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深圳博物館三層的改革開放史展廳入口處，醒目地寫着鄧小平那句話：“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一位參觀者說：“那時深圳還是不毛之地，鄧小平這句話對廣東的領導幹部們來說，既是一句振聾發聩的豪言壯語，又是給他們出的一道難題。”這個難題交到了吳南生等人的手上。
1980年成立的深圳、珠海、汕頭、廈門4個經濟特區，有3個在廣東。吳南生出任廣東省經濟特區管理委員會主任、深圳市委第一書記（當時第一書記主持工作）。在深圳百姓眼裡，他是任勞任怨的“拓荒牛”；在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勳眼裡，他是敢大鬧天宮的“孫悟空”。他那句“要殺頭，就殺我”至今回響在很多人耳邊。在廣東，幾乎無人不知吳南生，當地人都尊稱他“吳老”。
“如果要殺頭，就殺我好啦”
1978年四五月間，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選派3個代表團（組），出訪考察經濟。去港澳的考察組回京後，寫了《港澳經濟考察報告》：可借鑒港澳的經驗，把靠近港澳的廣東寶安、珠海劃為出口基地，力争經過三五年努力，在内地建設成具有相當水平的對外生産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遊覽區。中共中央、國務院“總的同意”，并要求“說幹就幹，把它辦起來”。創辦經濟特區的思想開始萌芽。
當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重要決定。1979年初，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吳南生率領一個工作組奔赴汕頭市，傳達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汕頭是吳南生的家鄉，沒想到這次回到闊别27年的故鄉，看見的竟是滿目瘡痍。“那些我所熟悉的樓房，殘舊不堪，搖搖欲墜；街道兩旁，到處都是用竹子搭起來的橫七豎八的竹棚，裡面住滿了成千上萬的男男女女……城市公共設施殘破，道路不平，電燈不明，電話不靈，經常停電，夜裡漆黑一片。市容環境衛生髒亂不堪，由于自來水管年久失修，下水道損壞嚴重，馬路污水橫流，有些人甚至把糞便往街上倒，臭氣熏天。眼前的汕頭，比我們小孩子的時候還窮啊！”吳南生生前曾回憶說。
葉劍英是廣東梅縣人，曾對吳南生說：“南生啊，我們家鄉實在是太窮了，你們有什麼辦法沒有？快想想辦法，把經濟搞上去啊！”1977年冬，葉劍英、鄧小平在廣州接見廣東省幹部。吳南生同他們進行了交談，問道：“有什麼最快的辦法？”新加坡僑商羅新權說：“你敢不敢搞自由港？這樣是最快的。你看我們的香港、台灣和新加坡能夠那麼快地發展起來，就是靠這個。台灣叫‘出口加工區’，香港叫‘自由港’。”
1979年2月21日深夜，吳南生一邊發高燒，一邊向廣東省委發了一份1300字的電報，提議在汕頭劃出一塊地方，徹底開放，利用外資發展經濟，打破計劃經濟的舊框框，把市場經濟引進來，扭轉汕頭經濟落後、群衆生活困難的局面。7天後，吳南生回到廣州。3月3日，吳南生在廣東省委常委會上說：“三中全會決定改革開放，我提議廣東先走一步。我提議在汕頭劃出一塊地方搞試驗，用各種優惠的政策來吸引外資，把國外先進的東西吸引到這塊地方來……汕頭地處粵東，偏于一隅，萬一辦不成，失敗了，也不會影響太大。如果省委同意，我願意到汕頭搞試驗。如果要殺頭，就殺我好啦！”
提出“經濟特區”名稱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試辦“出口特區”，并指出可先在深圳、珠海兩市試辦，待取得經驗後，再考慮在汕頭、廈門設置的問題。這就是為人們所稱贊的“50号文件”。文件裡出現的名稱還是“出口特區”，“經濟特區”這4個字是吳南生後來提的，其理由是，“我們辦特區的目的，絕不是像世界上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出口加工區那樣，單純為了解決就業和外彙收入問題，我們的特區不僅辦工業，還要辦農業、科研、商貿、旅遊、住宅、文化等事業”。
9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谷牧陪同丹麥女王由廣西桂林抵達廣東。谷牧說：“中央是要廣東先行一步，要廣東大搞，小腳女人小步走就起不了這個作用。辦特區，就看你們廣東的了，你們要有點像孫悟空那樣大鬧天宮的精神，受條條框框束縛不行。”于是吳南生開始負責廣東3個特區的規劃和籌建工作，朋友們稱呼他“孫悟空”。從此，吳南生開始了他愚公移山建設特區的事業。
深圳經濟特區成立之初，羅湖一帶下了一場大暴雨，無數個水塘、窪地被灌滿。工程師對他說：“你敢不敢搬掉羅湖山？這樣可以填平窪地，羅湖這一塊就是寶地。”吳南生覺得這個建議很好，同意動工，他總結經驗：“羅湖旁邊都是農村，那些農民怎麼辦？弄不好他暴動啊。我們從日本、我國香港進口一大批吊車、鏟車、載重汽車，讓羅湖農民開，把農民都變成工人了。深圳搞多少年沒有發生什麼鬧事的，一開頭就把他們安排好了。”1981年，橫亘在羅湖橋邊的羅湖山被鏟平，羅湖區騰出0.8平方公裡的寶貴用地，深圳大規模的經濟建設由此開始。
“隻做不說，多做少說，做了再說”
來深圳特區投資的第一家外資企業是泰國和美國合辦的正大康地公司。時任正大集團董事長謝國民是華裔，其父謝易初和吳南生都是汕頭人。正大康地公司行政部經理陳健禮說：“1980年初達成協議，正大康地投資3000萬美元建立飼料加工廠、種雞場、孵化場、種豬場等，是當時深圳最大的企業。有人受‘左’的思想束縛，覺得讓資本家進來不就是搞資本主義嗎？是吳老拍闆同意的。”深圳市委宣傳部原副部長吳松營說：“這個時候，吳老給了一個‘約法三章’的名言：隻做不說，多做少說，做了再說。總之就是趁那些反對特區的人糊裡糊塗弄不清楚看不明白的時候把經濟搞上去再說。”
1982年1月，中共中央發出緊急通知，指出鑒于廣東省及各地和中央一些部門的幹部，有走私販私，貪污受賄，把大量國家财産竊為己有等違法犯罪行為，全黨一定要抓住不放。2月，中央書記處在北京召開廣東、福建兩省座談會，結束後，吳南生回到廣東，感到壓力很大。他知道這些非議主要針對的是特區。
1984年春，鄧小平來到特區，給珠海題詞：“珠海經濟特區好。”給深圳題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确的。”吳南生說：“這一題詞讓那些有關興辦經濟特區是是非非的議論基本畫上句号，也給我們這些特區建設者吃了‘定心丸’！”1992年春，鄧小平再次來到特區視察，并發表南方談話，堅定了特區和全國的改革開放發展方向。
“我們提着腦袋鬧革命、辦特區，為的就是理想”
籌建經濟特區，成了吳南生和那一輩改革者最閃耀的時刻，他們無疑被載入中國的改革史。在另一段曆史上，也少不了吳南生的名字，那就是抗戰史——1937年，抗戰烽煙燃起，這個15歲的潮汕少年加入了中國共産黨。他對父親說：“您的兒子參加革命了，準備死了！”
新中國成立後，吳南生調回廣東工作，從此鮮少離開。晚年，他這樣回答年輕人的提問，“我們這一輩人提着腦袋鬧革命、辦特區，為的就是理想，哪裡想過當什麼官？‘昔如埋劍常思出，今作浮雲不計程。’我是90多歲的老人了，能盡的力量已十分有限。希望青年人不忘曆史、堅守信仰。”
這就是吳南生，可愛的吳南生。他的故事就像他1979年出版的那本書名一樣：松柏長青。
編輯/趙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