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縱之才
大師級美術家，一般有過人才華。張大千對形色的記憶力、感受力超凡。他看過很多真畫，且記得住，連細節都記得住。他擔任過北平故宮博物院古物陳列所國畫研究室指導教授，擔任過中國古書畫出國畫展審定，琉璃廠收的畫總要請他鑒定了才放心。他收藏極精極多，眼力非凡，在鑒賞上曾說過一番很不客氣的話：“世嘗推吾畫為五百年所無，抑知吾之精鑒，足使墨林推誠，清标卻步，儀周斂手，虛齋降心，五百年間，又豈有第二人哉！”在《大風堂名迹》序言中，大千自稱“一觸紙墨，便别宋元；間撫簽賱，即區真赝”。1957年，台北故宮精心挑選出了一套《故宮名畫三百種》，就被張大千客氣地挑出十八張“小有問題”的作品。這一方面有賴于民國故宮開放，古畫流動也較古代方便，古人不可能有今人的條件，亦如其自稱“惟（餘）事斯藝垂五十年，人間名迹，所見逾十九，而敦煌遺迹，時時萦心目間，所見之博，差足傲古人”；另一方面，大千過人的眼力、記憶力的确為畫史罕見。
也因為有這種天生之才，故張大千在仿古上亦獨步古今。張大千對古代各家各派的特點分析到讓人吃驚的地步。宋元以來各大家的作品，他可以做到一眼就能分辨，對石濤、八大山人更是心領神會。隻要看八大山人的簽名，張大千就能大緻判定出那是其何年的作品，出入不會過三年。他畫石濤，連松針用筆之起筆收筆的位置順序都有研究，且不說用清代紙仿清人畫，用清人印泥钤仿清人印章，叫後之鑒定者何以入手？
張大千臨摹敦煌的壁畫，其研究之精微，記憶之精準，也讓人歎為觀止。至今收藏于四川博物院那551件張大千及門人臨敦煌壁畫成品及粉本堪稱精細入微。張大千曾自誇：“别的我不敢講，但是我在敦煌臨了那麼多的壁畫，我對佛和菩薩的手相，不論它是北魏、隋唐，還是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以及宋代、西夏，我是一見便識，而且可以立刻示範，你叫我畫一雙盛唐時的手，我絕不會拿北魏或宋初的手相來充數。”也正因為如此，張大千仿古的神奇故事很多，如直接騙了黃賓虹、陳半丁這些鑒定大家，繪聲繪色，極為生動。故事歸故事，但一幅《溪岸圖》鬧得中外鑒定界沸沸揚揚卻是近些年的事。明明五代時期的作品，美國一些美術史家及鑒定專家一口咬定這是張大千制作的假畫。至今有傳說，國外各大博物館藏中國古畫中，有不少就是張大千造的假畫。可見張大千仿古的本事在今天已被誇張至神話級别，也讓人從側面看到張大千在鑒古仿古方面無與倫比的能力。
集傳統之大成
正因為有天縱之才，再加上強烈的好古興趣，張大千在繼承傳統上做出了前無古人的卓絕成就。徐悲鴻誇張大千為“五百年來第一人”。什麼“第一人”？集古之大成的第一人。那是徐悲鴻在1936年張大千38歲時為其畫冊寫序時說的話。此話不胫而走，以為大千地位之定評。其實，此階段僅為大千藝術道路上之第一階段，即集古之大成的階段。上世紀40年代初大千去敦煌考察近三年，此後風格大變，為第二階段；40年代去國外，創潑墨潑彩，揚名世界藝壇為第三階段，也是其藝術人生最為輝煌的階段。但悲鴻慧眼，僅第一個初始階段就已為其定位到五百年來第一人的崇高地位，其實乃佩服其在傳統繼承上罕見的才氣。從現存作品看，唐宋元明清名家之迹，不論院體或文人畫家之作，無不摹習；畫工畫、宗教畫，乃至一些時髦的時裝美人畫他也畫。加之從故宮藏畫看到民間收藏，最好之作甚至不惜重金以收之（如已成北京故宮博物院鎮館之寶的《韓熙載夜宴圖》），加上敦煌摹寫研究近三年對宗教畫的了解，張大千可謂在中國古代繪畫領域作了全方位深入的研究與繼承，然後集其大成而自出己意，并已有難得的創造。徐悲鴻或許早有洞察，故在序言中曆數大千廣泛的繼承後說：“其言談嬉笑，手揮目送者，皆熔鑄古今；荒唐與現實，仙佛與妖魔，盡晶瑩洗練，光芒而無泥滓。徒知大千善摹古人者，皆淺之乎測大千者也！”當大千經曆敦煌洗禮和國外遊曆而以大潑彩再創輝煌時，悲鴻之論，不亦有先見之智乎！
耐受寂寞的毅力
這種超乎常人的傑出之處，還表現在張大千具有一種超乎尋常的對寂寞的耐受力和不惜吃大苦的毅力。張大千20餘歲就以天才畫家的形象在上海脫穎而出，故經濟條件生活條件極好。而且他也喜歡熱鬧，家裡總是賓朋盈門。但即使如此，張大千沒有一天停過他的畫筆，在與朋友的交談嬉笑中作畫，是張大千的創作常态。最能看出張大千為藝術探索而自甘耐受寂寞的，是他兩年七個月的敦煌之行。20世紀40年代初，敦煌既無公路又無旅舍，既無電又無煤，戈壁沙漠氣候，夏天炎熱冬天嚴寒，連石窟前一條小溪水也是鹹的，加上狼群出沒，土匪橫行，從縣城去石窟得騎馬騎駱駝。張大千為了研究敦煌藝術，一家人連同門人撿柴種菜，三十裡外馱水運柴，一次從敦煌騎駱駝去榆林窟，路上隻能在荒野上露營，遇狼群，差點丟命……其艱苦之至今人難以想象。此外，他還花掉了五百條黃金的巨額費用以緻負債累累。如此堅持近三年時間，僅僅為了研究藝術！這種在艱苦中的堅持，這種一心藝術耐受寂寞和吃苦耐勞的罕見毅力，在古今美術史上亦難尋。影響後世的創造力
不論是天縱之才，仿古之能，專精之力，必須要形成巨大的無窮無盡并深刻影響後世的創造力才有意義。以此看張大千，則以全方位繼承傳統并集大成為首要成就；作為第一個系統研究敦煌的中國畫家并因其宣傳介紹而引緻國人的重視，“其天才特具，雖是臨摹之本，兼有創造之功……其為敦煌學領域中不朽之盛事”（陳寅恪），此乃當代文化史之重大貢獻；而吸收宗教藝術于文人畫，融色彩于水墨，實因敦煌藝術之開發而至大千本人藝術及藝術界之大變化；至于大千晚年因目力減退，乃以其巨大才氣，将錯就錯，創大潑彩藝術，又為中國畫藝術開一新生面。當然，如再加上其才情之豐，修養之厚，興趣之廣，遊曆之多，收藏之富，題材之博，技藝之精，風格之變，結構之繁，氣象之大，則張大千真可謂為中國古今畫史所罕見。就憑張大千85歲臨終絕筆，竟是一幅長約10米、高約1.8米技藝複雜的巨幅大潑彩山水《廬山圖》！僅此一舉，中國美術史上又有幾人？
天才加勤奮加毅力，再加甘于寂寞的不停探索，而成非凡創造力并深刻影響後世，乃大師形成之必要條件，張大千堪為典型。以此觀之，當今畫壇如若重炒作不重才氣，重花樣新奇不重傳統積累，重轟轟烈烈不重寂寞耕耘，甚至重官階地位不重創作實績，則要再出張大千，難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