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記者麥婉華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共産黨成為了執政黨。但在國家的發展中，經曆了多年的風風雨雨。其中，持續10年的文化大革命的風暴更是席卷全國，以階級鬥争為主的思想，使經濟常年不受重視而大大落後。
1978年的中國共産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以下簡稱“十一屆三中全會”）扭轉了這個局勢，成為了中國共産黨在建國之後一次最重要的轉折。自此之後，中國在經濟、政治、思想上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未來改革開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建立了基礎。
背景：“文革”10年，政治、經濟傷痕累累
1966年，國民經濟的調整基本完成，國家開始執行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時候，意識形态領域的批判運動卻成為了主流，并逐漸發展成矛頭指向黨的領導層的政治運動。此時，中國的政治風氣開始不斷左傾，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制造達到了頂峰。
“五一六通知”和八屆十一中全會，被視為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爆發的兩大标志。之後的10年，“文革”煽動了數以千萬計的學生狂熱的參與其中，他們造反、串聯、武鬥，互相攀比“誰更左”。
在這場運動中，許多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被打倒，許多知識分子遭到迫害，造成了劉少奇、鄧小平等多位領導人的冤假錯案。一直到1976年，以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才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
“文革”過後，中國可謂滿目蒼夷。鄧小平曾總結道，從政治上來看，是一個混亂的狀态，而從經濟上來說是緩慢發展，甚至停滞的一個狀态。
政治上，包括黨和國家領導人、民主黨派負責人、各界知名人士和群衆受到誣陷和迫害。黨和政府的各級機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組織，長期陷于癱瘓。經濟上更是長期滞後。專注于政治鬥争，國民經濟發展緩慢，經濟管理體制僵化。10年間，按照正常年份100元投資的應增效益推算，國民收入損失達5千億元。
然而，20世紀60、70年代，世界多個資本主義國家正處于二戰後經濟快速發展的階段。如此一對比，中國不僅沒能縮小與發達國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間的差距。
中央黨校黨史研究部副主任曹普認為，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就是雙重逼迫的結果：國内的困局與外部競争的壓力，促使中國必須要改革。
召開：真理的标準讨論是基礎
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在“文革”結束後兩年才召開的。而在1976年到1978年的兩年間，中央一直在讨論“文革”後中國發展的方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真理标準問題的讨論。
1977年2月7日，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提出了“兩個凡是”。其經典表述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兩個凡是”的提出，遭到了鄧小平、陳雲等人的堅決反對，從而引發了全黨範圍内關于真理标準問題的讨論。
中國現代史學會常務理事、廣東中共黨史學會副會長黃振位在接受《小康》記者采訪時表示，在真理标準問題的讨論期間，他曾有一段特别的經曆。
“當時，我跟随時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的王首道同志在北京工作。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了政論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于是，王首道同志囑咐我認真看此篇文章，并讓我與中央的有關領導同志聯系詢問情況。因為在當時的政治風氣下，發表這樣一篇政論文章是很少見的，也許是有什麼背後的原因。于是，詢問過時任中共十一屆中央委員、中國社科院院長胡喬木、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張平化、時任軍事科學院副院長舒同、中央黨校教育長馮文彬等領導了解情況。”黃振位說。
1978年5月20日晚，張平化來到王首道的住處探望他。當時，中國現代著名作家周立波也剛好在場。于是，四人就讨論起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這篇文章。
黃振位回想：“我那時初生牛犢不怕虎，就發表了看法。我認為這篇文章不是‘四人幫’那種思想的人寫的，因為文章的觀點很新穎，見解獨到，隻有思想特别開放的人才敢寫。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文中列舉了馬克思、毛主席的例子，說明他們原來提出的觀點，後來經過實踐證明是錯誤或是過時了，終于修正了自己的觀點。這些例證是很有說服力的，站得住腳的，是一篇好文章。”
甯夏回族自治區黨委黨史研究室一處副處長、調研員高天娥解釋，文章刊登後不久的6月2日，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明确提出“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出發點和根本點。并尖銳地批評了“兩個凡是”。
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開幕，時任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主持會議。這場會議一連開了36天，一直到12月15日才結束。鄧小平在會議結束時發表了重要講話。他着重指出，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問題的讨論，實際上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論。他說:“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
3天後的12月18日，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幕。
“後來，我才明白過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這篇文章，以及對于真理标準問題的讨論都是為後面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了準備。這既包括了輿論的準備，也包括了思想的準備。”黃振位說。
有了真理标準問題的讨論和中央工作會議的充分準備，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各項議題已經順理成章，會議僅僅開了5天。其中，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169名，候補中央委員112名，中央及地方有關部門的負責人都參與了會議。
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由左至右）出席十一屆三中全會。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會場結果：中心從階級鬥争轉移到經濟建設
“1978年的秋冬之交，中國要解決的問題仍然很多，需要在黨的高層開展一次大讨論。胡耀邦說：提理論問題要有勇氣；鄧小平說：我不勸你們在理論上遷就，遷就會失去原則，我主張中央開一個會，如葉帥說的，索性擺開來講，免得背後講，這樣好。”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的于光遠在《1978：我親曆的那次曆史大轉折》書中寫道。
中央工作會議主要是對經濟領域改革進行了深度的讨論，這當中包括了農業問題，商定1979年和1980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安排等。而之後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則更側重于政治與思想領域，并且把中央工作會議的具體事項确定下來。
于光遠回憶，這次中央全會沒有做主題報告。從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三位中央領導人講話的内容來看，鄧小平的講話由于精辟地、全面地論述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任務和組織問題，出席者都知道它實際上就是這個全會的主題報告。
1978年12月18日晚上，在京西賓館舉行了十一屆三中全會第一次大會。大會上華國鋒講了這個會議的開法、會議的議程等。19日，各組繼續看文件，西北組首先開始讨論。從20日到22日，各組對材料進行了讨論。
于光遠總結，三天分組會的内容，概括起來有四條：第一條是原先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中委們以發言的形式，向未參加會議的中委們介紹中央工作會議的情況；第二條是所有出席者都對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中央領導人的講話表态，對全會的人事變動表态；第三條和中央工作會議一樣，對“兩個凡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平反冤假錯案、康生問題等發表意見。還有一個，即第四條便是對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的草稿表态并提修改意見。
5天後，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大會首先通過關于增補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原則通過兩個農業文件，1979年和1980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安排。另外，大會通過了全會《公報》，表明停止使用“以階級鬥争為綱”的口号，作出了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曆史性決策。
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上街後，百姓争相搶閱。影響：偉大轉折，中國從此崛起
總的來說，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黨曆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這個偉大轉折，是全局性的、根本性的，集中表現在以下幾個主要方面：
第一，全會實現了思想路線的拔亂反正。第二，全會恢複了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傳統。第三，全會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新決策，啟動了農村改革的新進程。第四，全會開始了系統地清理重大曆史是非的撥亂反正。
黃振位對《小康》記者說，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次承前啟後的曆史轉折。“建國以後，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方面取得了偉大成就。但同時也出現了很多失誤，過于側重搞政治運動、搞階級鬥争，最高潮就是發展到文化大革命。這樣一來，使國家的經濟接近崩潰的邊緣。十一屆三中全會扭轉了這個局面，把黨的工作重心從‘階級鬥争’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如果沒有當時的轉變，中國不可能發展到現在的程度，經濟總量成為世界第二。”
從整個指導思想方面來說，十一屆三中全會确立了從思想、政治、組織等方面的正确路線，确定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改革開放”的戰略方針。
黃振位還認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對于全國的人民群衆，是一個重大的思想覺醒。從近代曆史開始算起，中國有幾次重大的思想覺醒，諸如維新運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等，都促進了人們的思想解放。
“說到覺醒，首先是思想要覺醒，觀念要轉變。如果思想還是根據老的那一套，是沒有辦法實現偉大轉折的。正因為十一屆三中全會這一次偉大的覺醒，才造就了後來改革開放，開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新的偉大征程。”黃振位說。
2016年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8年紀念。黃振位認為，經過了近40年的曆史檢驗，十一屆三中全會對現在的中國有更多的經驗借鑒與啟示。“習近平總書記上任以後，作出了許多内政外交的重大決策，開拓了中國發展的新境界。最近，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出要加速解貧脫困的問題。我認為這與十一屆三中全會有極大的聯系。因為從十一屆三中全會起，中國開始走向新的發展道路。現在要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要幫助中國7000萬貧困人口脫困，也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的延續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