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檔以素人為主角的綜藝，穿插一些不算知名的藝人做引導。幾對素人準夫妻前往國外，完成各項任務，競争一個在當地舉辦婚禮的名額。節目原定在國内某一線電視平台上播出，節目組在走過了意大利、韓國等國之後，正要去下一站踩點的節目組，卻得到了資金出問題，節目暫停的消息。
現在每年有幾百檔綜藝節目，但因為種種原因夭折的更多。“過去人家說中國電視劇有三分之二放到片庫裡，但實際上生産到一半或者策劃當中流産的綜藝項目，可能比播不出的電視劇比例更大。”一位業内人士對本刊記者說。
資金問題隻是“流産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此外，思路矛盾、管理混亂、惡性競争等一系列問題充斥這個行業。
從公認的第一檔綜藝類節目《正大綜藝》算起，國産綜藝誕生了27年；從開純娛樂節目先河的《快樂大本營》算起，綜藝型娛樂節目也已經發展了20年。這期間，棚内、戶外；周播、季播；電視、網絡；遊戲、歌舞、選秀、相親……綜藝節目的體量、形式、内容、平台等方方面面在延伸發展，也時常逆轉反複。左右着單個節目甚至行業命運的，除了不可抗的政策因素外，資本和資源，更是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遍地是黃金”
不久前，資深電視人李劍然開車前往位于北京門頭溝的靈水村度假。這個隻有200餘戶村民的小村莊，在村口圍起了欄杆，所有來往車輛需停放在指定的停車場内，想要進村，必須購買門票，一副标準的國産景區派頭。
靈水村成為旅遊目的地，并不是因為這裡的自然風貌、人文曆史，隻是因為兩期累計時長不足180分鐘的綜藝節目——《爸爸去哪兒》。
2013年10月11日，《爸爸去哪兒》開播，首站即選在了靈水村，獲得了1.42%的收視率，當晚即引爆全網，随後收視率一路飙升，最高時達到驚人的5.3%，微博閱讀量破百億。
在李劍然看來，《爸爸去哪兒》的意義不隻是造成現象級的轟動，更為綜藝和觀衆之間的互動模式，提供了新的可能。“《爸爸去哪兒》把明星從神壇拉下來，讓觀衆從看明星變成看（明星過）普通人的生活，”李劍然說，“雖然這個進步隻是電視節目形态上的，觀衆參與并不多。”
《爸爸去哪兒》以及當年年初播出的《我是歌手》，引燃了整個電視行業，各式綜藝井噴式湧現，親子、音樂、旅行、競技等各節目，充斥了湖南、浙江、江蘇、東方衛視等一線平台的黃金時段，網絡上一波又一波的讨論熱潮，反證了觀衆的買賬。
觀衆買賬意味着市場被看好，很多電視體制内的從業者，紛紛跳出來，自己單幹。幾年間，綜藝節目制作公司相繼成立，“一個項目就可以為此專門成立一家公司”，李劍然說，很多公司甚至以此做概念，包裝公司，拿到新三闆去上市。
2013年12月2日，應該是被寫入中國電視史的一天。此時，《爸爸去哪兒》第一季尚在播出期間，風頭正盛的湖南衛視在長沙舉辦了第二季的廣告招标會。伊利乳業以3.1199億元獲得獨家冠名權，創造了全新的紀錄。
2014年播出的《爸爸去哪兒》第二季和《中國好聲音》第三季、《我是歌手》第二季、《中國夢之聲》第二季的冠名費均過億，電視綜藝節目進入億元時代，這已經相當于一部中高成本國産電影的體量——同年上映，拿下年度票房第三名的《西遊記之大鬧天宮》，号稱魔幻動作巨制，官方公布的投資數額也隻是2.5億。
從體量看，2014年顯然是綜藝節目的新紀元年，當年有媒體用“遍地是黃金”、“悶聲發大财”來形容市場的火熱程度。其原因，在李劍然看來，和節目形态有關。“中國綜藝和電視劇一樣，是最能抓住觀衆的心的。”李劍然說，“電視劇過去主要抓的是中老年女性，綜藝更多地抓住年輕人的心，或者說老少鹹宜。綜藝和電視劇，是媒體平台的兩大法寶。”
2005年8月11日，蘭州，10多名《超級女聲》歌迷走上街頭，為偶像李宇春拉票（@視覺中國）
“去消費時光”
中國的綜藝熱真正開始于1990年代，最早一批是央視的《正大綜藝》，後來，湖南衛視在借鑒境外綜藝節目的基礎上，推出了《快樂大本營》。
當時，李劍然就在湖南電視台工作。在他看來，湖南電視台總能引領風潮，這和湖南人的性格有重要的關系。“其實湖南在中部，資源并不是很多。但是湘西文化，有敢為人先的因子，正因為資源少，所以要不斷去争。”
李劍然最早接觸綜藝節目，是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因為職業之便，經常有機會看到國外的綜藝。“那個時候全版都是英文的，我們聽不懂，還得英文老師一邊看一邊給我們翻譯。”李劍然回憶道，他對一檔美國的脫口秀節目印象頗深，如今已經記不起它的名字，隻是感歎“比國内領先很多”。
但大陸地區開始做脫口秀，已經是很晚近的事情了。《快樂大本營》成功之後的一兩年裡，類似的室内綜藝，《開心100》《超級大赢家》《歡樂總動員》《開心擂台》《陽光快車道》等等如雨後春筍，國産綜藝走向了第一個高峰期。
數據證明《開心100》《超級大赢家》在鼎盛時期，完全可以和《快樂大本營》平分秋色。每周日在東南衛視播出的《開心100》，最高收視率達到過40%，這對如今不斷細化的分衆時代，是難以想象的；每周五在安徽衛視播出的《超級大赢家》在開播不到半年的時間裡，就一直穩居收視冠軍的位置。
“我記得小時候的綜藝一哥不是何炅，是李斌。”80後觀衆小魚（化名）對本刊記者說，“你知道李斌嗎？以前《超級大赢家》的主持人，眼睛很小，長得不帥，但是爺爺奶奶、爸爸媽媽，還有我們這些小孩子，沒有不喜歡他的，這個就叫觀衆緣。”
彼時，網絡并不發達，電視還處在絕對強勢地位，周末晚上打開電視機收看綜藝節目，是大多數家庭的主要娛樂項目之一。
“快樂大本營，天天好心情、超級大赢家winner、開心100，絕對精彩……”小魚至今仍然清楚地記得這些節目口号。看着國内首批娛樂綜藝長大的她，如今在國内一家電視台做編導，“其實多多少少是受到小時候的影響，再之前央視也有那些益智類的綜藝，《第二起跑線》《正大綜藝》等，還是有教育的成分在。而《快樂大本營》《超級大赢家》這種節目，完全就是娛樂，就是讓你看得開心就夠了”。
在李劍然看來，這時期的綜藝節目有一項重要的開創意義就是，“讓電視機前的觀衆從受教育變成娛樂，去消費時光”。
這些綜藝大緻擁有相同的套路：明星嘉賓做遊戲、闖關答題、表演才藝，還有明星模仿秀等，剛剛“被啟蒙”的觀衆，對這一切都感覺新鮮有趣。
綜藝節目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代表着電視台的成功。東南衛視、安徽衛視因為兩檔王牌綜藝成為了當時的一線平台。但這種風光隻持續了五六年的時間。2004年前後，這些紅極一時的綜藝逐漸式微，包括《快樂大本營》都跌入低谷。缺乏新意、觀衆審美疲勞、包括核心主持人在内的人才流失等因素，使得收視率節節下滑。在經過幾次不成功的改版後，慢慢淡出了人們的視線。
2008年《超級大赢家》停播，2011年《開心100》正式宣布停播——其實早在幾年前，它就已經淡出人們的視線了。可以說，《開心100》和《超級大赢家》的結束，也代表着東南衛視和安徽衛視的沒落。随後浙江、江蘇、東方衛視相繼崛起，逐漸占領第一梯隊。
中國綜藝節目的制作，逐漸進入資本時代。“經濟發達的一些地方電視台或者電影播出平台，它有足夠的經濟做支撐。節目制作費、冠名費剛開始是幾百萬到一千萬、兩千萬、幾千萬，現在甚至一億多，就是要有經濟作支撐。”李劍然說，“除了剛開始出現的像湖南台，後面上來的電視台，不管是浙江台、江蘇台、上海台，它一定是位于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
“民選偶像”
世紀交替時沖到一線的電視平台，隻有湖南衛視依然堅挺。《快樂大本營》在2005年7月甚至面臨停播危機，但這并沒有令湖南衛視元氣大傷，相反，彼時的湖南衛視正在創造又一個足以寫入中國電視史的奇迹——2005年《超級女聲》。
前一年，湖南衛視的《超級女聲》，東方衛視的《我型我秀》開啟了中國的選秀元年，也為綜藝節目拓展了新的模式。2005年，選秀綜藝走向巅峰。這一年8月26日，《超級女聲》第二季總決賽以收視率破11%的驚人數字收官。
以往的綜藝節目，大多是請明星嘉賓，通過完成節目設置的各種遊戲，為觀衆提供娛樂，這是一種單向輸出方式。選秀的出現，綜藝的操作方式發生了改變。節目中出現的嘉賓的命運是由觀衆決定的。節目與觀衆的互動性第一次顯得那麼重要。
“‘超女’、‘快女’是讓觀衆從觀看者變成了一個發表意見的人，以投票的方式，它給了觀衆一種發聲的可能。”李劍然分析道。
2005年《超級女聲》之後，中國的綜藝節目進入了選秀時代，一個個偶像被節目和觀衆共同推舉出來。《快樂男聲》《快樂女聲》《加油！好男兒》《我型我秀》……不論哪一檔選秀節目，都強調彰顯個性、勇敢追夢的價值觀，“想唱就唱，要唱得漂亮”；“燈光和花火一起閃亮，也亮不過我的夢想”……這樣的主題曲随着節目傳遍全國。
2006年4月2日，兩屆《超級女聲》冠軍安又琪、李宇春出現在湖南國際會展中心酒店，作為助陣嘉賓，參加了2006年《超級女聲》啟動新聞發布會。借由節目的形式感與傳播力，她們被視為“平民英雄”，李宇春更是被當年的媒體稱為“首位民選偶像”，登上了《時代周刊》亞洲版封面。
這檔節目已經不隻是全民狂歡，更成為一種現象級傳播案例，為全世界矚目。
就是這樣一檔影響力波及海内外的選秀綜藝，當年的冠名費隻有1400萬。不到一年後，在2006年《超級女聲》啟動新聞發布會上，時任湖南衛視總編室主任李浩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新一屆超女的冠名費已經“不低于6000萬元”了。
四年後，相繼播出了《快樂男聲》《快樂女聲》之後，李浩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湖南衛視的選秀走到今天，是一個很成熟的産業鍊了。因為它從前端，到快樂聯盟、招商，都被高端品牌積極認可。”
彼時，第二屆《快樂男聲》即将啟動，從後來的數據來看，李浩的看法可能有些過于樂觀了。由于種種政策限制，選秀節目不能進入黃金檔播出，也不再通過觀衆投票決定比賽結果，這幾乎切斷了節目與觀衆的互動性，選秀節目随即逐漸式微。在這檔節目已經進入到8進7的晉級賽階段時，收視率卻還隻有0.83%，遠不如上一屆《快樂男聲》晉級賽階段接連破2%的收視率。
與第一批室内綜藝相繼凋零如出一轍，選秀類綜藝在走過了五六年後，也進入了尴尬的瓶頸期。
直到兩年後，《中國好聲音》橫空出世。
誰來決定你看什麼？
在劉歡、庾澄慶、楊坤的煽動下，那英從評委席站起，走上台去。“光腳唱，誰怕誰啊”，那英一邊說着，一邊脫下了自己的高跟鞋，站在選手身邊，與她合唱了自己的代表作《征服》。觀衆起立鼓掌。這是《中國好聲音》的第一集。節目播出後，獲得了将近1.48%的收視率。在網絡上引發的高讨論度，令節目熱度持續升溫，第二期節目收視率翻倍增長，随後一路飙升，總決賽收視率突破5%。
它與以前的選秀節目太不一樣了。選手不再是節目中的焦點，轉了個“平民選秀”的圈之後，舞台核心再次回到明星。評委為争奪選手放低身段，以“惜才如命”的姿态，鬥智鬥勇、插科打诨，那英光腳合唱、楊坤力邀選手加入自己的“32場演唱會”……四位評委個個大有來頭，自帶強大的明星光環。這樣的反差沖突，刺激着已經對選秀産生視覺疲勞的觀衆。
2014年8月3日，《中國好聲音》新一期劇照，音樂導師汪峰現場表演。（IC圖）
2014年7月25日，《爸爸去哪兒》第二季劇照，這一季也刷新了娛樂綜藝的廣告冠名費紀錄。（@視覺中國）如果說李宇春時代的選秀，還是帶有綜藝性質的素人比賽，7年後的《中國好聲音》可以說是帶有比賽性質的明星綜藝了。
這期間，大陸娛樂産業高速增長，港台藝人占領娛樂圈話語權的時代已經過去，最重要的市場在内地，資本不斷湧入其中。
“我記得曾經有一篇文章說，中國的真人秀用三到五年的時間，把韓國、日本二十年經驗模式的積累，甚至歐美幾十年的模式全給挖空了。”李劍然說。
方法自然是用錢買。在各式綜藝井噴出現後，觀衆突然發現，屬于自己的原創卻并不多。幾年前，《爸爸去哪兒》《我是歌手》《奔跑吧！兄弟》《中國好聲音》等爆款節目均購買自韓國版權。去年由于政策原因，購買版權受到限制。于是又出現《歌手》《奔跑吧》《中國新歌聲》等一系列借鑒意味明顯的“原創”節目。
“中國的創作者不比世界的任何一個差。”談到這個話題，李劍然的語氣變得激動起來，“不是制作公司沒有能力，首先平台不信任它，跟平台談項目的時候平台先說版權是哪兒的。原創的？那有收視保障嗎？沒有數據？沒有數據你就不用給我說了。”
這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制作方的弱勢。“影響綜藝發展的很大一部分因素是資源。”李劍然說，“除了平台資源、廣告資源以外，還有藝人資源，藝人資源最豐富的是哪兒？北京。”
據李劍然介紹，現在基本上大部分省的衛視，大都在北京設立了制作中心，或多或少，或大或小，“自己本身沒有制作中心，但是跟北京一些文化傳媒公司、影視制作公司，以制播分離的方式合作。”
“現在我們很多節目的制作、創作、生産是拼盤化的，是工業化流程生産的。這個時候的創作者，我們的主創隊伍，跟影視劇有點像了，”李劍然介紹道，“總導演是這裡的，總監是那裡的，總制片又是另外一家的，我們叫做搭台子。這個時候的創作人員很多是個體化的，雖然隸屬于一些公司或者簽約一些公司，甚至有自己的工作室，但是相對比較獨立。”
在強大的資本面前，很多制作公司都失去了話語權。
另一個原因是娛樂的風險也在增加。“看報道上個星期有個政策，說要求全明星的節目不能在黃金時間播。這種節目過去肯定是黃金檔的，現在又得往後推。也就是說這裡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李劍然分析，除此之外，現在綜藝的投入越來越大，投資方必然要考慮到回報因素。上明星，有國外成功模式，在投資方看來，這就等于給節目收視率上了兩道保險。
雖然現在綜藝大爆發，越來越受到資本青睐，但李劍然顯然也很懷念過去的某種東西。他一直記得十幾、二十年前湖南台經濟頻道的一檔綜藝節目，沒上星，隻在地方播。“在一個别墅裡架了28台攝像機，有數對青年男女在裡頭生活、培訓，當然因為是年輕人，有争鬥、有矛盾、有團結，甚至還有談戀愛等等。”這個節目形式，即便放到今天，仍然是很新穎的，李劍然說，因為節目裡“有人性中的迸發點，有閃光點，也有一些陰暗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