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片子看完，我們就到場院裡翻跟鬥比武，把向日葵杆當成金箍棒來玩耍1980年春節，孩子們聚在一起聽收音機播放的音樂。那時的快樂很簡單
我出生于1968年，常常覺得自己生得太幸運：在我不懂事的時候，體會到了物質匮乏帶給普通人的苦難。盡管這種苦難經父母承擔和忍受後傳遞給我們的力道已微不足道，但它使我懂得了節儉和珍惜，學會了堅忍和頑強，人生注定是要吃些苦的，這些苦真的變成了财富；在我懂事開始要學文化的時候，趕上了改革開放這個偉大時代，創造了一個公平、開放的環境，使我順利地參加了高考，從鄉土中走出來闖蕩世界。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連飯都吃了上頓愁下頓的農村，沒有多少文化娛樂活動。但我們是孩子，孩子是無憂無慮閑不住的，那些童年時給了我們歡樂的文化娛樂活動，讓人刻骨銘心終身難忘。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人民用雙手書寫了國家和民族發展的壯麗史詩，改革開放推動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可供孩子們娛樂的活動也越來越豐富多彩。下面這些回憶四十年前娛樂的文字，是我們五十歲這一代人的記憶，也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文化娛樂記憶。
村裡露天看電影
進入互聯網時代，随着電視和手機的普及，人們已不稀罕看電影。但四十年前，在農村能夠看上一場露天電影，不亞于過節。當時十來歲的我聽說村裡要放映電影，就欣喜若狂。
“社員們，今天晚上要放映電影了。”村裡的大喇叭一喊，我們這些小家夥下午上學都沒有心思，一心想着晚上會放映什麼電影，想着母親會給我們兄妹炒些瓜子、大豆。
太陽還沒有落山，我們就早早來到供銷社門前。看着放映人員把投影的銀幕挂在供銷社前一戶人家的後牆上，然後調試放映機。後來有了寬銀幕電影，我們搬着小闆凳搶占“有利地形”，因為搶占位置，小家夥們常常拳腳相向。
夜幕降臨，大人們陸續來了，找到自家孩子占的位置坐下。供銷社門前的人越聚越多，連鄰村的人們也趕來了。廣場裡人聲喧嘩：大人高聲喊孩子，大人們互相打招呼……“社員們安靜了，電影馬上就要開映！”大喇叭裡放映員一聲令下，全場一下子安靜下來，先放十來分鐘的一個加映片，有放農業科技知識的，有說國家大事的。
電影使我們認識了外面的世界。男孩子們最愛看的是《渡江偵察記》《南征北戰》《英雄兒女》等戰争題材的影片，看《上甘嶺》時，看到戰士們吃不下餅幹那一段，小夥伴們十分不解：當時我們都吃不上的餅幹，那麼好吃的餅幹，怎麼會咽不下呢？通過看電影，我們認識了小兵張嘎、海霞、潘冬子……我們也看《五朵金花》《劉三姐》《阿詩瑪》，但不像看戰争片那麼入迷，到現在都記不住情節了。
《大鬧天宮》《三打白骨精》等動畫片我們愛看，大人們也愛看，村裡放映過不止一遍。這些片子看完，我們就到場院裡翻跟鬥比武，把向日葵杆當成金箍棒來玩耍。還有一些是戲曲片，比如《野豬林》《鐵弓緣》等，大人們愛看，我們聽着咿咿呀呀的快睡着了，打鬥的場面開始時才重新打起精神。國外的片子少，在農村好像不大受歡迎，但《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橋》這兩部南斯拉夫電影例外，村民們都愛看。還有一部印度的《大篷車》，我不知村裡的人們為什麼也愛看，可能當時可看的東西太少了。一些電影看完一遍還想看，聽說鄰村放映電影，我們就結伴去看。晚上回來，有月亮的夜晚還好，能看見路。有時趕上漆黑的夜晚，深一腳淺一腳往前走，前邊的孩子突然高喊“往明亮的地方走！”有不動腦子的孩子一腳踏到明亮處，結果走到水裡了，前邊制造惡作劇者看到捉弄成功，便哈哈大笑跑遠了。我記得在鄰村看過的電影有《洪湖赤衛隊》《馬蘭花》等。
最後悔的是看一些鬼片和恐怖片，弄得徹夜心驚膽戰的。有一次看一部叫《神秘的大佛》的片子，其中好像有一個挖眼睛的鏡頭。看了以後回家躺在炕上就是睡不着，更不敢朝窗戶玻璃外邊看。明知道父母就在身邊睡，可就是怕得不行。第二天迷迷糊糊無精打采的。打那以後發誓再不看恐怖的鏡頭，看到恐怖鏡頭快出現了，就趕緊把頭埋到褲裆裡了，免得晚上睡不着或做惡夢。
在村裡看得比較晚的一部電影是《少林寺》，看完這部電影的第二年我就上高中了。上高中後隔兩周回一趟村裡，很難趕上放電影。趕上那麼幾場，是拍得很拙劣的武俠片，連名字都記不住。再說，上了高中忙學習，根本沒心思看電影了。
印象中随着電視普及，在過去四十年中電影經曆了一個由盛到衰又恢複正常的曆程。三四十年前，我們好多人看完電影還要看《大衆電影》等雜志。
聽評書學古典
四十年前，村裡電影畢竟不是天天放映，守在收音機旁聽評書，是我們那個年代孩子們的最愛。
聽評書使那個年代的孩子們知道了中華民族的悠久曆史，使我們知道遙遠的古代有那麼多英雄豪傑，使我們覺得生在這樣一個英雄輩出的祖國是多麼自豪。
我聽得最早的一部評書是《西遊記》，記不清是誰講的了。這部評書基本按原著來講，文白相雜的風格我開始聽得有點發懵。後來就習慣了，居然覺得這種叙述法挺好，這為我後來閱讀四大名著打下了基礎。
這部書我堅持聽了下去，好多精彩章節如今都聲猶在耳。聽到唐僧到了兩界山獵人劉伯欽和母親給他準備素齋，我當時就想“肉多好吃呀”。聽到黎山老母、觀音、文殊、普賢“四聖試禅心”一回，四聖點化的小院有“絲飄弱柳平橋晚,雪點香梅小院春”這副春聯，我覺得太美了，每年的春節自家院子裡就寫上這副春聯。
開始我家沒有收音機，聽收音機是到别的小夥伴家蹭。農忙時，大人們累了一天想睡，但看我們戀戀不舍的樣子還是讓我們在一邊聽。在我不斷的央求下，父親買了一個海燕牌的收音機。放在紅躺櫃上的收音機裡播放着“小竹竿，細又長……”的兒歌，我激動地在被子上翻跟頭。
“楊家将，真叫棒。程咬金，多英雄！”有了收音機，我就可以聽各種評書。我們學着《大隋唐》裡十八條好漢在村頭打鬧，我們學着《嶽飛傳》裡的八大錘在打谷場裡比試。從收音機裡我們聽到了單田芳的《隋唐演義》、劉蘭芳的《嶽飛傳》、連麗如的《東漢演義》等經典。小學七年級，我在姥姥家上學，聽完了袁闊成的《三國演義》。
那個年代收音機效果差，我輪換着各個台聽評書。有的台雜音太大，就跑到房頂上，還是聽不清，急得抓耳撓腮。當時農村也不時停電，聽到關鍵地方停電了，急得一個勁在地上打轉，就像現在手機斷網一樣。我常常為評書裡主人公的命運擔憂，有一次聽秦瓊和一個武将比武，到了結尾說書人賣關子：“喀嚓一聲人頭落地，且聽下回分解！”這一天我失魂落魄，非常擔心秦瓊被殺。到了晚上迫不及待地聽下一回，知道是對手被殺，懸了一天的心才放下來。
收音機裡聽評書，使我愛上讀古典名著。七八年級時我就買了原版的《西遊記》《水浒傳》讀，還買了一些評書版的《楊家将》《興唐傳》等。買不起太多的小人書就蹭别人的看，工作後我買了一大堆小人書，好多是小時候聽過的評書。高中沒時間聽評書，上大學時還保留聽評書的習慣，和同宿舍的5位同學一起把李野默播講的《平凡的世界》聽完。
如今，隻有在開車的時候才聽聽收音機，聽收音機也不再專注于評書，但是調侃式、娛樂式的節目令人感覺乏味。擠在一起看電視
那個年代電視可是奢侈品。最初在家裡聽母親和隔壁的茂盛嫂聊電視，說是大小像梳頭匣子，人在裡邊會動。我趕緊問：“人能從裡邊走出來不？”茂盛嫂說：“大概能了哇。”我就幻想——哪天見到這個東西，拎出兩個小人來玩一玩。
大概是小學四五年級的時候，一天晚上村裡有人拿回一台電視，大隊院子裡擠得人山人海，像看電影一樣看這個稀罕玩意兒。我雖然人小個子又小，但還是從人群裡擠到前頭，看到12英寸的黑白電視确實像個梳頭匣子。我又擠到電視旁邊端詳了半天：沒有小人能出來的出口呀？至于演什麼電視節目，我記不清了。
後來有幾戶人家有了電視，但看的人太多，家裡擠不下，隻好在院子露天放。我記得在韓少雄老師的院子裡看過晉劇《下河東》，站了一院子人。晉劇表演藝術家張鳴琴扮演趙匡胤，扮相和唱腔都好，滿院的人看到精彩處就喝彩。看到呼延壽廷被冤殺後氣得直罵，恨不得撲向電視扇那個昏君幾個耳光。
我們在村東的小學院裡看過連續劇，把教室裡的凳子擺好，人們像看電影一樣露天看電視。遇上下雨人們也舍不得走，把電視放在屋檐下，小雨裡人們照看不誤。我還記得在姜福的院子裡看過《射雕英雄傳》，好像是包頭台播的，電視信号非常不好，屏幕上有時全是雪花點點，有時畫面扭曲變形……但我們眼睛還是舍不得離開屏幕。
當時在村裡最火的幾部連續劇是《霍元甲》《陳真》，一到連續劇播出的時候，村裡的街巷上靜悄悄的。這幾部電視劇播出時已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村裡有些人家有了黑白電視，可以擠到有電視的人家裡去看。看完《霍元甲》後街巷上熱鬧起來，有的人學唱連續劇的主題曲，還有三五成群的孩子們意猶未盡，學着電視裡的招式來“比武”。
電視一般擺在紅躺櫃上，有脫了鞋上炕看的，有蹲在櫃子前面的，後來的人幹脆站在地上。不大的屋子裡人們擠在一起，随着劇情的跌宕起伏人們嬉笑怒罵，或猜測着後面的劇情。如果有人不自覺抽煙，屋裡就嗆得不行，但我們還得忍着看，電視裡的故事太精彩了。
我們家買電視是我上了高中以後。父親把養的一頭上了年紀的騾子賣了，買回了一台14英寸的電視。我經常坐着這頭騾子跟着父親一起出地幹活，年紀實在大了就得把它賣掉。看到電視就想起了那頭騾子，心裡頭挺怅然的。
上高中以後我看電視就少了，盡管這期間播出了《上海灘》《萬水千山總是情》等經典電視劇。因為我們高中農村班的同學們都在玩命學，我不能因為看電視誤了學習。對于我來說，從艱苦的農村走出去的路子隻有一條：上高中、玩命學、考大學。于是我逐漸疏遠了電視。
看着大戲趕交流
農村唱戲往往是為趕交流壓軸的，内蒙古西部地區叫趕交流，别的地方叫趕集。
改革開放以前，土默川農村沒有趕交流，那個年代是不準投機倒把、倒買倒賣的，再說人們窮得也沒啥可買賣的，所以每個村裡供銷社是最熱鬧的地方。
1978年之後，土默川農村逐漸恢複了趕交流。趕交流一般選擇在農曆七八月或秋收後的農閑時節，四鄰八村的農民們聚在一起或購買各種日用品，或購買農用物資，或聚在一起喝酒吹噓一下一年的收成，有慶祝放松一下的意思。趕交流要請一個晉劇團，唱上三到五天戲。每戶人家都把親戚請來，住在家裡一起看戲，飲酒拉家常。
印象中，大戲也是四舊，改革開放前是被禁的。大概是1979年，幾位叔叔大爺來我家串門，說政策放開了，能唱戲了，村裡正張羅着唱《十五貫》。我聽了個莫名其妙：貫是個啥東西？後來村裡真的唱了這出戲，我才知道，貫是指一串錢。劇情沒記住，倒是記住有個醜角婁阿鼠是個極壞的人。
我們村最早有個村民組成的戲班子，農閑時放下鐮刀鋤頭就上台表演。有一次演《明公斷》，到鍘陳世美這一出戲時，把生産隊的鍘刀搬到台上當道具，看着人頭和身子分離，我們吓了一跳。事後知道這是兩個人表演，一個人把頭伸下去光能看見身子，另一個人在鍘刀另一側把頭伸上桌子不露出身子，就像真把人鍘成了兩段。
村裡的戲班子畢竟不是科班出身，扮演包公的老苗忘了台詞，朝台下唱道“台下坐的盡灰人”，讓人給聽出來了。畢竟一個村子人才太少，撐不起一個劇團，後來散班了。但這個劇團裡也有名角，後來都去了縣劇團，成了專業演員。
改革開放以後，每年都能在本村和鄰村看幾場科班出身的劇團唱大戲。經常唱的戲有《打金枝》《金水橋》《鍘美案》等，這些劇目幾乎逢唱戲必保留，老人們聚在一起，或說陳世美忘恩負義，或說包公剛正不阿，或說郭子儀大義滅親，或說唐代宗深明大義……一些山西的劇團挺厲害，能把戲排練成幾場，像電視連續劇似的。我看過的太谷縣青年晉劇團演出的《薛丁山征西》，一連看了幾天。
台上鑼鼓铿铿，台下熙熙攘攘。戲場就是交流會場，有出售農機具和五金電器等日用商品的，也有賣糧油食品和小吃的，還有賣雜碎、熟肉的攤子，這些香味勾引着我們這些小孩，比大戲更有吸引力。在本村看戲時，母親會給我們買些好吃好喝的。
有一年我帶着兩個妹妹去鄰村祝樂沁看戲，母親給了我五毛錢。到了戲場戲沒好好看，我在糖果攤和麻花攤前咽了咽口水沒買，最後在雜碎攤上花四毛五分錢買了三碗雜碎，兄妹三人每人一碗。回家後把剩下的五分錢還給母親後，母親直誇我不亂花錢。後來乃隻蓋村又唱戲，母親給了我一塊錢，我緊緊攥在手裡揣在兜裡，領着兩個妹妹在交流會場裡轉，手心裡都攥出了汗，買了一些吃喝也沒全花完。
從小聽慣了晉劇的旋律，也喜歡上了這一傳統劇種。小時候看大戲是為了趕交流找美味，工作後我買了一大堆晉劇的VCD，陪老父親一起認真地聽，老一代藝術家丁果仙、馬玉樓、閻惠貞等的唱腔不用說，我對謝濤、孫紅麗等新一代藝術家的唱腔也非常熟悉。
“下殿來，将皇兄急忙攙起。聽孤王有話兒對卿提，從今後上殿來再莫下跪……”現在從手機上就能欣賞這樣的晉劇名段，每當這悠揚的旋律響起，我就回到了兒時的戲場。如今，土默川鄉村仍然保留着唱戲的習俗，但能聽懂戲的人越來越少。
當年我們這些娛樂方式，盡管回憶起來非常有趣，但畢竟是一種短缺的美，一種不足的美。改革開放四十年，今天的孩子們可選擇的文娛活動太多了，假如當年有手機，有遊戲機，我們肯定也會迷戀上這些電子産品。我經常告誡一雙兒女，勤有功，嬉無益，辛棄疾想戒酒的一首詞裡說“物無美惡，過則為災”。娛樂遊戲也是如此，學本領長知識的年齡，切不可嬉戲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