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土地财政和地方融資平台之間具有緊密關聯，地方融資平台深受土地财政影響。作為地方政府融資的主要通道，沒有人能否認融資平台公司在促進地方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它為城鎮化建設提供了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資金。可是它帶來的風險也不容忽視。因此有人說，地方融資平台既是天使，也是魔鬼。
自從《國務院關于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國發〔2014〕43号）公布以來，融資平台公司就意識到它終将離開曆史舞台。可是時隔三年，它才切實感受到現實來得如此猛烈：自從2017年以來，地方政府融資平台面臨着來自财政部、銀保監會、發改委等多個部委的聯合監管潮。進入2018年以來監管文件一個接一個，大量債務到期讓平台公司疲于應對資金償還壓力，而金融市場的擔憂情緒又讓平台融資雪上加霜。
日子不好過了
長達四個多月的PPP綜合信息平台清理整頓終于有了結果。4月28日财政部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3月末，已累計清退管理庫項目1160個，累計清減投資額1.2萬億元。
按照官方的表述，這場大規模的清理整頓的初衷是“防止PPP異化為新的融資平台，堅決遏制隐性債務風險增量”。在此前一天，财政部發出《關于進一步加強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示範項目規範管理的通知》，明确國有企業或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公司不得代表政府方簽署PPP項目合同，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公司不得作為社會資本方。
在監管機構的重重圍堵之下，作為地方政府債務融資的後門，平台的融資路正在越來越窄。而與此同時，出于對日益上升的違約風險的擔憂，市場對融資平台的門也在漸漸關閉。
一家東部沿海城市地方融資平台的負責人對記者表示，因為近期市場擔憂情緒上升，早前談好的幾筆包括融資租賃、銀行信貸在内的融資黃了。“即使是給了相當高的價格，也沒人再願意伸出援手。”
睿悅融資租賃（天津）有限公司的總經理方之庠對記者表示，就在前兩個月，他還幫助兩家内地平台公司到香港發債，發行利率大概在6%—7%之間。主要是一年期人民币債券。雖然期限隻有一年，但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因為根據相關規定，發行三年期及以上的債券需要發改委審批，目前來看審批通過幾乎不太可能，而一年期則不需要審批。
這兩家企業是幸運的，因為平台公司的境外發債之路很快也被堵上了。4月19日外彙局在一季度外彙收支數據情況發布會上表示，除有特殊規定外，房地産企業、地方政府融資平台不得借用外債。
而在3月份，财政部發布《關于規範金融企業對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投融資行為有關問題的通知》，規定除購買地方政府債券外，不得直接或通過地方國有企事業單位等間接渠道為地方政府及其部門提供任何形式的融資，不得違規新增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公司貸款。這表明，除了規範地方政府和融資平台等融資方的行為，财政部又從出資方的角度明确了其行為規範及違規責任。
方之庠表示，“本質上來說，租賃公司的平台業務資金還是來自銀行，這一文件不僅是對金融機構的要求，也意味着平台公司将很難從租賃公司融到資，因為銀行的貸款還是要穿透到最終投向。”
“對于金融機構來說，地方融資平台業務就像是鴉片。他們知道有很大風險，可是如果不給他們續命，平台公司就要違約，這對于金融機構來說也是一場災難。”上海一家信托公司的業務人員表示。
終究要離開
當身上的政府信用光環退去，市場開始重新審視平台公司的身份。而為了擺脫種種約束，越來越多的平台公司開始退出銀監會的平台名單。
當然也不乏質疑假退的。2017年8月3日，新華網轉發了常德市經濟建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常德經投”）關于退出政府融資平台的公告，引發了市場的輿論。
分析認為常德經投仍然高度依賴政府支出作為償債保證，政府對其也保有一定的支出義務，預計短期内難以達到一般意義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此次常德經投發布該公告的目的或為規避監管，起因是近期某家銀行系金融機構為常德經投提供了一筆大規模、低成本融資，為避免該業務受到融資平台相關監管政策的影響，故要求常德經投發布公告聲明退出融資平台。
但是，融資平台終究要退出曆史舞台。雖然融資平台與地方政府具有天然的緊密聯系，但是債務違約時從融資平台逆向追溯地方政府的債務責任則缺乏可靠的法律支持。
而且地方融資平台承擔的公益型項目本來應該享受政府信用支持的較低利率，但局部地區融資平台的資金成本已經成為“難以承受之重”。睿悅融資租賃（天津）有限公司總經理方之庠對記者表示，“上個月有幾家中西部包括雲貴川等地的融資平台公司來接洽，他們能夠接受的綜合融資成本已經達到了12%—14%”。
從持續經營的角度看，融資平台與經營性業務相關的财富創造能力不足以支撐平台償債；而從地方政府角度來看，作為直接償債來源的國有土地出讓金在一定周期内存在較大波動，不利于融資平台形成長期穩定的償債能力。
何去何從
當退出融資功能之後，融資平台又該何去何從？一些地方政府已經出台了一些文件，推進融資平台公司市場化轉型。比如四川在2017年2月印發的《四川省人民政府關于進一步加強政府債務和融資管理的通知》中，對于不同類型的融資平台，提出了不同轉型要求：
對于主要承擔公益性項目融資職能、沒有實質性經營活動的融資平台公司，在妥善處置存量債務、資産和人員等基礎上依法清理注銷；
對于兼有政府融資和公益性項目建設運營職能的融資平台公司，剝離其政府融資功能，通過兼并重組等方式整合同類業務，推動融資平台公司轉型為公益性事業領域市場化運作的國有企業；
對于具有相關專業資質、市場競争力較強、規模較大、管理規範的融資平台公司，剝離其政府融資職能，在妥善處置存量債務的基礎上，轉型為一般企業。
從股權結構調整角度來說，對于市場化程度高的城投企業，混改不失為改革方向之一。實際上，目前已有城投公司混改的案例。2014年國内PE巨頭弘毅投資以近18億元，從上海城投接手了旗下上市公司城投控股10%的股權，國有股比例從56%降至46%。
也有的專家建議可以通過“1個投資集團+N個特别目的公司”的架構來實現改革。對一個地區内的各家融資平台進行資産剝離和重組，逐步形成三類主業清晰的融資平台，分别經營公益型項目、準公益型項目和商業型項目，每一融資平台依托各個項目分别發起設立若幹特别目的公司（SPV），每個特别目的公司以項目未來收益進行“項目融資”，實現項目債務風險與融資平台的分離。
從業務轉型的角度來說，傳統的土地開發、代建回購等業務空間越來越小。尤其是那些轉型為商業類國企的城投企業，更将加快業務轉型。
編輯/張配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