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文化作為社會部分人群的精神撫慰方式，具有一定“合理性”，而一些新興傳媒平台和逐利資本會利用其“誇張性”吸引眼球、帶入流量、獲得回報，使得亞文化的“虛飾性”“表演性”變本加厲，更加扭捏作态，從根本上背離亞文化本身的“合理性”。
“天下無不可變之風俗”，人類的主流文化如同大江大河，總是在融彙各種涓涓細流之後，才有大江東去的生命力。堅守主流價值底線，同時開放包容、積極疏導，方能化解互聯網時代亞文化對主流文化的沖擊，在主流引導下多元文化互動共生，使得主流文化更加具有兼容性和共享性。
在去中心、去門檻的互聯網時代，網紅、直播、遊戲、粉絲、說唱、街舞、同人漫畫、霸道總裁文……各種與正統、傳統主流文化形态相去甚遠的亞文化形态，在青少年人群中呈現出一種“主流化”傾向，這一現象值得高度關注、深入分析和理性面對。
客觀認識亞文化現象
亞文化，通常是指種種非主流、非普适、非大衆的文化，體現為某些特定年齡、特定人群、特定職業、特定身份、特定生活圈子和生活狀态的特定文化形式、内容和價值觀。比較常見的如嬉皮士文化、粉絲文化、嘻哈文化，以及爵士音樂、搖滾音樂等，常常在不同時代被看作亞文化現象。亞文化群體，許多是所謂“弱勢群體”“邊緣群體”，其中規模最大、影響最大的亞文化則是青少年亞文化。
與主流文化不同，自成一格的青年亞文化團體更喜歡标新立異、張揚自我，甚至故意挑戰主流、正統文化形式和規範。正如早期提出亞文化概念的大衛·雷斯曼所說，亞文化有一種颠覆精神。亞文化由于其與主流文化的差異，特别是在社會轉型期，會有意無意地表現出對主流文化的叛逆、挑戰，往往會引發兩種文化之間的緊張對抗、對峙，以緻主流文化會通過法律、行政、教育、家庭、社會組織等體系對其進行抑制、管控、排斥，使社會和家庭長期存在種種文化沖突。我們通常所謂“代溝”“問題少年”“叛逆期”等等，都是從不同角度對這種緊張關系的描述。正因為亞文化現象對社會和家庭的和諧穩定、青少年的健康成長有着重要影響，這些年越來越引起社會各方面關注。
應該承認，亞文化是客觀存在的，它反映的是部分沒有或者暫時沒有進入主流社會體系、獲得主流文化認可的“邊緣”或者“孤獨”人群的文化自我認同。所以，大多數亞文化都是那些尚未獲得足夠社會地位和身份的青少年以及社會中各種少數人群體的文化符号。這種符号可以暫時使他們獲得文化身份認同，表達自我，發洩焦慮和苦悶，消除在成長過程、社會化過程中内心的隔絕感、無意義感。從這個意義上說，亞文化往往體現出一定“合理性”。如果無視這種合理性，采取簡單粗暴的壓制和排斥态度，往往不僅不能解除兩種文化之間的緊張度，而且還可能對亞文化人群的身心健康帶來不良影響。在一定程度上，亞文化正是各種非主流人群的精神撫慰方式。
互聯網時代亞文化對主流文化提出挑戰
過去，文化話語權主要由精英支配，多數情形下，亞文化很難在大衆傳媒、主流社會中得到直接呈現，因而帶有某種“地下”“半地下”特色。比如在傳統社會，亞文化往往隻存在于田間地頭、街頭裡巷、酒吧茶樓、校園角落這些有限的生活空間。如今，在拆除了文化門檻的互聯網時代，亞文化獲得比過去大得多的話語空間，傳統的文化“把關人”“看門人”“過濾人”作用被弱化，任何人都可以相對自由地進行文化表達，亞文化可以較為暢通無阻地在互聯網上進行傳播。網絡視頻、網絡文學、網絡音樂、網絡直播、漫畫、遊戲、粉絲組織、同人活動等，其中都包含着大量與主流文化價值、主流美學價值、主流倫理價值不同的亞文化元素。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它們往往體現出比主流文化更大的親和力和吸引力，以至于很多人都會感覺到“二次元”生活并非隻是出現在虛構世界中，它常常就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在互聯網這種相對開放的平台上，亞文化的确前所未有地獲得了與主流文化分庭抗禮乃至争奪話語權的可能，甚至在某些領域、某些狀态下，亞文化在青少年人群中變成聲勢浩大的“主流文化”。這在客觀上會不同程度地影響到亞文化群體對主流文化的接受和認同，從而多少會對社會的共享意識、共同價值、文化傳統帶來沖擊。這是我們應當正視的現實。
“風俗之變，遷染民志，關之盛衰”。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對待亞文化便成為主流文化必須積極面對的挑戰。簡單粗暴的壓制、抑制、打擊，在互聯網時代幾無可能，而且還會引發亞文化更加強烈的對抗，從而導緻部分人與主流文化之間更深的鴻溝。但是，一味地放任自流也會造成亞文化泛濫，社會核心價值碎片化，文化對抗會更加頻繁。從文化發展經驗來看，除了對亞文化進行适當管理以防止其從“地下”堂而皇之地成為“主流”之外，也應适度寬容地對其進行疏導、引導、吸納，使之對主流文化的對抗性減少到最低，使其文化的合理性被主流文化最大限度地包容，從“對峙”走向“轉化”，減少文化沖突，達成更多文化共識。
積極揚棄與轉化亞文化，讓主流文化更兼容
所有亞文化都體現一定程度的亞文化人群的合理需求，主流文化隻有融合這些需求，才能适應社會發展、文化發展，而不至于陷入因循守舊的窠臼。事實上，如果沒有對各種民間詩歌音樂的吸收和整理，就不會有“詩三百篇”，也不會有不斷推陳出新的唐詩宋詞元曲；當年的通俗音樂也曾經是亞文化，但如今已經成為主流文化一部分；爵士、搖滾，在中外都曾經一度被視為離經叛道，而今早已成為主流音樂重要分支。從曆史上來看，從“對峙”走向“轉化”，既是主流文化應對亞文化挑戰時應有的态度，也是主流文化自身革故鼎新、繼往開來的客觀需要。
第一，對亞文化應“去粗取精”。不少亞文化往往會直接地滿足人們的心理需求甚至生理需求，宣洩功能比較突出，文化上往往會帶有某種“本我”的“粗鄙性”，例如有時較多地使用污言穢語，有時隻強調自我感受，暴力、情色等因素也比較普遍，存在某種攻擊性、叛逆性傾向等。主流文化在對待這類亞文化時，應盡可能将這種宣洩性需求通過“淨化”方式加以過濾，吸收其原生态的生活質感、藝術的生動性和想象力、情感表達的創新性，使之符合主流價值的文化要求。在這方面，說唱音樂的主流化、搖滾文化的變化，就是比較現實的例子。“街談巷說，必有可采”，去掉亞文化中的“粗鄙性”“原始性”，将亞文化的情感表達“藝術化”“社會化”，也是文化融合發展的實踐趨勢。
第二，對亞文化應“去僞存真”。亞文化由于其“地下性”，往往會用更加誇張、激烈，甚至偏激的态度來表達自己的訴求，早就有學者認為亞文化與主流文化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會刻意“羅織”一種“與衆不同”的“狂歡”風格，用“被建構性”區别于主流的傳統性。特别是在互聯網和市場化背景下，一些新興傳媒平台和逐利資本會利用這種“誇張性”吸引眼球、帶入流量、獲得回報。商業動機使得亞文化的“虛飾性”“表演性”變本加厲，更加扭捏作态，從根本上背離亞文化本身的“合理性”。當下，部分低俗網絡直播、低俗網紅現象、明星醜聞、粉絲偏激行為，反映的就是這種商業動機對亞文化的放大和扭曲。對于這種現象，一方面文化傳媒管理機構應該加強對包括新媒體在内的傳播平台的依法管理，避免亞文化現象主流化的泛濫；另一方面，主流文化對亞文化的“誇張性”也可以加以适當“去僞”，使之在真情實感基礎上“合理化”“合情化”“審美化”，讓亞文化既能夠表達特定人群的特定情緒，但又不将這種情緒絕對化、誇張化，導緻亞文化成為脫缰野馬，與主流文化之間形成巨大對抗和反差。
第三，對亞文化應“存異求同”。亞文化代表不同人群的心理需求，但這些需求在亞文化中往往會被放大。蔑視社會規範、諷刺教育體系，在亞文化的創作、表演和行為中都是常态，也引發這些年各種粉絲群體之間線上線下的争鬥。主流文化一方面要包容亞文化的差異性，一方面也要賦予亞文化更多的文化共識，例如，引導亞文化關注自由和平等之間的平衡、個性和社會的統一、權利和義務對等、愛和被愛的和諧、痛苦與快樂的辯證、挫折與成長的必然、小我與大我的關聯等等，使得“差異”性的亞文化走入主流文化。也就是說，既尊重亞文化人群對自由、個性、差異的追求，又軟化、弱化這種追求的極端性和破壞性，使之能夠與主流文化協調發展。最近，主流媒體有意識地選擇一些偶像明星參與《國家寶藏》《經典詠流傳》等電視節目的制作，體現的正是這種存異求同的努力，獲得許多觀衆包括青少年觀衆的認可。
因此，一方面，應該适當促成亞文化在資本和新媒介推動下主流化、大衆化；另一方面，在包容中轉化、在揚棄中引導，也是主流文化面對亞文化挑戰的積極态度。近些年來，有關機構在傳統媒體管理體系之外，越來越重視對互聯網和各種亞文化新形态的精細化管理，越來越多的互聯網平台意識到自己的“文化責任”，越來越多的明星偶像紛紛意識到自己的社會使命；更重要的是，主流文化也更加開放地吸收亞文化元素，更加尊重不同群體的文化差異性，同時又積極地對這些亞文化進行升華、轉化，既讓主流文化更加“接地氣”，也讓亞文化更願意與主流文化融合。例如，傳統媒體開始大量采用具有亞文化特點的網絡用語、網絡表達；說唱音樂形式也用來表達主流主題；搖滾音樂更加具有健康的青春氣息；許多青年電影明星積極參與主旋律公益宣傳片的拍攝推廣等，應該說，都體現出主流文化對亞文化積極吸收和轉化的态度。
事實上，“天下無不可變之風俗”，人類的主流文化就如同大江大河一樣，總是在融彙各種涓涓細流之後，才有大江東去的生命力。所以，在堅守主流價值底線的同時，開放包容、積極疏導，才能真正化解互聯網時代亞文化對主流文化的沖擊，形成主流引導下多元文化之間的互動共生，也使得主流文化本身随着時代發展更加具有兼容性、普遍性和共享性。
圖/嘻哈文化編輯/劉露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