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日本和歐洲在緊鑼密鼓地推動雙邊貿易零關稅。對此，國内外媒體産生種種猜測，認為美、歐、日三大發達經濟體正在聯手打造新的“經濟神聖同盟”。更有甚者，聯系到特朗普此前在赫爾辛基與俄羅斯總統普京的所謂“曆史性會晤”，認為美國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正在“統戰”一切他認為可以聯合的對象，用以圍堵、打壓其心目中的“最大威脅”。
在筆者看來，特朗普存有上述意圖可能并不假。但對于“政治人”而言，“心裡想怎麼做”（wanttodo）和“能夠怎麼做”（cando）可能是兩碼事。
歐盟難産生與其他國家“共赴時艱”的戰略沖動
坦率地說，特朗普此次發動的貿易戰并不是針對個别國家，而是一場針對全世界的“經濟世界大戰”。鑒于美國對多國發起的淩厲打壓，尤其是針對其亞洲、歐洲重要盟友的經貿打擊，有西方觀察者索性稱之為“貿易恐怖主義”。
在上述背景下，有不少印度、日本、韓國等國的學者和觀察家，将目光投向了歐洲，希望通過聯合歐盟的力量，共同應對特朗普的經貿威壓。
的确，特朗普上台後，一方面在貿易上反複敲打其歐洲和亞洲盟友，斥責他們利用了不公正的貿易規則向美國輸出超量的産品，從而造成美國巨額逆差，奪走了本應屬于美國勞工的飯碗；另一方面又在安全合作上屢屢逼迫盟友們承擔更多軍費。上述兩種舉措已經遭到歐洲國家，尤其是德國、法國這一對“歐盟雙引擎”的激烈反對。
上述觀察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如下幾條事實，亦不容否認。它們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所謂美歐“合流”的動力。
第一，在所謂“貿易戰”的“額度”上，無論是歐盟國家還是日本、韓國，他們與美國所涉及的金額還是相對較少的。換言之，特朗普對全世界同時開打貿易戰的确不假，但打的力度仍有差别。因此，歐盟在尚未遭到美國經貿重創之前，很難産生與其他國家“共赴時艱”的戰略沖動。歐美之間的跨大西洋紛争，在一定程度上仍屬于“人民内部矛盾”。
第二，歐盟在知識産權、勞工待遇、環境保護等領域，與美國的立場實際上是較為接近的，同時與其他很多國家的立場及實際情況相去甚遠。因此，歐美之間一旦在鋼鐵、汽車等領域達成諒解，那麼歐盟就極有可能被美國所争取、“統戰”，甚至不排除淪為美國“貿易恐怖主義”幫兇的可能。
第三，在經貿問題背後，揮之不去的還有國家間的戰略關系，以及社會制度、經濟體制、意識形态等。而在這些領域，歐洲與美國具有高度文化親緣性，在政治文化、社會傳統上的相似度也非常高。譬如，在2017年APEC峰會上，特朗普在其演講中就反複強調在印太區域應“保持自由和開放”。此處“自由和開放”實指美國隻和與他們政治制度與價值觀類似的國家一起開放，其潛台詞是如果不和美國共享政治制度與價值觀，這樣的國家美國将不會對其“開放”——譬如，他所不點名地批判南亞一些國家存在“龐大的國有企業”“以政府規劃者主導投資”等等。而這些理念總體上也都是歐美世界所共享的。
綜上所述，那種所謂“歐洲能夠立刻與國際社會站在一起，共同抵制特朗普經濟民族主義，捍衛多邊主義全球化共同價值與制度”的情況，恐怕難以出現。
“達成共識”“形成政策”“政策落實”之間相距千裡
當然，這也并不意味着國際社會應該放棄“争取”歐盟。畢竟，就算不能成為戰友，也總比成為敵人要強。就算不能和歐盟結成“統一戰線”，那也至少應該确保歐盟不至于徹底倒向美國，成為“特朗普主義”的幫兇。
可喜的是，在過去的數月中，印度、日本等重要經濟體與它們的鄰國實現了雙邊和多邊關系的戲劇性轉圜，同時他們與歐洲的經貿聯系也在進一步地密切。歐洲、亞洲、拉美、非洲的重要經濟體，彼此在戰略與經濟層面都達成了更多的諒解與共識。
盡管這些變化尚不足讓他們建成“統一戰線”，但至少可以削弱他們中的任何一方在當前曆史關頭倒向美國的決心。我們還需要注意到，若幹客觀事實的存在也阻礙了歐洲與美國的進一步接近，同時也為歐洲與世界其他經濟體和力量中心的接近創造了條件。
一方面，歐美之間真正落實“零關稅”的可能性并不大。在政策領域，“達成共識”與“形成政策”相距千裡；而“政策形成”與“政策落實”更是相差以萬裡計。
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中有一個“雙層博弈模型”理論，是講兩個主權國家的首腦在峰會、談判中達成共識，甚至簽署受國際法保護的條約後，同樣需要拿回國内，報請各自的議會批準。而在這個過程中，國内政治鬥争、黨派矛盾将極大地影響批準的結果。所以說領導人是同時在國際與國内兩條戰線上面臨“雙層博弈”的挑戰。
明白上述原理，我們再看特朗普在其國内的政治基礎，不禁要為他所謂“美歐零關稅”動議在國會山上的命運捏一把汗。民主黨對他的仇視自不必提；共和黨建制派能夠在這個問題上多大程度支持他，也需存疑。
至于歐盟，形勢則更為微妙。主權國家的領導人尚且面臨雙層博弈的困境，就更不必說歐盟這樣的主權國家聯合體——歐盟成員國通過讓渡本國的一部分主權而形成歐盟。也正因如此，歐盟每遇重大決策時，采取的不是簡單多數表決原則，而是看似最公平、但也最痛苦且低效的全體通過原則。換言之，即便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與特朗普達成正式協議，也将面臨歐盟内部任何一個國家将其“一票否決”的挑戰。
另一方面，特朗普的外交風格屬于典型的“得寸進尺”：每次與一位談判對手達成初步協議後，接下來他并不會轉入實操階段去落實協議，而是逼迫對方接受更為苛刻的條件。
在與歐盟的協調中，鑒于歐盟國家大多也同時為北約成員國，特朗普在有關軍費分攤問題上的斤斤計較、步步緊逼，不可能不在其歐洲盟友心中留下陰影。戰略與經濟從來不是孤立、分離的。兩者的互動深刻形塑着美歐的雙邊關系與世界格局的演變。
綜上所述，國際社會一方面需要對美歐之間在經濟與戰略問題上的複雜互動給予足夠的關注，同時也應該保持一定的客觀性和戰略定力，而不要“說風就是雨”。在看到美歐“合流”的動力時，也應清醒地看到其阻力。唯有如此，我們方能對形勢做出正确的預判，并制定有效的應對之策。
編輯：牛绮思
美編：孫珍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