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7月23日，劉璇來到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中關村外國人服務大廳，正為小女兒申辦中國“綠卡”。文件袋裡裝滿了父母雙方的身份材料以及女兒的出生證、護照及簽證複印件......不過，她還是不确定是否齊全，也不知每份資料有無纰漏。女警官也拿不準，需要請示領導再通知劉璇。
劉璇在加拿大生活了十餘年，擁有“楓葉卡”（加拿大永久居民卡），距離成為加拿大公民，隻差一步。她是北京人，獨生女，求學出國。到如今，父母年事漸長，需要人陪伴、照顧。兩三年前，她便考慮帶着女兒一起回國。
女兒是加拿大國籍，回國後，不但出入境等手續繁瑣，想在國内上學，也有很多限制，這一直是她和丈夫頭疼的事情。
今年3月，劉璇的丈夫從網上得知與中國“綠卡”新政相關的消息後，立馬告訴劉璇。3月13日，《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公布，其中提出組建由公安部下轄的國家移民管理局。職能是協調、拟定移民政策；負責外國人停留、居留和永久居留管理；承擔移民領域的國際合作等。
劉璇一直都知道這張卡片的存在。但在她的認知中，那是“非常，非常難申請的”。但這次政府機構調整，讓她看到一些希望，她毫不猶豫地帶着女兒飛回北京。
飛回國内的不隻是劉璇，已經移民國外的衆多華人，同樣被移民管理局的消息吸引了。改革開放後，很多中國人曾想盡辦法，通過留學、技術、投資等各種方式，移民國外。現在，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又去到各地出入境管理局，咨詢、申辦中國“綠卡”，希望能獲得在中國的永久居留權。
“有種井噴的感覺”
劉璇是2001年出國的，到現在已經17年。她還記得，剛到加拿大時，大陸移民地位很低，很多香港、台灣地區過去的移民看不起他們。最近幾年，情況發生了變化，“近幾年，一說中文，好像大家都認為你挺有錢。”
現在，劉璇發現，這些“有錢人”又在返回中國。她有一個朋友，妻子和女兒已經入籍加拿大，他事業在國内，于是一家人長期兩地分居。女兒在加拿大上學幾年，妻子實在待不下去，拿到身份後，帶着女兒又回到中國來上學，現在也在為女兒辦中國綠卡。
據劉璇了解，這種情況并不少見。很多中國人移民國外，主要事業、社會關系都在中國。于是媽媽陪讀，爸爸像太空人一樣兩地飛，“好多陪讀媽媽不是特别願意為了孩子犧牲家庭，或者犧牲自己的事業，入了籍以後，就又回國了。”
“現在，申請最多的就是華人。真正的外國人不多。”某市出入境管理局工作人員李佳欣接受本刊采訪時說，之前申請“綠卡”限制很大，能拿到的非常少，新政之後，大大降低了中國“綠卡”的門檻。工資、稅收兩項達到一定數額，滿足居留時限要求等，都可以直接申請。
事實上，早在國家移民管理局成立之前，“綠卡”的政策就在放開。2017年，公安部宣布，在天津、湖北、重慶等自貿區，以及京津冀、廣東、四川等省市，推出入境新政，為外籍華人在華居留和永久居留提供更大便利，吸引外國留學生來華創新創業，為長期在華工作人員提供居留便利，為外籍人才提供入境便利等。
據李佳欣介紹，通常，外國人獲得中國“綠卡”的方式一般有五類——投資、任職、特殊人才，以及親屬團聚和投靠。此前，利用親屬團聚申請者最多，現在，以擁有博士學位的學者、行業專家、獲得政府相關部門推薦的高精尖人才為主，人數與過去相比，“有種井噴的感覺”。
對此，上海費戈曼商務咨詢有限公司合夥人夏淩華頗有同感。費戈曼成立于1951年，全球設有40多家辦事處，為170多個國家、地區提供移民咨詢服務，早在中國“綠卡”制度建立之初，他們就開始提供相關業務咨詢和辦理。
“申請中國綠卡的人數一直處于遞增趨勢。”接受本刊采訪時，夏淩華介紹，從2016年起，客戶的咨詢量跟之前相比漲幅高達40%—50%。今年以來，來公司咨詢的華人比例明顯增加，占綠卡咨詢總數的50%。
當下，海外華人華僑總數超過6000萬。約六分之一是改革開放後走出中國的新移民。移民的主要目的地為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在《新民潮：中國怎樣才能留住人才？》一書中，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理事長王輝耀寫道，在美華人已經突破400萬，其中，近350萬加入美國國籍，大部分是高精尖人才。中國一度是世界最大的人才流出國。
随着“人才強國”戰略實施，中國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都出台了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來華發展的計劃。2008年，國家“千人計劃”出台。截至2017年底，已分13批引進7018名海外高層次人才。其中，絕大多數為華人。以2011年7月入選南京“千人計劃”的海外專家為例，48人全部為華人、華僑。
今年四月以來，李佳欣便受理了多位外籍華人博士的綠卡申請。接受本刊采訪前一周，多數申請已成功獲批。在她日常接觸的外籍人士中，日本、韓國派駐的外籍人才，一般在中國停留四年便會離開。“歐美人可能會覺得中國适合居住，但很少考慮定居”。
也有一些相對年輕的留學生，他們在國外遭遇排擠、限制。相較之下，會覺得國内的資金充裕，創業的條件也好，政策開放。當地新政出台前，李佳欣曾遇到一對高知夫婦。兩人都是博士，以親屬投靠方式申請“綠卡”。材料遞交了兩三年，“綠卡”卻一直沒批下來。“他們也不灰心，就不停地交申請，遞材料。”最後沒辦法，正巧碰上其他省市出台出入境新政策，兩人從李佳欣那裡撤銷申請，轉投到其他省份。
最大的優勢
李佳欣偶爾在網絡上回答網友出入境相關的提問。在一條外籍華人博士如何申請中國“綠卡”的帖子下，她提及近期成功受理華人博士綠卡申請的案例，引來不少人咨詢。
7月份，在英國工作的王皓，也留言詢問綠卡的事情。他已經在英國獲得博士學位，而且有機會加入英國國籍。但他一直在猶豫、權衡。他長期關注着中國“綠卡”新政動向。在李佳欣的帖子下留言，他特意詢問籍博士申請中國“綠卡”能否在海外辦理。
顯然，對很多人來說，放棄中國國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國“綠卡”新政，給很多移民國外的華人，提供了多一種可能性。
劉璇在加拿大接觸到很多朋友，要麼是保留中國國籍，拿了加拿大綠卡，“像我這樣”，劉璇說，要麼是直接加入加拿大國籍，再計劃拿中國綠卡，“回來以後就沒有限制了”。
6月16日，山東青島機場邊檢站民警對出入境旅客進行分流引導、分區驗放（IC圖）王輝耀在《國家移民局》一書提到，與此前單純關心出入境問題不同，如今，環境、生活便利性、社會福利、人文關懷等問題，已經成為外籍人才來華工作關注的新熱點。
提及中國“綠卡”的含金量，夏淩華認為，這也是申請綠卡的外籍人中華人比較多的原因。她的客戶中除了外籍華人，還有來自歐美等發達國家的外國人，但他們申請綠卡，主要是為了方便，“這些本身就來自發達國家的外國人，來到中國，對國民待遇問題就不太感興趣。”
在日本生活22年後，長海博文回到江蘇，擔任蘇州大學特聘教授，同時還在中國鋁業、蘇州有色金屬研究院等機構任職。“雖然我還是外籍，但回到國内，國家卻能給我國民同等待遇。”長海博文撰文回憶道，2011年11月，首批21位外籍人士獲得了江蘇海外高層人才居住證，自己就在其中。獲得這一證件後，他不但能夠申請各種各樣的國内科研資金、項目，還能在事業單位擔任領導職務。長海博文坦陳，“這一點，是對我們海外回來的最大支持。”
各省推出的海外人才居住證制度，亮點之一是将“綠卡”的身份證件功能與當地的優惠政策結合。比如，浙江海外高層次人才居住證，獲得者除了可以享受買房、子女教育等相關福利，針對浙江創業的經濟特點，持證人還可以技術入股，以商标、著作權、專利等知識産權出資等方式創辦企業。
雖然女兒在加拿大成長，但在劉璇看來，她回國讀書，最大的優勢并非語言，而是在高考問題上。“如果你是外籍，在中國一直讀書，你可以在中國參加高考”，劉璇說，關鍵在于，外籍學生邁入國内頂尖大學的門檻要低得多。
此前北京師範大學留學生辦公室接受《中國青年報》采訪時，也曾透露，北師大通過自主招生的方式招收留學生，“他們向我們提供有關材料，再參加比較簡單的測試。”
不過，劉璇回國，主要并不是為了孩子，而是為了父母。
她是80後，“我們這代人獨生子女比較多”，劉璇說，父母現在年齡大了，缺少人照顧，她想過為父母申請加拿大那邊的移民，但要求比較嚴格，父母也不願放棄中國國籍，他們隻好考慮回來，“孩子年齡大一些，她們願意回去，還可以回去。”
每個人回來的原因都不一樣，但對很多老人來說，故土感情确實是很常見的原因。
李佳欣在處理“綠卡”申請時，碰到過很多五六十歲，在國外工作了大半輩子，如今通過“人才計劃”回國的華人，“華人有落葉歸根的感覺”。
在吸引海外人才歸國的問題上，海外華人、華僑曆來是工作重點。“外籍華人，是我們引進全球人才的絕對主力和重點人群。”國務院僑辦專家咨詢委員劉國福接受本刊采訪時說，與生在國外的外籍人士相比，華人更容易被吸引回國，他們“對中國有千絲萬縷的思鄉情結”。（劉璇、李佳欣、王皓為化名。本刊記者陳光對本文有貢獻。）
一場特殊的座談會
2018年3月12日，日本亞洲通訊社社長徐靜波作為中國“兩會”海外特邀代表在北京鐵道大廈酒店，參加一場座談會。與會者包括公安部、國家出入境管理局、國僑辦等機構的官員，目的是聽取海外僑胞關于華僑政策的意見。
據徐靜波回憶，座談會現場，一些華人、華僑提到了“華裔卡”的問題。“這個事情讨論了很多年了”，徐靜波說，很多華人、華僑希望政府能針對已加入外國國籍，以及長期居留海外的僑胞，發行“華裔卡”，以方便他們回國，在國内辦理各項事務。
2016年，北京實施《公安部支持北京創新發展的20項出入境政策措施》時，北京中關村管委會主任郭洪就曾談及這個問題，他表示，為吸引國際科技創新人才，中關村将試點移民入籍、華裔卡、外籍人員臨時身份證制度。
這個消息傳出，立即在海外華人圈引發熱議。但随後，中關村專門通過媒體公開澄清，華裔卡相關政策尚處于調研階段，還有待于國務院、公安部等機構審批。
在這次座談會上，公安部官員再次回應了這個話題。“目前不具備發行條件”，徐靜波向本刊回憶道，華人華僑雖然數量龐大，但管理上涉及不同部門，情況比較複雜。公安部官員也承諾，在中國工作華人申請綠卡問題，會降低門檻，放寬條件。而針對華僑回國使用護照的問題，也将會把護照納入國民信息系統，以保證護照在國内辦事能夠通用。
“中國的護照其實有兩個部門在發”，徐靜波說，在這次座談會上，相關人員也介紹了這個情況，中國人第一次出國時獲得的護照，一般是由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發放。出國後，很多人常住國外，護照用完或者到期後，回國不便，通常在中國駐外使領館換發新護照。因此，中國的護照發放與管理，出現了公安部、外交部兩個系統。由于這兩個系統的護照信息并沒有在國内實現完全聯網，因此，很多華僑回國時在住宿、換外彙甚至申辦公司等問題上，常遇到很多麻煩。
“上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前半期，一些省市實施了一個出國人員必須注銷戶口，以身份證換護照的做法”，徐靜波介紹道，當時的身份證不起什麼作用，許多人都不在意。但現在，這些華僑頻繁返回國内，沒有身份證信息就非常不便。“我在日本聽說過好幾次，華僑帶着日本人回國考察，到了酒店，日本人都辦好入住手續，住進了房間，而這位領隊的華僑卻因為沒有身份證而住不進酒店，因為酒店不認他的中國護照，要求他到派出所去開臨時身份證明。日本人看不懂，你中國人回到中國來，怎麼還這麼麻煩？”
徐靜波自己就曾一直被身份證問題困擾，他在座談會上，提出了這個問題，公安部相關人員承諾，要推進解決這個問題。但徐靜波也知道，這個事情牽涉不同部門，想要推進，還是要耐心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