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已公布的134座國家曆史文化名城，按照公布時間、公布批次和公布順次做個标記，那麼北京應标為1，蔚縣标為134。
從1到134，從制度空白到制度創立再到依法保護模型建立，古城保護的“國字号”實踐已經走過了36年。
三十而立，36年艱辛探索，古城保護已成為中國特色曆史文化遺産保護體系裡一項極為重要的内容。
36年同樣教訓深刻:是熱衷大拆大建、拆真建假；是對古城“修舊如舊”理念的曲解，人為割裂舊城格局；是暴走商業化保護路徑，千城一面的仿古建築大行其道……
如今，古城保護已實現制度化、法治化，但面對上述問題，保護之路無疑任重道遠。
“救救古建築”
上世紀60年代中期後，中國傳統文化經曆過一場浩劫。
據已公開的史料記載：10年間，國内很多頗具曆史厚重感的古城，文物古迹被分割侵占、古建築被損毀破壞，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能夠完整保存古建築和文物古迹的城市寥寥無幾。
不僅如此，由于城市建設者對曆史遺産價值缺乏認知，保護與發展的矛盾日益尖銳，其後，破壞古城原貌和文物古迹的“無知之舉”仍在部分城市進行。
“救救古建築吧！”建築專家、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甚至中央新聞單位（内參）的強烈呼籲，引起了當時國家建委和國家文物局高度關注。
據考，1978年至1982年，全國政協每年都派出至少一批政協委員赴各地對文物保護工作進行考察和調研，并在連續幾屆的全國政協會議上，就如何保護城市中的文物、如何解決保護和發展的矛盾展開讨論。
1980年5月15日，國務院批轉了《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關于加強古建築和文物古迹保護管理工作的請示報告的通知》，對各地提出“調整、補充、重新公布各級文物保護單位名單，并且要按照政策法令規定的要求，落實保護管理的具體措施”等5點保護意見。
1981年夏秋之交，在北京大學侯仁之、建設部鄭孝燮、故宮博物院單士元三位先生提議下，全國政協起草了一份專題報告，希望國家能夠及早确立保護制度，并盡快公布一批文物古迹豐富的曆史城市。
“國字号”保護實踐起步
專題報告很快等來了中央的批複意見。意見不僅态度鮮明地贊同此事，還責成國家建委和國家文物局抓緊時間協調辦理。
1981年12月28日，上述兩部門聯合國家城市建設總局将《國家建委等部門關于保護我國曆史文化名城的請示》上報國務院。
1982年2月8日，國務院批轉了請示并提出：保護一批曆史文化名城，對于繼承悠久的文化遺産，發揚光榮的革命傳統，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擴大我國的國際影響，都有着積極的意義。至此，“曆史文化名城”正式出現在國家文件中。
随國家文件一起到來的，還有第一批國家曆史文化名城名錄。北京、杭州、開封、遵義、承德、紹興、荊州、昆明、大同、泉州、長沙、大理、南京、景德鎮、廣州、拉薩、蘇州、曲阜、桂林、西安、揚州、洛陽、成都、延安等24座城市位列其中。
不難發現，這些城市有的曾是王朝都城，有的曾是當時的政治、經濟重鎮，也有重大曆史事件的發生地，還有因為擁有珍貴的文物遺迹而享有盛名，有的則因為出産精美工藝品而著稱于世。
第一批國家曆史文化名城的公布，标志着我國名城、古城保護制度的創立。這項保護制度的創立形成了蝴蝶效應，震動并喚醒了國内文保工作邁向法治化軌道。1982年1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文物保護法》，并将“曆史文化名城”概念寫入法律。
成熟一個公布一個
事實上，因第一批24座國家曆史文化名城都是國人心中知名度很高的城市，所以這份名單在起草階段，隻在極小範圍内征求了意見。
多份史料載明，1982年之後，國内許多城市通過各種渠道，向中央表達了成為曆史文化名城的願望。
這樣的背景下，為了能讓曆史文化名城保護逐步制度化、規範化，當時的建設部和國家文物局在1984年開始着手第二批名城名單審定工作，研究名城的條件、标準，制定申報程序。
1986年，國務院批轉《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文化部關于請公布第二批國家曆史文化名城名單報告的通知》，明确了曆史文化名城的3條審定原則，其中一條就是“不但要看城市的曆史，還要着重看當前是否保存有較為豐富、完好的文物古迹和具有重大的曆史、科學、藝術價值”。
1986年12月08日，上海、漳州、平遙、韓城、保定、商丘等第二批38座國家曆史文化名城名單公布。
自第三批37座國家曆史文化名城名單于1994年公布之後，國務院關于“國字号”名城的審批和公布，不再按照成批次進行，而是成熟一個，公布一個。
也就是說，在目前已經公布的134座城市中，除99座城市是按批次集體戴帽“國字号”，其餘35座城市均為“單兵”戰鬥。
究其原因，學界認為，上世紀末，人們對曆史文化遺産保護的認識不斷深化，保護内涵和外延在不斷擴展，陸續出現了大遺址、鄉土建築、工業遺産、20世紀遺産、文化線路等新概念。因此，“成熟一個、公布一個”更科學、更謹慎。
專家認為，古城保護制度的創立離不開曆史文化遺産，但經過30多年發展，一些城市在古城保護中重心放在了曆史遺産“變現”上，似乎忽略了保護制度創立的初心是繼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