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最著名的商業中心之一，北京王府井步行街擅長以快取勝：錢和商品的流通很快，消費和審美潮流的疊代很快。如果說時代是一條河，那它流經的王府井大街，無疑是段急流。不過這并不意味着“快”統治了這裡的一切。
總部位于王府井大街180号的中國照相館像是急流裡的一塊石頭，被沖刷了80年，卻沒移動多遠。它鑲嵌在室外的橫豎3塊招牌已嚴重褪色，18年來未曾翻新過；櫥窗裡的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3幅28英寸金框着色标準像，在大部分90後還沒出生時就擺放在那裡了。時光在走近它時，仿佛突然慢了下來。隔着喧嚣、繁華的大街，中國照相館成了一個分界線：外面是快的，裡面是慢的；外面是大時代，裡面是小時代。
為“中國”拍照
這家80年前由江蘇武進人吳建屏創建于上海、因拍攝電影明星和國家領導人而知名的照相館，以自己的節奏，和王府井大街以及時代保持着相對穩定的時差。那些挂在牆上的不同時期的老照片、傳統的攝影技巧和修片方式，乃至新老攝影師之間秉承數十年的“師徒制”，在構成它舊的一面的同時，也彰顯着它的淡定和不慌不忙。
在這裡拍一張證件照或合影的價格堪稱昂貴，從數百元到上萬元不等，卻不妨礙前來照相的人排起長隊。有人甚至把在這裡拍夫妻合影和全家福當成一項長期而固定的生活儀式。
2017年4月29日，明星雲集的央視文化情感類節目《朗讀者》裡出現了一對素人夫婦93歲的王起洪和88歲的吳文霞。當期節目主題詞是“那一天”，其中一個單元為中國照相館而設。中國照相館攝影師姚建中在鏡頭前回憶了父親姚經才為周恩來拍照的那一天後，話題轉到了王起洪和吳文霞伉俪的那一天1947年10月12日。
那是他們結婚的日子，之後，夫婦倆制訂了一個“5年計劃”每5年到中國照相館拍一張照片。除了夫妻合影，他們還經常召集全家人去拍全家福。兩人從黑發拍到白發，從兩人世界拍到兒孫繞膝。他們不斷變化的發型、服飾、表情裡，裝着一個“中國”。2017年是他們結婚70周年。節目裡，夫妻倆一起朗誦了木心的詩《從前慢》：記得早先少年時/大家誠誠懇懇/說一句，是一句……從前的日子變得慢/車，馬，郵件都慢/一生隻夠愛一個人……
中國照相館的不少客戶是回頭客，王起洪和吳文霞夫婦尤為典型。
對很多老北京人來說，中國照相館跟四聯美發一樣，曾是他們往日生活的一部分。生日、結婚、重大節日……為了留存人生中一些重要時刻，他們一次又一次走了進去。
和當下的“慢”不同，幾十年，中國照相館一度是走在時代前沿的流行時尚風向标。
1937年，中國照相館在上海靜安寺路88号開業，取名“中國”，源自創始人吳建屏在特殊時期對國家工商業振興的寄望。當時上海文藝事業畸形繁榮，借助為陳雲裳、梅熹等當紅明星和社會名流拍照，中國照相館快速成名。
1956年，為支援首都北京服務業發展，這個海派味十足的照相館搬到北京，變集體所有，并在周恩來的授意下，選址王府井。
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國照相館在拍攝、沖版、修底工藝等方面，都是其他各家照相館模仿的對象。剛遷北京時，因為能拍攝洋氣的婚紗照，被很多年輕人追捧，有人甚至徹夜排隊。櫥窗宣傳照上模特的發型和服飾，更是引領一時潮流。
甚至連周恩來也曾出現在排隊拍照的隊伍之列。那是1956年12月的一天，中南海照相科科長侯波、衛士長成元功陪同周恩來到王府井照相，最終選定的标準照被用于外交出訪，後來還被當作遺像。之後，越來越注重個人形象的國家領導人，如劉少奇、朱德、彭德懷、林彪等，也相繼走進中國照相館。
20世紀90年代一個偶然的契機，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3幅領導人照片被擺放了出來。“擺完以後，他們就成了我們的一個象征，一直到今天都沒撤下來。”62歲的攝影師于方敏說。
時至今日，仍有一些老藝人和政治人物前來拍照。2002年開始，中國照相館開展了一項新業務為“兩會”委員拍照。先是北京各區的“兩會”，然後是北京市的“兩會”，再往後是全國“兩會”。每年，照相館都會派出幾個小組駐紮在會場服務台。
“師徒制”的變遷
中國照相館現有80名左右攝影師，其中近一半是老人。像于方敏這樣達到退休年紀的，占30%到40%。他們奠定了這家照相館的基本氣質。
“師徒制”曾是中國照相館最核心的業務傳承模式。1938年，吳建屏收徒時，師傅、師娘端坐正堂，3名弟子在紅毯上跪拜磕頭，敬酒獻茶，當着保人在關書（舊時進商店當學徒或進戲班學藝時訂立的契約）上畫押。學徒“三年零一節”，其間不能回家探親，照相館管食宿，不發工錢。
1992年進入中國照相館前，于方敏在王府井大街的風光照相館工作。從16歲的學徒到專業攝影師，這段路于方敏走得比現在的大多數年輕人都要長。
當年若幹學徒裡，于方敏自認勤快，“所以師傅一看就願意教”“師傅們照相，去給師傅們打雜打下手，好幾年呢，後來慢慢地才學着拿座機拍照”。
傳統拜師禮，後來慢慢過渡為簡單的敬茶儀式，到現在，隻剩下“口頭上說一聲了”。在于方敏眼裡，傳統的學徒制磨性子。他認為年輕人最缺這個，他們習慣于把“做了”看作是“做好了”，“你得鑽，弄得比别人更好才行”。
中國照相館170多名員工，絕大多數是北京人。年輕人心浮、面兒薄，為了讓一個工作了五六年、家在外地的女孩兒踏踏實實地工作，工會領導正讓大夥兒張羅着為她介紹北京的男孩兒。
現代社會早已淡化了舊式的師徒關系，但中國照相館依然在努力營造一個微型的人情社會。“我們的核心競争力還是人，年輕人的心得放在這兒，首先福利在那兒呢，然後是親情。”中國照相館總經理助理許建波說。
“不流行也是一種流行”
對于某些人而言，走進中國照相館、由專業的老師傅拍照，已成為日常生活儀式的一種。
“添丁加口，再比如每年過生日，或者孩子出國、回國、結婚，還有老人做壽，這些重要的節點，人家都希望能留下一個永久紀念，做一個記錄，然後把照片收藏起來，或挂在家裡……人越多的大家庭，尤其老人在的三代同堂，很願意住宅裡邊兒有這麼一個物件兒。”中國照相館海澱店部門經理、1983年出生的吳旭東介紹。
“不流行也是一種流行”是他對這家店鋪在這個時代仍能遊刃有餘的解釋。
在中國照相館的一群老攝影師眼裡，照片的真實要大過于美。“上我們這兒照相他不是說我想怎麼美，我想要一個什麼網紅臉的效果，那樣的話他不會上中國照相館。”50歲的王娟是1979年“托關系”到中國照相館的，她認為，标準絕對不是完美，而是既要符合人體骨骼構造，又要自然，“有的東西修完了以後是好看了，但不是你了。有真實感的東西，你能看進去，能琢磨它。那些像畫似的、修得太好看的東西，隻是一個時效性，就是現在流行、覺得不錯，但是過幾年再看那片子，看不進去了，特别浮，沒什麼内容。”
中國照相館當下主要收入來源是全家福和傳統的兒童大頭照。據中國照相館數據顯示，兩項業務在當年各項收入中排名第一和第二，加起來超過當年業務總收入的70%。傳統業務重新受到市場青睐，在他們的預想之外。
大約在2005年前後，全家福家庭合影開始興起，中國照相館的業務量進入快速增長期。2011年王府井總店為迎合顧客的懷舊情緒，順勢作出細微調整，比如改用傳統花邊刀裁切大頭照相片，以及增加上世紀普遍用于插放相片的卡紙，還通過數碼技術，仿照傳統在照片上加“百天留念”“周歲留念”的金色字樣。
依靠全家福和兒童攝影，中國照相館完全可以借助當下火熱的創投環境，謀求更大的發展，但它看上去仍舊是不慌不忙。“能拍好照片，就是我們最大的心願。”于方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