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亞明：白天出去，不曉得晚上能不能回來
1996年12月26日，匡亞明同志與世長辭。次年，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匡亞明紀念文集》，其中收錄了原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同志撰寫的紀念文章《深切緬懷隐蔽戰線的老前輩匡亞明同志》，羅青長稱匡亞明是“曾在周恩來、陳雲等同志領導下工作過的我黨隐蔽戰線上的老前輩之一”。這時，大家才知道，我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教育家、《大衆日報》創始人匡亞明同志，在他的革命生涯中還有如此令人驚心動魄的經曆。
現在我們知道，匡亞明同志在隐蔽戰線上的工作分為兩段：一是1926年到1937年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時期，一是1942年到1945年在中央情報部工作時期。
1927年至1937年十年内戰時期，國共之間隐蔽戰線激烈較量，而此時的上海是中共白區工作和隐蔽戰線工作的主戰場之一。在極端險惡的環境中，在白區堅持鬥争的共産黨人既要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搜捕，還要随時警惕和防止叛徒的告發與出賣；既要面對黨組織随時可能因遭到敵人破壞而陷于失去組織關系、孤軍奮戰的境地，還要忍受因此而來自于黨内的懷疑和不信任。這些情況，匡亞明都曾遇到過。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期間，匡亞明曾四次被捕入獄，既遭受過酷刑，也曾被長期關押。匡亞明同志與那些堅貞不屈的共産黨員一樣，憑借忠貞的信仰和鋼鐵般的意志，保持了一個共産黨員的氣節，完成了黨交給的任務。
匡亞明曾回憶，在白色恐怖籠罩下的1928年1月，“當時處境很危險，白天出去，不曉得晚上能不能回來”。大革命失敗後，黨内滋長着一種左傾情緒，奉行以城市暴動為主的左傾盲動主義，位于上海的江蘇省委便要求上海和南京等地舉行工人暴動。時任共青團江蘇省委委員和團閘北區委書記的匡亞明，在開會時表示反對無準備無群衆基礎的罷工和暴動，引起江蘇團省委某些人的懷疑，認為匡亞明是“叛徒”，于是派中央特科紅隊除
掉他。紅隊隊員的子彈正中匡亞明的門牙，但因距離較遠，匡亞明幸免于難。此事驚動了上海巡捕房，國民黨特務聞訊尋到醫院來，借機千方百計挑撥、離間，并誘使匡亞明投降。匡亞明嘴部受傷不能說話，但内心十分堅定：誤傷也是我們共産黨内部的事情，決不受敵人挑撥，決不向反革命投降。特務認定匡是共産黨的大幹部，在病房外派三班倒的特務看守他。匡亞明一直不能說話使敵人放松了警惕，傷未痊愈，匡亞明伺機逃出了醫院。
到4月，黨内的左傾傾向得到糾正，上海幾個熟悉匡亞明的區委書記聯名緻信中央申訴該槍擊事件，原江蘇團省委因此受到中央批評并進行了改組。雖因槍擊事件身體遭受嚴重摧殘，雖因遭到來自黨内的無情打擊和不公正對待而難免感到冤屈，雖因受傷不得不暫時離開工作崗位，但匡亞明沒有消沉，而是利用這段時間堅持寫作，寫出了一批揭露黑暗、呼喚光明的文章與文學作品，在上海文壇産生了一定的影響。
匡亞明後來回憶：“我被捕共四次，兩次判了刑，兩次沒有證據，保釋了。我在上海坐牢，坐了一年多，轉到蘇州反省院，又轉浙江，再轉南京。七七事變以後，國共合作，中共在南京設立八路軍辦事處，反省院中的共産黨員，隻要周恩來開出名單，就能釋放。”
随着國共統一戰線的建立，匡亞明輾轉來到山東根據地，根據山東分局的指示，領導創辦了《大衆日報》。1939年秋，大衆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匡亞明随郭洪濤等山東七大代表團赴延安。他不是七大代表，随團西去延安目的是解決自己的組織問題。
經過一年多的跋涉，匡亞明一到延安，就去中央組織部報到，說明情況。部長陳雲派幹部科科長王鶴壽與匡亞明談話，王鶴壽把他的曆史問題一一列出來，逐個進行調查并取得證明材料。經過反複調查分析後，中央組織部得出了由陳雲和李富春共同簽署的結論：确認匡亞明是經過艱苦工作和監獄鬥争考驗的好同志，恢複其1926年以來的黨齡，分配到中央情報部工作，任部長康生的秘書兼第四室副主任。
解決了組織問題後，匡亞明再次投身到隐蔽戰線之中。隐蔽戰線的工作不僅包括像《潛伏》中餘則成那樣潛伏在敵人心髒曆艱犯險地搜集情報，也包括身在後方從浩如煙海的公開材料中抽絲剝繭地尋找有用的信息。匡亞明領導的四室——政治研究室正是從事這種工作，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加強對于曆史、環境、國内外、省内外、縣内外具體情況的調查研究。
匡亞明在四室工作期間編寫了一套《什麼是……》教育叢書，有十幾本，比如什麼是三青團，什麼是軍統、中統，什麼是CC複興社，什麼是閻錫山犧盟會等等，以通俗易懂的語言澄清了大家的一些模糊認識。比如在《什麼是CC複興社》中，匡亞明經研究認為，它是由國民黨派生出來的黨内派系組織，他們也進行情報、偵察、反共等活動，但不等于就是特務機關，是黨派問題，不是特務問題。
經過一段時間的工作，他學習中央的文件并結合自身的工作，在《解放日報》上著文《論調查研究工作的性質和作用》，将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進行了思想上的總結和理論上的提升，認為調查研究是決定革命行動的依據。這篇文章發表後，得到了毛澤東主席的肯定，指定為延安整風的學習材料之一。
解放戰争時期匡亞明把這個工作方法帶到了大衆日報，成立了專門的研究部，這在當時的黨報工作中是一個創舉。新來的沈梅珠被分配到研究部後不高興，堅決要求上前線上戰場采訪。匡亞明笑眯眯地說：“我講個故事吧。”
他說，在延安時，有個中央首長的秘書被調去做資料工作，秘書表示不願意。首長說，那你去做敵工工作好嗎?秘書很高興問什麼時候去，首長點着小同志的鼻子說，就請你在圖書館裡做敵工工作。幾年後，這位秘書成了延安的“國民黨組織部長”，要問他哪個國民黨将領的情況，幾分鐘後就可以得到答案。匡亞明沒有講一句大道理，用一個生動的故事說服了小同志。這個故事也是匡亞明對自己在情報部工作的生動描繪。
果然，大衆日報的研究部很快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當時的研究部部長吳寶康就在軍事形勢研究上下了大功夫，他在牆上挂一張全國地圖，每天根據新華社的軍事新聞，了解各戰場的戰争得失情況及敵我雙方的死傷俘數字材料，我軍每攻克一座城市、殲滅一部敵人，他就在相應部位插上一面小紅旗，算出彼此力量的消長增減。積累多了，敵我雙方的形勢在圖上一目了然。吳寶康根據統計數字還繪制了不少形勢圖，如以徐州為中心的戰争形勢圖，《大衆日報》上1946到1948年的形勢圖都是他親筆畫的。他寫的分析性報道《華東殲敵數字證明蔣介石的重點進攻必将加速他的失敗》(1947年5月31日)，是較早運用統計分析方法的新聞報道——從統計數字看戰局變化，報道中運用數字分析得出了國民黨軍的“重點進攻”已經破産，此稿後由新華社總社向全國播發。
解放戰争時期，匡亞明(左五)和恽逸群(左六)在大衆日報社與同事們合影.恽逸群：打入“岩井公館”屢立奇功
1946年底，恽逸群率《新華日報》(華中版)全體同志千裡迢迢從華中來到山東，全體并入《大衆日報》，恽逸群任《大衆日報》總編輯，此時，入黨幾十年的恽逸群投身到正面戰場才兩三年。而此前，他奉黨的命令打入岩井公館的傳奇經曆，是我黨隐蔽戰線上的傳奇。
1942年隐藏在上海滿鐵的中共情報小組遭到破壞，中共情報人員不畏艱險，繼續打入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門。日本駐上海領事館特别調查班，對外掩護名稱為“岩井公館”，負責搜集情報，進行特工活動。特别調查班的班長由日副領事岩井英一兼任，但實際主事的是中共秘密黨員、多面間諜袁殊。
1942年初，恽逸群奉潘漢年之命從香港返回上海，繼撤出的劉人壽同志打入岩井公館，擔任中國編譯社社長，為岩井公館所辦的《新中國報》《政治月刊》等報刊提供文稿。恽逸群以其特殊的身份，運用委婉手法，揭露日僞的醜态和國民黨頑固派反共的本質，批駁投降論；甚至還通過專文的形式，把岩井公館電台收錄的延安廣播内容，用明貶暗褒的筆法加以傳播。這在上海淪陷後，日軍嚴密控制新聞、日僞大肆宣傳和平論的環境中，無疑是占領了一塊陣地。最重要的是，恽逸群通過這個特殊身份，還收集到日本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大量情報。恽逸群一直工作到1944年10月被日本憲兵逮捕才停止。
進入潘漢年情報系統之前，恽逸群自1935年起就在中央特科高原同志領導下從事地下工作。他利用新聞記者的身份，向黨提供了大量情報，如國民黨内部情況、各派之間的鬥争、親日派和親英美派之間的矛盾、敵僞内部的情報等。恽逸群為保證安全，把所獲情況都強記在自己的腦子裡，有些特别重要的，隻在報紙上或其他地方做幾個暗号，在與高原接頭時，坐下來就寫，寫好馬上交給組織。
倚馬可待的寫作方式，令所有跟他同過事的人都印象深刻。1947年下半年，戰争形勢發生根本變化，國民黨部隊大量被殲，恽逸群能夠安穩地坐下來寫文章了，于是他應大衆日報所屬的山東新華書店主辦的雜志《新華文摘》之邀，寫出了《三十年見聞雜記》在雜志上連載，總計九萬餘字。難能可貴的是，當時他手頭并沒有任何現成的資料，是多年地下工作練就的博聞強記使他全憑記憶寫下來的。在文章中，他不僅惟妙惟肖地給蔣介石畫像，還詳細剖析了何應欽、陳誠、胡宗南、白崇禧的情況，以及CC、藍衣社、軍統、“新太子派”的内幕，還有其他各派系的曆史與現狀，彼此間的矛盾與糾葛等等。後以《蔣黨真相》為名結集出版後，這本書以它内容豐富、材料翔實、剖析透徹而風行于解放區，如今已成為史學工作者們編寫民國史的重要參考資料之一。
1948年濟南解放，恽逸群率領大衆日報社進入濟南後，即奉華東局的命令率部創辦濟南市委機關報《新民主報》。當中央公布43名戰犯名單時，社長兼總編輯恽逸群提出報紙上對每個戰犯都要作一個介紹，編輯部長王中說弄不全，他說到資料室去查。結果資料室把存的資料翻了個遍也弄不全，他聽了彙報後對王中說：“好好，你睡覺去吧。”次日王中醒來，新印出的報紙已在床頭，打開一看，43個戰犯的介紹一個也不少，每個戰犯的姓名、籍貫、年齡、簡曆、現任職務等應有盡有。這是怎麼查出來的?等王中一問才知道，是恽逸群全憑記憶自己寫的。王中佩服他的記憶力非一般人所及，也就此得知他是過去搞情報工作練出來的。《四十三個戰犯介紹》一文，解放區各報競相轉載。
張黎群：英勇的紅岩兒女中的一員
張黎群曾在重慶長期從事地下工作，直接受周恩來領導下的南方局領導，是英勇的“紅岩兒女”中的一員。抗戰勝利後因為身份暴露不得不撤到解放區，并随華中局一起北撤到山東，進入大衆日報社任時事版主編。
在推翻國民黨統治的鬥争中，中國共産黨人進行了兩個戰線的鬥争：公開的武裝鬥争和隐蔽的地下鬥争。對地下秘密工作的任務，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曾這樣總結說：“公開工作之外，還要有秘密工作與之相配合，這就是黨的秘密組織工作，群衆的秘密組織工作(作為群衆公開組織的核心)，黨派的秘密聯合行動，秘密的情報工作，公開組織與公開鬥争的事先秘密準備等。”在毛澤東所概括的秘密工作五大任務中，最重要的是在政治上争取敵占區的人心，地下工作者多數在搞工運、農運、學運和秘密的統戰，發動和組織群衆擁護共産黨。張黎群在中央南方局就曾主要負責青年工作。
他是怎麼暴露的呢?
1945年自5月開始，連續四個月，國統區有510餘名革命知識青年奔向中原解放區參軍參戰，投身革命工作，這是周恩來“積蓄力量”的戰略“存折”上，一次性支付的一大筆寶貴财富。這個艱巨的“工程”是由當時的中共南方局青年組成員張黎群主持的。
1944年冬，周恩來批示青年組采用“公開号召和秘密進行組織工作相結合”的方針，承擔“動員青年到解放區去參加工作”的任務。青年組組長劉光決定由張黎群具體負責組織和運輸工作。1945年初，南方局工委書記王若飛出題目，張黎群在《新華日報》發表《革命青年的崗位在前線》，文章在青年中引起了強烈反響。在6、7、8月三個月裡，張黎群組織的500多名進步知識青年分批徒步跋涉數百裡，安全到達解放區。
與此同時，青年組還發動“革命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運動，也是由張黎群具體負責。根據周恩來指示，他在《青年生活》專欄上發表《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提出“知識青年的崗位在農村”的号召。
1945年1、2月，第一批去農村的進步青年有56人，分布在15個點上。4月，南方局作出關于“創建川鄂邊革命根據地，準備打遊擊”的決定，張黎群率工作組深入川鄂邊，積極開展工作，并很快取得成效，川鄂邊區革命形勢為之一新。這項
工作接近尾聲時，經工作組組織的去農村進步青年達136人，分布在31個點、27個縣區，他們與當地黨組織結合開辟和發展工作，建立了一批“兩面政權”，掌握了一定數量的武裝。
就在這時，南方局得到内線情報，說特務的報告中有“張黎群供稱”的字樣。所謂供稱者，向敵特“招供”也，亦即叛變了!果真如此，
則張黎群主持并掌握的動員500多名大學生、中學教員和青年知識分子赴中原參軍，主持革命青年下農村開辟工作，掌握大後方革命青年數十個據點等等都将形成嚴重的破壞性威脅。
1953年，張黎群在中國青年報社恰在此時，重慶特務造謠說，川鄂邊界抓獲青年共黨嫌疑分子多少名；有一對身份秘密的黨員夫妻，是張黎群應組織要求幫助他們介紹了職業，晚上丈夫夢呓大呼“特務來了，快跑”，二人慌忙奪
門而逃，夜黑風高，竟緻失散。組織一查，又與張黎群有關。這些信息集合在一起，為慎重起見，張黎群接受組織調查。
調查由王若飛同志親自主持。王若飛問張黎群：“南方局得到情報，說你出了政治問題。”張黎群激動得全身發抖：“這簡直是禍從天降，無中生有嘛。”他“雙眼充滿淚水，雙唇緊閉，牙關緊咬”，向王若飛要求“我們上山去，把事情弄清楚”。經過兩個月的嚴密審查，由南方局王若飛、于江震、錢瑛向張黎群宣讀書面結論：“張黎群同志工作很積極，群衆工作有成績。此次進行政治審查，沒有問題。”
原來，1945年9月，我黨打入國民黨高級特務機關的同志，在機關辦公桌上瞥見一紙公文，上有：“共幹張黎群供稱共黨青運方針……”字樣，該同志設法将這個情況呈報了南方局，南方局十分重視，曾一連兩次指示這位同志查明情況。我潛伏同志查明，敵特從公開出版的報紙上所登的張黎群署名文章中尋章摘句湊成一份報告，為了邀功，便使用了聳人聽聞的“供稱”。但他在進行更深入的調查時，引起了敵特機關的懷疑，他的調查隻能中止。
在南方局對張黎群的審查期間，除了回答上百個問題外，張黎群還寫了題為《我參加青年組工作十個月的叙述及檢讨》的材料，達91頁。這份報告十分重要，将由王若飛帶到延安存檔。然而，1946年4月8日，王若飛同志在赴延安的飛行中飛機于黑茶山失事不幸遇難，報告因放在一個鐵盒子中卻幸存下來，有明顯燒灼痕迹的報告現在成為研究青運史的重要資料。
1947年8月，國民黨範漢傑部大舉重點進攻膠東解放區，9月1日占領諸城、日照，此時，大衆日報社駐地北距諸城僅40裡。大軍壓境，形勢十分緊急。9月12日，報紙被迫暫停，報社編輯部縮編随華東局轉移。其他人員分成四五部分分散轉移。當時是常駐濱北地委的記者辛冠潔“收留”了分散轉移的時事版主編張黎群和康英等人。辛冠潔拍着胸脯跟他們說：“來了好，跟着我，保吃，保住，保喝，保命!”
一開始，報社同志們跟着濱北地委、分區行動，上午九點蔣軍出城，向我駐地村莊進軍，我小部隊且戰且走，待到下午兩點，蔣軍向後轉了，同志們又回到原駐地，就這麼拉鋸十幾天，大家深感長此下去無所作為，不是個辦法。
“報紙沒有了，那怎麼能行呢?看到和看不到《大衆日報》是有關軍心士氣的問題。”
他們就找到了當地地委負責人李仲林、張炎商量，馬上開會研究一緻同意，并決定由地委宣傳部長燕遇明負責，由地委印刷廠印刷，地委電台負責抄收電訊，還有地委宣傳科長辛純、機要秘書張一萍也參加，張黎群當編輯主任，辛冠潔當副主任，宣傳部長燕遇明當社長。大家齊心協力，日以繼夜地采訪編排。就這樣，大衆日報濱北版正式出版，名字叫“濱北大衆”，開始三天一期，每期兩個版，以後出日刊，直到本報複刊，從而填補了報紙備戰時期的空白，堅持為讀者服務。
報紙出來後，濱北軍民十分歡迎。不久華東局發現了，不知這張報是誰辦的，怎麼辦起來的。拿着報紙翻來覆去地看，讨論來讨論去，認定這張報紙決非敵人假冒，而是出自我們自己人之手的一份好報紙。于是就查為什麼沒有上報審批，到頭來查明，是濱北地委審批的，因戰事緊急，就先斬後奏了。後來不但沒批評，張黎群、辛冠潔他們還因臨機處事、主動作為受到了表揚。
張黎群投身到新聞戰線上後，先後轉戰數家報社，從《新華日報》到《大衆日報》，又從《大衆日報》出發，先後參與創辦《新濰坊報》和《山東青年》前身的《青年文化》，這是新中國成立時期誕生的全國第一張青年報，并進而參與創辦了《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