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時期，我在山西汾陽、一個晉西北的縣城裡生活，縣城裡剛剛開始有搖滾樂，我們從廣播裡、從卡帶裡聽到那些音樂。
有一天，收音機裡說，在山西省會太原，會有一場崔健的搖滾樂演出，我們這些中學生非常向往。我和幾個同學結伴，騙大人說要買參考書，湊夠錢之後，每人花了兩塊八，坐長途汽車前往太原。
汾陽到太原的公路距離是一百多公裡，那時候長途車大概開了五個小時，輾轉反側，兜兜轉轉，才到達太原。我們最後買到票，在太原的一個體育場裡看了這場音樂會。
這是一個很遙遠的距離。對生活在縣城裡的年輕人來說，如果想分享音樂、分享城市的文化，就必須行走，必須離開你的故鄉，必須前往更大的城市，才能獲得這些資訊、資源。
“必須要流動”
一年之後，我高考落榜了。我父親跟我講，你應該上一個大學，但你數學太差了，肯定補不起來，還不如趕緊去學美術，沒準你可以考一個美術類學校，因為那個時候考美術不用考數學。我想，用一年的時間學好畫畫、考上大學的幾率，應該比學好數學的幾率高，所以我就離開故鄉，去太原學畫。
我記得是在秋天時，又有一個信息傳來：在北京，會舉辦羅丹的雕塑展。這個消息就跟我一年多前在縣城裡聽到省城有崔健的音樂會一樣，同學們奔走相告。
我們一幫男孩子商量，要去北京，要去看羅丹的雕塑展。我們一起買了火車票，從太原到北京的火車要坐整整一個晚上，晚上七八點上車，第二天早上六七點才能到達北京，我們幾乎一夜未眠。
到了北京之後，出了火車站先去買當晚的返程車票，再坐公共汽車去看展覽。為什麼要買當晚回來的車票呢？因為我們當天回來可以省掉一晚住宿錢。大家到了美術館時，實在太早，大門還沒開。後來，我們看到了迄今為止我看過最全面的一個羅丹雕塑展，包括他的很多手稿、素描跟速寫。
一次看音樂會，一次看展覽，它們成為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經曆，而且它們引發了我對這個社會的一個思考：對于我們這些生活在鄉村、生活在縣城的人來說，我們想要尋找更多的文化資源時，我們需要移動。
1949年之後，整個中國社會變成一個垂直管理的社會，大的資源、重要的資源，都集中在最大的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廣州，接下來資源豐富的是省會城市，還有大的工業城市，然後才一點一點地到縣城、到鄉村。也就是說，對于生活在田野和山區的中國孩子來說，分享到這些文化資源是非常不容易的，必須要流動。90年代初的流動機會，就是考大學，或者當兵，這樣就可以離開自己的土地，到别的地方發展，獲得個人發展的機會。
寂靜的精神世界
到了1990年代末，我在北京電影學院讀書，大概是1997年、1998年的時候，學校外邊正在修三環路，整個沿三環路的路邊，都是用帳篷搭的工人工棚，裡面住了很多來自外省的農民工，全是從外地來到城市的面孔。
很快，一年接一年，城市外來人口越來越多，整個城市化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人口遷移，就是從基層向大城市流動。
造成這樣的流動首先有經濟的因素，因為你會逐漸地發現農業是不賺錢的，僅僅依賴土地，個人的發展空間，或者說你的收入是非常有限的。另外一方面，則是精神的需求。直到今天，我們要看電影的話，最主要的電影院還都密布在大城市和中型城市，幾乎所有的小鎮都是沒有影院的。包括音樂廳，包括美術館，包括飛機場，包括所有的城市設施和一些工作機會，它們都密布在這些資源集中的大城市裡。
所以，人口流動首先是生活、生存的要求，對很多年輕人來說，你想改變自己的命運，進入城市才會有機會。另外一方面是精神的需求，在這方面，我有非常難忘的記憶。
我曾經在我的文章裡寫到過這樣一個故事：在我已經定居北京很久以後，在我已經成為一個電影工作者、可以全國、全世界頻繁旅行以後，有一年春節，我從北京回到老家，想去看望我的一個同學。他中學畢業以後沒有考上大學，後來就在家務農。
他的家就在縣城邊上的一個村莊裡，黃昏的時候，我一個人騎着摩托車，在暮色中去了他家。他正好不在，他的父母接待了我，于是我就坐在他的房間裡等他回來。我發現，整個房間的陳設，他的被褥、鋪蓋，甚至他養的植物都沒有改變，因為他那個時候還是單身。
他的床上有一本書，是一本半刊半書的雜志《今古傳奇》，這是我們高中時流傳最廣的一本書，差不多每一期都有三四篇中篇小說，小說題目大多是“大案”、“奇案”、“要案”，類似地攤文學。
那本書曾經是我在中學課堂上偷偷讀過的，不知怎麼樣流傳到了他的手裡，而經過了這麼多年，這本書還在他的枕邊。這時候我想，可能他還在靠這本書來打發他漫長的夜晚，打發他庸常的日常生活。
如果你去鄉村行走，你會驚訝地發現它在逐漸變成一個老年人、兒童和婦女的世界，因為青壯年大部分都外出打工，去尋找生活的可能性。另外一部分，在夜晚的鄉村裡，幾乎最重要的娛樂就是打麻将，就是賭博。你可以想象，如果鄉村裡面沒有麻将的話，可能最後一個年輕人都會走掉。
再一方面，如果沿着這樣一個路途，我們離開鄉村來到城市，離開北方來到南方，我們去到東莞、虎門、長隆，去到長安、石龍，去到這些廣東的密集小鎮時，一邊是林立的跨國公司工廠，一邊是跟鄉村同樣的寂靜——幾乎在白天的時候，你在這些小鎮上是看不到人的。就是我們那些老鄉，我們那些離開土地、離開村莊，前往城市、前往開放的南方去打工的親戚朋友，他們進入到的同樣是一個寂靜的、寂寞的精神氛圍和精神世界。
在一些大型工廠裡，年輕工人其實就是生活在一個鄉村的社區裡面，人們的往來是以同鄉為基礎的，比如東北人會紮堆，湖南人會紮堆，湖北人會紮堆，可能甚至會細化到某個縣、某個鄉，實際上他們面對的還是過去的一個鄉土結構。
在這樣的一個精神氛圍裡，我們就容易理解為什麼離開了土地，來到了城市，還會發生富士康的那些悲劇。
“我是叛徒”
人口移動，進入到城市之後，應該建立起一個相對來說均等的分享式社會。我舉一個例子，看我們的社會是如何堵塞了分享渠道，比如說房屋的限購，汽車的限購，就是從制度上堵塞了分享，取消了一種分享的可能。
可能有的人會說，對一個打工的年輕人來說，在北上廣買一套房子可能是不現實的，但問題是，你擁有這個權利跟沒有這個權利，其中有質的區别。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反而讓我們思考自我啟蒙的問題。
束縛、限制是人生常态。一出生，父母就是你自由的束縛者；還有社會層面的出生——進入社會後，我們所處的社會團體、人際關系，都會對身在其中的人有所束縛。
怎麼建立一個尊崇個性的社會？我覺得這涉及個人超越和自我啟蒙的問題，它們擺在每一個個體面前。面對束縛自由的常态時，一方面是推進制度的改變，讓這個社會的管理更加趨于成熟、人性化；一方面在個人的選擇上，我們應該成為個人宿命的反叛者。
反叛可能首先來自對多元價值的認同，對單一價值的反叛，比如，當我們整個社會都在用金錢來計算價值的時候，我們是不是還有别的成就感？我們是不是還有别的生活的可能性？面對另一種可能性，我們是不是有勇氣去邁出自己的腳步？當你去反叛整個社會保守的價值觀的時候，自由就開始逐漸屬于你。
在人潮的流動中，我看到了無數個這樣的肖像。在山西的山區，在湖北的山區，與我擦肩而過的這些鄉村的年輕人，他們在路邊站着，他們在打麻将，他們在上網。我在省會城市見過他們，我在北上廣見過他們，我在東莞的那些大型工廠裡面見過他們，他們生活在我們周圍。
他們所能夠分享到的東西并不是太多。現在有一種信息的假象：如果從互聯網的角度，可以說我們在信息的分享方面似乎豐富了很多。但是，人們分享了信息不等于分享了生活。真正的實體生活，衣食住行，這些觸及個人基本生活内容的改觀，是信息自由化所代替不了的。
另一方面，我們并不能夠期待網絡能帶來一個個性化的中國社會，因為它本身所提供的價值可能更加單一。
因而我想，一個充滿反思、反叛的社會，需要我們共同建立。如果我們想獲得自由，我們不能僅僅依賴網絡，我們不能僅僅依賴外部制度的改變，我們更應該依賴自己，一個個對自由有渴望的個體。
●摘自《賈想II：賈樟柯電影手記2008—2016》，有所删減
賈樟柯中國内地導演、編劇、制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