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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勇劍:當企業變“輕”後,什麼不能變輕

時間:2024-10-20 02:40:17

今年,不少一度以“模式新、負重輕”所向披靡的互聯網寵兒紛紛面臨危機:在20多座城市,共享單車成規模遭廢棄;外賣平台外送員撞到甚至撞傷路人事件時有發生,其所助長的餐飲方式被認為正在以“垃圾圍城”等方式毀掉“下一代”;滴滴順風車因用戶屢遭生命安全風險在全國範圍内下線整改。

這些互聯網技術及商業模式創新帶來的新問題,當下社會該如何看待與應對?加拿大萊橋大學迪隆商學院終身教授、複旦大學管理學院EMBA特聘教授鮑勇劍對互聯網創新創業企業有多年觀察研究。

萬變不離其宗:四個方面不能“輕”

問:滴滴順風車全國下線前後,一種代表性觀點認為,此時此刻的滴滴才剛剛開始嘗到“輕”的苦果。這裡所說的“輕”,似乎不僅僅是指其企業内部運營具有“輕資産”的特點。

鮑勇劍:不管是互聯網企業,還是傳統企業,都是自身經濟活動的主體,其任何活動、運作都無法脫離經濟活動的基本規律。

近年來的互聯網創業企業大多具有“輕資産”的特點。但萬變不離其宗,以下幾個方面是他們無論如何都不能輕視和忽略的。

第一個不能“輕”的,是企業自身在專業分工上的特長。互聯網之所以能夠通過商業模式創新,借力信息技術和網絡技術産生巨大的沖擊力,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它在自己的專業(即信息技術和網絡技術)上,突破了很多傳統企業解決不了的問題(如信息不對稱、搜集信息成本太高等)。所以,未來,第一不能“輕”的,就是他們該發揮專長的地方,還是要繼續發揮專長。

第二個不能“輕”的,是重視市場權力關系的前後變化,審慎考察自身經濟活動是否真正有利于上下遊、供應鍊之間生産力的提高。技術創新永遠有兩面性:一面是通過提高生産力獲得高額利潤,這個是應該被允許和鼓勵的。畢竟,正是因為創新者積極地在市場中尋找從未試驗過的方式方法,才使社會經濟活動可創造的總價值得以擴大。另外一面則是技術創新基于不斷擴大的市場權力獲得進一步的高額利潤。這一點會暫時被允許,但需要有所節制。舉例來說,如今一些網上企業會更多地把成本向上遊和下遊轉移。它們為什麼能夠做到這一點,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它們作為唯一的購買中間商,變成了一家獨大的購買方。由于掌控了大量需求,它轉過身來,幾乎成為供應商或下遊眼中唯一的“買家”。如果不是通過它,上下遊就無法接近這些消費者。這事實上也構成了一種需求上的壟斷。那麼,一旦這個“超級買家”隻顧利用自己的市場權力來獲益,就有問題了。無論哪家互聯網企業,都要對此類問題非常小心。

第三個不能“輕”的,是價值的重新分配。當技術和商業模式創變發生後,随着其生産規模的不斷擴大、經濟的不斷發展,上中下遊各合作者之間,需要一起商讨如何更公平地獲得它們各自應得的價值和權力。以外賣為例。這一輪降價的原因是上遊供應商通過平台獲得了更多的消費者。但随着這種商業模式趨于穩定,供應商若想求得更好的發展,勢必需要留下更多的利潤來改進生産和産品品質。這時,它就必須和平台就價值分配進行新一輪的談判。

第四個不可“輕”的,就是最近大家普遍關注到的負面的外部性問題。負面的外部性問題,剛開始時大多不明顯,也可以忍受。但随着企業經營規模擴大,負面的外部性問題就無法忽視了。無論是因外賣興盛而産生的飯盒污染問題,還是網約車新商業模式對既有的出租車業務模式、監管模式的沖擊,都是企業必須審慎面對的。它們能否在整個商業價值鍊中獲得一個穩定且合法的地位,主要取決于其如何處理這些負面的外部性問題。

公共政策新課題:如何有條件地政策性壟斷

問:現在公衆最關心的是,如何在一個生産關系重新調整、價值重新分配的過程中,促使創業企業“盡快”“及時”發現并糾正其在成長過程中的“不完美”。他們對公共管理的及時反應和跟進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鮑勇劍:數年前,在管理學界風靡一時的《怪誕經濟學》曾揭示了互聯網經濟中存在的“明星體制”。

在互聯網經濟這個舞台上,存在一個金字塔形的經濟結構,人們最終看到的永遠隻是少數幾個頂層成功案例;所有參與者必須為想象中的未來承受不斷累積的過程成本,但通過社會機制層層篩選者才能勝出;最終,人們會發現,這是一場以“人人以為能赢”始、卻以“赢者通吃”為終的經濟遊戲。一方面,互聯網經濟的金字塔結構,能夠篩選出最優秀的幾個企業;但另一方面,由于幸存者較少,最終往往形成某種新的壟斷和不公平。對于這一系列“怪誕”現象,作者給出的建議是:在市場尚未發展成熟穩定前,請暫時允許和接納這種不公平和不完美,因為這是創新創業的伴生現象。但這種“政策性壟斷”的獲得必須是有條件的。對于受到“政策性壟斷”庇護的優秀企業,它們必須承擔一部分社會責任。這種對社會責任的承擔不是強迫的,而是對等的,是企業獲得政策垂青後必須付出的代價。比如,在世界上有些地區,因為人口稀少,市場規模隻允許一家航空公司存在。這時,政府可以允許政策性壟斷。但前提條件是,獲得政策壟斷地位的企業必須提供競争環境下社會能獲益的公共産品。這時,政府需要要求它在邊遠地區也安排航班,并适度控制票價。換言之,政府在予以政策性壟斷的時候,同時也提出要求。這跟傳統意義上的“放任”市場完全自由地充分展開競争是不一樣的。

共享單車的教訓:不是所有競争都值得鼓勵

問:可不可以說,這種新的“經濟明星競逐方式”,也給公共政策制定者甄别所謂“新型市場競争”的合法性提出了新挑戰?

鮑勇劍:沒錯。就拿共享單車的案例來說,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個典型的、因為我們盲目允許它們進行充分競争而造成浪費的現象。

所謂應該被鼓勵的市場競争,應該是在我不知道你的能力是什麼、不知道你會做多好時給予的一種鼓勵,以期受鼓勵者通過競争把自己優秀的屬性、特質充分發揮出來。但在共享單車這件事上不存在這種情況。這個行業的組織形式、組織方式并不複雜,公共政策制定者完全可以出于避免社會資源嚴重浪費等理由,對無謂的競争予以限制。

問:您認為,共享單車目前出現的大規模資源浪費問題,其實是可以避免的。

鮑勇劍:是的。從企業方來說,最早的創業者應該很早就意識到,自己提供的是一個“半公共産品”。這時他們就應該遊說政府說,我們需要在規定擺放區域、定期修理維護、和居委會聯合提供社會服務等方面得到政策制定方的支持。而不是放任這些公共問題的滋長,等到問題不可收拾時,才花精力來處理。

從公共政策制定者的角度來說,應該看到一些新生行業并不需要通過無限制的競争來角逐出強者。當數個運營較穩定成熟的企業出現之後,應該設立準入制,擡高進入這個行業的技術門檻和服務門檻。如果你達不到這個要求,就不能進入這個市場。否則,你的到來,隻會使其他能夠提供真正意義上的準公共産品的企業無法正常地運行下去。

未來,對所有互聯網企業來說,都應該看到自己的業務或多或少存在公共性。既然作為具有一定公共性的生産形式,就必須同時兼顧市場産品和公共産品的雙重屬性。如果你對此沒有一個深思熟慮的回應或者安排,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一定會碰到問題。而且,涉及公共性的問題,通常不可能靠一個企業來解決,還需要它聯合其他社會資源、利益相關方一起來努力。當一家企業試圖大包大攬地來提出問題并解決問題時,它隻會陷入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痛點”即是機會:讓市場和公共政策充分對話

問:在一些公衆的眼中,所謂企業變“輕”以後産生的苦果才剛剛釋放出來,因而會産生一種憂慮。

鮑勇劍:新現象、新事物如果能找到與其匹配的新的組織方式、行為方式、評價标準,是可以往良性的方向去發展的。

對于新型的互聯網企業,我們完全沒有必要過多憂慮。“痛點”即是機會,我們大可在明确基本衡量标準的前提下,給它們自新、自省的機會。

問:您所說的“基本衡量标準”具體指什麼?

鮑勇劍:第一,這一創新創業是提高了生産力和生産效率,并使得供應量更加有效,還是僅僅在利用市場權力,為自己牟取高額利潤?如果是後者,我們應該反對;如果是前者,我們應該鼓勵。第二,它是不是做得越來越好?第三,它是不是及時看到業務背後存在的負面的外部性問題,并盡可能地去改善甚至消除?第四,它是不是有意識地尊重業務内在的公共産品屬性,并願意通過新的創造,使這些屬性更好地發揮出來?如果創新創業企業能夠做到上述這些,我們應該允許它們有一個不斷自新、自省的成長過程。

當然,這也對公共政策創新力提出新的要求。從公共政策制定者的角度來說,他們的水平也要不斷地提高,且願意以共同發展制度的立場,去和市場上不斷湧現出的“創變者”進行平等、充分的對話。在市場力量和公共政策力量之間,絕不是一種競争或此消彼長的關系,而應該是一種良性、積極的對話關系。誠如商業曆史教授錢德勒在《看得見的手》一書中總結道:美國社會20世紀初的商業大發展,得益于私營和公共部門精英之間的專業化競争。雙方忠誠于各自信仰的社會發展理念,相激相蕩,最終造就一個相互制衡的活躍制度。

要建立一個創新國家,市場創業和公共政策必須旗鼓相當。隻有公共政策尊重企業方的自我利益,企業方才願意真正去考慮,什麼是自己可以協助促成的經過深思熟慮的公共利益。這是雙方都值得付出心力的工作。

問:在公共政策領導力創新領域,有沒有什麼頗具啟示意義的案例可以推薦給大家?

鮑勇劍:對于公共政策創新領導力的角色和作用,丹麥政府有一個做法或可借鑒。

2002年,一位學者問丹麥商務部部長:政府号召企業創新,自己内部是怎樣實踐的?一席話觸動商務部、勞工部和稅務部共同設立跨部門橫向創新的“思維試驗室”,旨在探索公共政策與執行的新方法。

十多年來,他們發現,複雜的公共問題往往是一個連續不斷的社會現象,解決它們沒有簡單的方法,卻可以順勢而為。于是,他們轉變思維,認為政務創新要尋找更好的“處理過程”,而非更有效的“問題解決方案”。

思維實驗室的發現颠覆了傳統的政府權威概念。政務權威不再是維持正确,而是促生可以共同接受的政策形成與執行過程。通過親身體驗,民衆開始信賴政務權威。妥協、共存、合作、漸進改良成為公共管理的主旋律。

實驗室主任普仁曾告訴我,他們所試驗的“政務創業”,會積極幫助公務員理解政務創業“允許失敗”“鼓勵嘗試”。他們認為,失敗并不會損害政府權威,反而會凸顯已經驗證過的公共服務值得信任。如今,該實驗室已建立起專業信譽。它在政務創新過程中建立起的社會關系網絡、在專業知識領域建立起的權威,都轉化為社會利潤,并促成自身多個階段的轉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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