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早在公元前1世紀時，中國很多産品就經由“絲綢之路”傳入歐洲。據說羅馬皇帝恺撒曾有一次穿着中國的絲綢袍子去競技場看表演，并引起轟動。在18世紀，中國的絲綢、瓷器、漆器等商品更趨完美，絲綢輕盈亮麗，瓷器巧奪天工，造型别緻，對西方人來說一度是非常高檔的類似藝術品的物件。瓷器進入歐洲以前，西方人日常應用的器皿多以陶器、木器和金屬為主。輕薄的瓷器一傳入歐洲，便成為熱銷物品。最初的瓷器價格昂貴，比如在埃及和阿拉伯，幾件瓷器甚至可以換一個奴隸。
瓷器的制作工藝長期以來對歐洲人是個秘密，葡萄牙人曾猜測瓷器的原料是貝殼、蛋殼和石膏。後來，在華的傳教士偷師學藝，把瓷器制作、養蠶及制造絲綢的技術傳回歐洲。16世紀，意大利、法國已能夠生産絲綢。歐洲的絲綢在質量上不久就能與中國貨相當，卻仍然常常采用中國圖案，比如龍、鳳、花、鳥等，開始時還特别注明“中國制造”以利銷售。歐洲絲織廠的絲綢畫師們，手裡都還有一本《中國圖譜》作為模仿的藍本。
歐洲人也很快學會了制作瓷器，巴黎附近的賽弗爾、荷蘭的戴爾伏特等是歐洲著名的瓷器工場。荷蘭人制瓷時，往往繪上龍鳳、鹦鹉、仕女、寶塔、亭榭、夜宴、采茶女、着中國官服的人物等，以“山寨”中國瓷器。18世紀法國和歐洲流行的以精緻細膩、柔和纖弱為特征的洛可可藝術風格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進口中國物品的影響。
發現了到東方的航路，葡萄牙人居功至偉，他們也因此最早和中國開展貿易。本來手镯和吊環之類的裝飾品多由黃金珠寶制作鑲嵌，可是在當時崇拜中國物品風潮的影響下，王後、公主的手镯一度是用瓷器制作的。葡萄牙國王以中國瓷器作為禮物贈予意大利君主；王後以在中國訂制的帶有自己肖像的餐具獎勵有功将士。1662年，英王查理二世與葡萄牙王室聯姻，葡萄牙公主把大量瓷器作為陪嫁品。
除了瓷器，中國的屏風、箱櫃等漆器也享譽歐洲，法國作家塞維涅夫人在她家裡一個螺钿鑲嵌的中國五鬥漆櫃上，寫出了著名的數十封緻女兒的信。茶葉也是歐洲人特别喜好的一樣中國商品，荷蘭東印度公司1650年把茶葉引入歐洲，後來歐洲的茶葉絕大部分是由中國進口。飲茶逐漸成為風尚，遍及歐洲王室和上流社會。18世紀，茶葉就成為英國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甚至被譽為“所有醫生公認的最佳飲料”。“中國熱”也延伸到女王宮廷。作家丹尼爾·笛福就描述說：“女王本人愛好穿中國服裝，屋裡充滿了中國元素。”
中國物品擺設在英國也成為品位的象征，因為隻有财力雄厚，才能從遙遠的東方舶來中國物品。宮廷裡面往往要挂上幾幅中國圖案的絲織挂毯，擺上多件中國精美瓷器。收藏中國瓷器成為英國貴族的風潮。至今我們仍可在英國許多地方的王宮貴族府邸裡看到當時收藏的大量中國瓷器。
法國國王路易十四也是一個“中國迷”，1670年，他甚至在凡爾賽建了一座“中國宮”。宮内，檐口楣柱、牆角、屋頂都貼着中國風味的瓷磚，室内擺放着中國圖案的青花瓷瓶、綢帳與金流蘇等。1700年1月，為了慶祝新世紀的到來，路易十四在凡爾賽宮金碧輝煌的大廳裡舉辦以“中國之王”命名的盛大舞會。法國的貴族和上流社會顯貴齊聚一堂。當昂揚的音樂奏響後，身着中式朝服的路易十四坐在一頂中式“八擡大轎”裡粉墨登場，全場一片歡騰。在王室的示範下，貴族宅邸紛紛擺設中國瓷器；貴婦們搖起了中國折扇，穿着中國風格的絲綢面料鞋子；巴黎街頭也出現了中國轎子。1755年8月20日，伏爾泰以趙氏孤兒為原本而編著的五幕悲劇《中國孤兒》在巴黎首演，盛況空前，當日票房收入達到平時的四五倍。
衣食住行等形而下的物件之外，歐洲人對中國文明也感興趣了。那個時代，歐洲正處于文明交替時期，對域外文明表現出一種非同尋常的研究興趣，中國的儒家哲學等因此成為關注重點。法國、英國和普魯士（德國）等國設立的科學院有大批學者研究中國。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發明微積分和二進制據說就是受到《易經》的啟發。
法國學者維吉爾·比諾曾描述說：“當人們翻閱18世紀法國思想家、經濟學家撰寫的作品、遊記或報刊文章時，會驚訝地發現中國的名字是如此頻繁地出現，激起了那麼多的贊譽之詞。”啟蒙運動領袖伏爾泰把中國理想化，以此作為批判法國舊制度的參照物，他贊譽說，中國人的曆史書中“沒有任何奇迹，沒有任何得到神啟的自稱半神的人物”。
傳教士們還把中國的科舉制度介紹到歐洲，在曾德昭所著的《大中國志》中，有一章講述中國的科舉制度，歐洲人耳目随之一新。那時歐洲的政府官職一般是世襲的，而中國用每年舉行一次考試的公正辦法來遴選官員。在傳教士和學者的渲染下，孔孟之道在歐洲人眼裡成為一種先進思想，中國成了一個令人神往的“理想國度”。
法國文學批評家居斯塔夫·朗松認為，中國之所以在18世紀的法國受到歡迎，主要是其道德觀迎合了當時法國人的精神需要。那是一種不是建立在宗教教條和超驗原則基礎上的道德觀。伏爾泰認為這種倫理學“嚴格，同時合乎人情”。重農學派學者魁奈也是一位中國迷，幾乎言必稱孔子，對中國文化頌揚備至，認為中華文明是符合自然秩序的完美典範，他也因此獲得“歐洲孔夫子”的雅号。
當時，并非所有人都迷戀中國，孟德斯鸠和盧梭就曾批判古老中國的“專制和愚昧”。到了18世紀後期，随着對古老中國的了解更為全面，“中國熱”開始退潮。
圖/景德鎮窯廣彩聖經故事圖盤編輯/穆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