。
自從開始工作後，張轶超就住在學校裡，周末才回家住兩天。一來，躲避父母對他的唠叨；二來，可以省下路上的時間。
随後幾年間，張轶超沒有停止過組織新的志願者加入他的行列。然而，困難一個接一個讓他去面對。有的民工子弟學校打着“複旦學子在此授課”的名号去招生，有的學校堅持不久就關門了。張轶超一直在想，要找到一個更好的方法去幫助這些民工子弟。
找一個不被世俗局限，跟他一樣能看到更廣闊世界的人
在張轶超的印象裡，《放牛班的春天》是一部詩一樣的電影，但是他從來沒想過自己有一天也會和電影一樣的傳奇。2006年的一天，他在農民工子弟學校上課，偶爾聽到一個學生在哼唱着歌曲，雖然這個學生的普通話有些不标準，但天籁般純淨的聲音深深打動了張轶超。他突然從記憶中翻出了《放牛班的春天》……
張轶超為農民工孩子請來音樂老師，組建了“放牛班合唱團”。他效仿電影中的那位老師，想用音樂打開孩子們封閉的内心，讓他們感受到快樂和自由，這将是陪伴着他們一生的财富。
果然，孩子們很喜歡唱歌。雖然一開始他們唱得不标準，但他們聽到音樂響起就會開心地一起跟唱，完全不像學英語時那般羞澀，不好意思開口。那一刻，張轶超覺得他做對了。那一年5月，隻有兩個月培訓經驗的孩子們在中福會少年宮登台演唱了《讓世界充滿愛》、《拯救世界》、《童年》三首歌曲，感動了無數觀衆。當台下觀衆豎起大拇指對他們說：“你們是最棒的。”這些孩子露出了自信的笑容。
這次演出，募集到了10萬元捐助。憑借這筆錢，張轶超租借了教室，在一個叫“久牽公寓”的小區租借了一套房子，給周邊的民工子弟開設免費的課程。除了英語，其他大都是跟音樂有關的課程，比如合唱、舞蹈、古筝、笛子、口琴等。張轶超聯系到有哪方面專長的志願者老師，就開設哪門課程。那時，無論是孩子們還是志願者，大家總會說“今天去久牽”。久而久之，“久牽”成了張轶超永久牽手民工子弟的一個夢想。因為要自己開設、安排課程，聯系志願者老師，諸多繁瑣的事務讓張轶超漸漸分身無術。張轶超做了一個讓人看不懂又大膽的決定――辭職，專心辦“久牽志願者服務社”。辭去雙語學校教師的職務，意味着他成了一個無業人員。
父母震驚、反對，同學們詫異、佩服。也有人用異樣的目光對待他，覺得他是做秀或是别有野心。然而，張轶超是個内心很強大的人，外在的任何言論都影響不了他。他的心裡已經堅定了自己的夢想。他不願意向現實妥協，也不願意用世俗的條條框框去限制自己的世界。是誰說，錢賺得多才是成功？張轶超隻想做讓自己覺得開心的事情。
然而，他依舊生活在這個現實的社會中。大多數人還是會以金錢去衡量一個人的能力。尤其是在尋找另一半的時候，張轶超不得不面對這一問題。
年紀不小了，父母能容忍他辭職做志願者，卻忍不住催促他早日找到自己的另一半，盡早完成自己的人生大事。張轶超并不排斥找女朋友，但他希望能找到一個理解他、支持他的女孩，然而一次次失敗的經曆告訴他，似乎很難。
父母朋友不斷為他介紹女朋友，安排一次又一次的相親。通常上海女孩們會直接或旁敲側擊地問他收入情況。遇到這樣的女孩，他不會再見第二面。他明白，這些女孩沒有錯，結婚過日子的确會面對現實的經濟問題，但他不希望他的另一半隻關心這些。他希望，有那麼一個女孩，能撇開世俗的觀念，跟他一樣能看到一個更廣闊的世界，能找到屬于自己真正的快樂。這樣的女孩至今還沒有出現。
為了夢想，不意味着就能脫離現實。為了生存，為了現實的生計，張轶超不得不在原來的民辦學校當兼職老師，收入少了一半，但他有更多的時間能夠投入“久牽”的工作中。
2008年，張轶超在浦東民政部門的大力支持下，注冊了“久牽志願者服務社”社團組織，并任社團的法人代表。成為了一名專職的志願者，張轶超終于不是一個無業人員了，但是他的收入和“久牽”其他三位志願者的收入是一樣的，每月2400元。他是“久牽”的負責人，為什麼不把志願者的工資定得高些呢？因為他清楚，每位資助者都希望自己捐的錢能最大限度地用在被資助者身上，而不是用在志願者身上。為了向每個資助者有交代，張轶超和其他三位志願者都甘心拿着這份低廉的工資。然而在幾位志願者中，他的學曆最高，他的事務最多，要聯系志願者，要找贊助，要關心每個學生遇到的難題，他卻不覺得自己的收入應該比别人更高一些。
11年歲月匆匆而過，張轶超得到了來自社會各界的肯定。然而，所有的肯定在他眼中都不及孩子們對他的肯定。因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這些孩子們，而不是為了讓自己得到社會的肯定。這就是張轶超，他有着自己獨特的不同于他人的價值觀。
“久牽”的孩子和他們的父母都覺得他們是幸運的人，因為他們遇到了張轶超。張轶超改變了很多孩子的命運。“做自己喜歡做的事，不放棄自我”是張轶超的格言，也是他對孩子們的期盼。
？？2012年，在上海東方衛視的春晚上，“久牽”的外來娃們登上了大舞台。張轶超在台下笑得很欣慰，他的堅持終于有了成績，他還會繼續在這條路上走下去。
這個社會不乏做善事的人，很多人做善事是因為他們有自己的宗教信仰，而支撐張轶超堅持11年的是他内心的信念。他撇開外界的紛擾，隻是做着自己覺得有意義，讓自己開心的事情。有時，看似偉大的事情，其實就是最簡單、純粹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