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他接下來沒有給出明确答案，但這一席話在美國仍然引發不小風波，人們的争議在于，如果NASA過度商業化，遇到利益沖突時，它會服務于私人企業，還是公共使命？
然而，争議并沒有阻止布裡登斯廷繼續延展自己的想象。提出“火箭小廣告”兩周後，他又在一場采訪中表示，“也許NASA宇航員可以像運動明星那樣出現在麥片盒子上跟孩子們招手示意。”
布裡登斯廷這樣“天馬行空”地打起做生意的算盤，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這位在今年四月剛上任的NASA局長的最大任務之一，就是在政府資助不夠的情況下，為NASA“開源”——以商業化和品牌化的方式。
錢，不夠了
2017年7月1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了一項行政令，宣布重建國家航天委員會，項目由副總統麥克·彭斯領導。其目的非常明晰：進一步扶持美國商業航天的發展。
特朗普政府雖雄心勃勃意圖重振美國在太空探索和技術方面的領導地位，但國會預算并沒有跟上。政府預算草案顯示，聯邦政府撥給NASA的财政支持将在2023年前繼續持平——換句話說，錢，還是不夠的。
NASA這個誕生于1958年的年輕機構，曾經十分“富裕”。根據《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法案》，其每年的運行資金來自聯邦政府财政撥款。向國會提交預算方案并經國會投票通過後，NASA才能獲得相應撥款。
由于NASA每年都要向政府“伸手索要”來年的運營資金，預算方案能否通過，一方面取決于方案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依賴于大環境的“天時地利”——随着蘇聯接二連三在太空領域占取先機，美國對NASA的撥款在1962年肯尼迪任總統期間達到頂峰。肯尼迪的一句“我們選擇去月球”正式開啟了美國的太空探索之旅，NASA也因此獲得了聯邦政府優先撥款權。
接下來的幾年，NASA預算翻了将近四番，頂峰時占據聯邦政府總預算的4%左右。
随着美蘇軍備競賽的結束和蘇聯的解體，NASA獲得的撥款下降，與此相反的，是NASA最新工程與計劃所需的費用不斷攀升。
撥款下降的另一因素，與美國的航天委員會的撤銷相關。
作為國家意志的直接體現，美國航天委員會和NASA一同誕生于1958年，由當時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發起，其首要目的是協助NASA與蘇聯進行軍備競賽。委員會由美國副總統直接挂帥，成員組成均為高級聯邦官員，主要職責是幫助協調NASA、國防部和其他部門機構方面的政策及決策沖突，直接向總統和白宮彙報。
在委員會的推動和帶領下，NASA的效率與産出頗豐，完成了雙子座計劃、阿波羅計劃、天空實驗室計劃等一系列任務。
1970年代，美蘇的軍備競賽暫時中止，國家航天委員會一度被撤銷，兩國達成人類航天史上頗具價值的合作——阿波羅計劃。在短暫的合作過後，時任美國總統的裡根在1983年提出“星球大戰”計劃，國家航天委員會得以重建。前NASA宇航員布斯·阿德林身穿印有NASA圖标的T恤和外套（@視覺中國）
2012年6月，NASA前局長博爾登與SpaceX總裁馬斯克見面，祝賀其“龍飛船”成為史上首艘造訪空間站的商業飛船（@視覺中國）同時，巨大的财政預算壓力，也促使政府不得不求變，以政府和軍隊為主要導向的航天發展策略開始轉變，商業航天的苗頭在此時初現。
1984年，美國通過《空間商業發射法案》，NASA開始逐步開放火箭業務給商業公司。1990年代，美國掀起資本狂潮，緊接着一系列商業航天公司在此期間成立和成長。但此時，它們面對的局面仍沒有發生根本改觀：NASA仍然緊握着航天航空所有的資源。
進入21世紀，聯邦政府要求NASA轉變發展核心到科學研究和深空領域，但總資金預算有限，NASA不得不考慮進行最大程度的社會化融資，以解決資金缺口問題。
商業化上一路狂奔
如今，吉姆·布裡登斯廷對NASA進行商業化改革，不過是繼續NASA在此前早已開啟的商業化道路。
NASA早前也曾出售商标版權給玩具廠商，推出火星探測器漫遊者的同款玩具，還嘗試和多家服裝企業，如運動品牌耐克等合作推出聯名款服飾、鞋、帽等，市場反響相當不錯。
近年來，NASA越來越像一個商業公司，還開始通過公關手段經營自己的形象。數據顯示，僅在去年，NASA就合作參與了143部紀錄片、41個電視節目和25部電影的制作。
此外，NASA還單獨成立了一個社交媒體團隊，意圖吸引年輕人的關注，與他們緊密聯系，以吸引更多有價值的商業項目參與到航天項目中來。
這些舉措大獲成功，越來越多的商業公司開始尋求與NASA的合作。NASA本身就擁有得天獨厚的優質内容，一張航天圖片通過團隊後期的技術渲染加工，同時配合拟人化的文字說明，就能短時間内在臉書推特等社交網絡上迅速得以傳播，收獲一批又一批的“死忠粉”。
但橫亘在NASA和商業資本之間的，是其作為聯邦政府機構的身份限制。根據政策，政府議員不應明确或暗示其支持某個品牌或産品，所以在NASA上傳至YouTube的視頻中，經常會看到航天員使用的日常商品被打上馬賽克——比如宇航員們喜歡的M&M巧克力豆，被撕去包裝，裝在貼有“糖衣巧克力”貼條的真空密封袋裡。
“你會看到品牌，但NASA永遠不會承認它們。”宇航員Pearlman說。若要改變此條政策的限制，則需要來國會新的立法，或對現有章程的修改。
今年8月，布裡登斯廷計劃組建新的委員會，專注于NASA的商業化。目前，委員會主席由衛星通信公司麥可薩科技的副總裁擔任。委員會的主要任務是為NASA進一步的商業化尋找突破口，出售航天器或火箭的冠名權，或者打造宇航員的個人品牌形象，接受商業代言活動。
相比NASA的“步步為營”，另一些國家的航天機構則更為大膽，已在航天領域商業化的道路上大步前進——比如，加拿大的航天員克裡斯·哈德菲爾德曾在國際空間演唱歌曲，在回到地球後，将其錄制的音軌制成專輯銷售；俄羅斯時還曾與必勝客合作，将其火箭的廣告位出售，必勝客為此向俄羅斯支付了100萬美元。
最近，NASA公布了一份最新的太空探索計劃，除了提到重啟登月計劃和火星計劃外，NASA還計劃開放其近地軌道的空間站進行商業運營，并且國際空間站将開放一些合作機會給商業機構，以獲取更多的收入。
在此之前，特朗普政府曾透露将國際空間站私有化的想法，即将其運營權轉交給私營企業，并且終止政府的撥款，但遭到了國會的反對，理由是放棄對将近1000億美元資産的控制權是不明智的。
副總統彭斯在今年8月訪問NASA基地時說到：“美國将再一次在航天領域上取得領先地位。”他毫不避諱地批評奧巴馬政府的“失誤”：“比起與其他國家競争來創造最好的航天技術上，前任政府選擇了屈從投降。”此外，他還認為私營企業應該在此次重返月球的任務重扮演更重要角色。
在特朗普政府“商業治國”的政策傾斜下，航天航空領域的商業化似乎已勢不可擋，但商業化能否如同布裡登斯廷所說“持續地”解決NASA資金短缺的問題，仍然有待觀察。
一方面，商業廣告的收入隻能抵消很小一部分的成本，這一部分資金注入對于NASA日常運行所需的龐大資金來說微不足道。而且，廣告收益并不會直接進入NASA口袋，而是到聯邦政府财政部，再由國會撥款給具體的組織機構。另一方面，過度的商業化也可能将NASA置于逐利的負面言論中。一旦商業逐利的縫隙被撕開，作為政府官員的NASA雇員也很可能陷入謀取私利的倫理沖突之中。
對于NASA依靠社交吸引來的一批死忠粉，也很可能在商業資本的湧入中不覺流失。正如太空曆史學家鉑爾曼反對NASA商業化中給出的理由：“不管現實環境如何，航空想要營造的就是太空最原始純淨的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