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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屆僅有一名學生的“高冷”專業

時間:2024-10-21 09:24:08

從2008年到2016年,張博然、劉樂、劉拓、薛逸凡、侯銘泳、安永睿,這是北大元培學院古生物學專業複建至今的所有學生。每一屆學生,有且僅有一名。

文/馮群星

一張特别的畢業照,讓北京大學一個神秘而高冷的專業火了,原本默默無聞努力學習的學生漸漸被外界知曉。他們學習的專業是古生物學專業,這個專業在本科階段開設的中國高校屈指可數。

2008年,北大元培學院在上世紀90年代初的基礎上複建古生物專業,這也是元培第一個跨學科專業。主要的研究對象是生存在地球曆史的地質年代中、已幾乎絕滅的生物,諸如三葉蟲、恐龍和猛犸等。

2014年6月,北大元培學院學生薛逸凡在人人網上傳了一張在北大圖書館前的獨照。穿學士袍、戴學士帽的她與大多數畢業生并無二緻,引人注目的是她頭頂的一行紅字“北京大學2010級古生物專業合影”。

明明是一個人,卻是合影?這張照片迅速點燃大衆興趣,古生物學專業被“解剖”的同時,更多人好奇,他們為啥要選這麼冷門的專業?

“既然能選,就選自己喜歡的”

和老牌名校北京大學相比,15歲的元培學院年輕得很。在薛逸凡一個人的畢業照爆紅之前,即使是在元培學院内部,古生物學也鮮有人知。

張博然是2005年山東理科高考狀元,2008年轉入北大古生物學專業,成為這個專業第一屆學生。但他從來都不覺得古生物學是冷門專業。在美國讀博期間,他曾跟同學一起在實驗室裡丢螞蟻,觀察螞蟻下落過程中的運動方式。後來他還見過一位研究課題是“蚊子會不會被雨點砸死”的學者。

“這些研究中間其實是有完整的邏輯鍊條的。扯得非常遠,但也非常好玩兒”,說這話的張博然大笑。與張博然不同,薛逸凡很早就笃定自己喜歡古生物學。高中時,她參加全國生物競賽,為了拿到金牌(也是保送北大的通行證),每天6點多起床做實驗,晚上熬夜咬牙做研究生的題。

“開始報本科志願、選專業時,我才發現,别人想得多一些,會看專業的出路、工作、收入和可适用性。我沒太多想,既然能選,就選自己喜歡的。”薛逸凡說。

作為北大古生物學專業複建後的第一屆學生,當年張博然的确遇到過麻煩。生科院與地空學院交叉上課,但雙方老師都不會考慮到考試時間的沖突。“時間差不多的,隻能考完一門再跑去下一個考場”,他回憶。

另外,元培學院本身不為古生物學開課,大部分專業課程設在生科學院和地球與空間科學學院,所以張博然和師弟師妹們,并非永遠隻在一個人的課堂上課,但他們仍需要适應或多或少的孤獨感。

薛逸凡說,尤其是跨年級選課時,其他專業學生通常按班級上課,見到她是生面孔,往往主動隔開一個座位。“有時從早上出門上課到晚上回去,一整天都說不了一句話,因為大家不認識你,不會跟你說話”。

由于還沒有師弟師妹選古生物學為自己的本科專業,目前大四的安永睿是北大三萬餘名學生中的古生物學“獨苗”。一旦他畢業,意味着已是“六代單傳”的北大古生物學,将出現至少兩年的生源斷層。

“熱愛即導師”

“他們都挺有主意和個性的。”8年來,北大元培每個年級的學生不少于百人,沙麗曼老師卻對每一任古生物學專業學生都有印象。比如第三任學生劉拓,去年暑假在伊拉克尋訪古迹時被扣押,所幸後來平安歸來。

對于安永睿,沙麗曼的評價是:“不講究吃穿,就是學習特别認真,愛戶外徒步。”

大學四年,安永睿幾乎把獎學金和零花錢都花在了徒步上,還買了艘皮劃艇。

這幾乎是古生物學專業學生的共同特征:對大自然發自内心的熱愛,并願意為此付出旁人看來近乎癡狂的努力。

比如,張博然會告訴你,旅行時到底應該怎樣看野生動物。比如談起南極的企鵝,“南極的動物種類不是很多,如果隻看種類,你很快就會覺得無聊。實際上要看動物做了什麼。”在他細節豐富的講述中,遙遠的南極變得極有畫面感。

即使是熱愛的事物,深入的過程也非一帆風順。“地質學最基本的岩石磨片,我始終都看不好”,張博然說,直到從古生物學專業畢業,這都是他的弱項。

薛逸凡PS過的“一個人的畢業照”。“學術和科普都是探索未知”

“又要花上5年青春啦!”談起未來,即将本科畢業的安永睿感歎。他已被保送至北大城市與環境學院碩博連讀,專業方向是第四紀地質學,師從周力平。他說,以後還是想走學術研究的路。

做科研,是北大古生物學專業迄今6位學生的主要選擇。據了解,第二任學生劉樂,将成為古生物學方向的老師。第三任學生劉拓,目前是北大考古文博學院的在讀博士生。

薛逸凡告别古生物學後,選擇到美國匹茲堡大學的生物醫學信息學讀博。在她看來,在北大學了古生物學,圓了兒時對古生物的喜愛,已算得上圓滿。

他們的大師兄張博然,現在是泛科技興趣社區果殼網的科學作者。他以每周2-3篇的速度,發布了132篇科普作品,有粉絲2.4萬名。

沒做科研,讓張博然有些許内疚,但他更想把手頭的事堅持下去。張博然說,很多科學問題的背後,牽涉着複雜的社會和倫理問題。就像轉基因産品或是PX項目,單純強調科學理性,無助于消解公衆焦慮和恐慌。“你不能隻是理性拿來,啪叽一下砸在公衆臉上。”他想為公衆講述關于生命的“大故事”,并嘗試為科學賦予抒情性。

“雖然沒有做科研,但古生物學和演化生物學的學習建立了我的世界觀”,張博然搓了搓手,“我在嘗試把這種世界觀完整地表達出來,如果做到了,也算是對得起我的老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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