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日淩晨，陪父母周遊歐洲各國的曾先生一行抵達了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但由于行程安排錯誤，且當日客房已滿，曾先生和父母最終因為是否能在大廳休息一晚和酒店員工發生沖突，後者随後報警。
根據《環球時報》10天後的報道，警察将曾父從座位上拉起，拖出酒店，扔在地上，并将曾先生一家帶上警車，放在了離地鐵站不遠的“林地公墓”。回到市區後，曾先生立刻找到中國駐瑞典大使館尋求援助，并于2日清晨離開瑞典。
這次沖突并沒有結束。中國駐瑞典大使館在14日發布旅遊提醒，提及“中國遊客在瑞典被盜、被搶呈多發态勢，遭受财産損失和安全威脅”，“還有中國遊客遭到瑞方公務人員粗暴對待”。
在接受瑞典《晚報》專訪時，中國駐瑞典大使桂從友以自身經曆出發，稱現在的瑞典，已經不是曾經那個“非常安全、夜不閉戶的國家”了，他以數據佐證，“斯德哥爾摩平均每天都發生2起中國遊客被盜搶護照和錢包的事件”，但警方從未破獲任何報案。
這個以居民高幸福感、高福利、低犯罪率、低失業率著稱的北歐國家，長期以來被視作“超級道德大國”——政治學家LarsTragardh在《可持續的現代性：北歐模式及其他》一書中寫道，瑞典在傳統上一直歡迎移民，社會氛圍溫和、多元。
2015年那場“難民潮”，讓瑞典不一樣了——全球化帶來的困境久處不破；不斷湧入、數量巨大的難民融合道阻且長，造成安全憂慮；對國家、民族和文化認同的焦慮讓瑞典人悄然右轉。和近鄰法國、德國一樣，瑞典正經曆轉變和分裂的陣痛——極端政黨，尤其是高呼民族主義立場、反對移民的極右翼政黨正獲得越來越多支持。
另一方面，“超級道德大國”的身份和現狀，讓瑞典成為各國右翼領導人反對“政治正确”、支持本國民族主義時最愛援引的論據。
在2017年2月的一場集會上，美國總統特朗普面對台下高呼的人群，以高昂的語調說：“看看昨天瑞典都發生了什麼？”他指的是自己在福克斯新聞中看到關于年輕難民在斯德哥爾摩街頭向汽車潑灑汽油、點燃，一時間火光沖天的片段，“瑞典！誰能相信這是在瑞典？”
但這就是在瑞典——暴力犯罪率不斷上升，反移民浪潮日漸高漲，“種族歧視”明禁暗生。那個開放、多元的“好瑞典”，到底怎麼了？
“犯罪之都”
今年1月7日，當63歲的丹尼爾·祖尼加和妻子騎着自行車往家的方向走時，他并不知道這段路途是緻命的。
這對夫妻住在位于斯德哥爾摩的郊區VarbyGard，一個臭名昭著的移民社區——這裡曾被由難民組建的犯罪團夥控制，在警方兩年的監控下，情況有所好轉。祖尼加在多年前從秘魯移民到瑞典，他的妻子則是泰國籍。
發現地上有一個球形物體時，他以為那是個玩具，停了下來，伸手拿起了它。一聲巨響，球形物體爆了。沖擊波讓自行車化成碎片，妻子受傷倒在前方，祖尼加則當場身亡。
那個球狀物體事實上是一枚M-75手榴彈，曾由南斯拉夫軍隊大量制造——它能輕易摧毀敵人的戰壕和掩體。如手榴彈這樣原本遠離普通人生活的戰争武器，現在卻源源不斷從塞爾維亞、波斯尼亞流入瑞典的移民社區，以每顆100克朗（約77.3元人民币）的低價落入犯罪幫派手中，不斷摧毀瑞典人的安全感和信心。
在祖尼加之前，還有38名位受害者。斯德哥爾摩警察總部貼着的一張圖表顯示，自2014年起，手榴彈越來越多地被使用。其中接近80%的案件都發生在警方劃定的“危險區域”内——如祖尼加所在的VarbyGard。
2016年，瑞典警方在首都斯德哥爾摩劃出了55個“危險區域”（No-goZones），建議本國公民和遊客不要随意進入。這些區域多由犯罪幫派控制，包括強奸、搶劫、槍殺等暴力犯罪率遠高于其他街區，十分危險。到今年，“危險區域”增至61個，包括一些地鐵站——
如瑞典毒品交易中心林克比地鐵站，長期由來自索馬裡、阿富汗、摩洛哥的難民控制，“瑞典本地人都不敢靠近”。
“難民内部已經形成了衆多幫派，這些幫派的頭目掌握着難民的一切。”上世紀移民至瑞典的索馬裡難民莫娜說。這些幫派常常“自我隔離”，宣布城市郊區的某一塊區域為自己的“殖民地”，不斷招募成員，為了斂财而搶劫、販毒、相互鬥争。不會瑞典語、沒有正當工作的幫派成員，終日在街頭遊蕩，攻擊、騷擾他們眼中“穿着不合要求”的女性。
有時，犯罪并沒有明确的目的，隻是無端滋擾生事、挑釁警察。8月13日晚，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火光沖天，一百多輛汽車被破壞。身着黑衣的青年将一桶桶汽油倒向路邊的汽車，嬉笑着跑開，看見警察就投擲石塊。這并非孤例，而是慣用手段——瑞典民事應急機構數據顯示，2017年瑞典共有1457輛汽車被蓄意燒毀；前一年被燒毀汽車的數量更是多達1641輛。
位于南部的全國第三大城市馬爾默的情況更糟。“馬爾默絕對是當之無愧的歐洲‘犯罪之都’、‘強奸之都’。”英國右翼政治家、英國獨立黨（UKIP）前黨魁奈傑爾·法拉奇曾評價。在馬爾默，每周都有人死于槍擊——大多是幫派成員。
這裡，也正是戰争武器流入的重鎮——通過厄勒海峽大橋，從歐洲其他地區進入瑞典。這座于2000年建成的大橋，将馬爾默與丹麥相連，最初象征着“歐洲一體化”和自由流通，但近年來，這裡與武器、人口、毒品的走私聯系更加密切。對于從丹麥來的車輛，邊警之前并不會細緻搜查，而手榴彈在去年之前，一直被歸為“易燃物”而非武器。
在斯德哥爾摩警察總部工作的Appelgren擔憂，如果犯罪幫派的“軍備競賽”開始，警察和普通人面對的，可能是沖鋒槍。
時至今日，瑞典的安全狀況在不斷惡化。根據官方提供的數據，過去兩年，瑞典全國發生的強奸等惡性犯罪數量提高了近20%，其中隻有不到五分之一被破獲。同時，相關數據顯示，2017年瑞典所發生的槍殺、強奸等暴力犯罪事件較前一年增加了10%。
但是，不論瑞典的犯罪學家還是政治家都不會肯定地說：是移民給瑞典帶來了犯罪。盡管瑞典國家犯罪預防理事會發布的《2017年瑞典犯罪調查報告》顯示，自2014年以來，各種暴力犯罪的受害者絕對數量和占總人口比例呈總體上升趨勢，但原因更多被歸結為難民糟糕的經濟狀況，以及對犯罪定義的擴大。
顯然，不是所有人都這麼看。去年2月，一條由警官PeterSpringare發布的推特得到數十萬轉發，有不少人稱贊他“在政治正确的大流中，說出了自己的心聲”：
“強奸、搶劫、暴力襲擊、性騷擾、襲警、毒品交易、吸毒、企圖謀殺、又是販毒、又是強奸……經常是這些事。嫌犯國籍伊拉克、索馬裡、土耳其、阿富汗、未知、瑞典、未知、叙利亞……經常是這些地方。”
另一些人則抱怨警察系統内部存在“嚴重的種族歧視”。犯罪學家、二代移民Mulinari通過調查研究發現，“對于非白人來說，被瑞典警察攔截、搜查是日常”。在他的研究之前，曾有人在Instgram上開設一個名為“郊區警察暴行”的賬号，有留言寫道，“警察稱我的朋友為該死的叙利亞人”，“警察走過來告訴我，‘你的車看上去太貴了，你不配開’”，以及其他一些無端恐吓、搜查的行為。
2016年1月28日，來自叙利亞的難民兒童在瑞典移民局外睡覺（IC圖）“超級道德大國”
時光倒流回2014年。那時，不論時任瑞典首相賴因費爾特還是普通的瑞典人，大概都難以預見瑞典在幾年後的不堪重負。
來自溫和聯合黨的賴因費爾特在夏天發表講話，呼籲瑞典人對因戰争流離失所的叙利亞人“多一些寬容”、“敞開心扉”：“我知道摩擦必不可免。但我們能夠克服，實現融合。”
他的提議并非盲目樂觀。二戰前，瑞典是一個文化單一的國家，該國移民人口比例到1945年甚至不到2%。二戰期間，瑞典接納了大量從挪威、丹麥躲避納粹的猶太人；自1970年開始，“多元化”成為瑞典社會的一大重要共識——這意味着，來到瑞典的移民不必通過與瑞典價值同化的方式融入，而是保留自己的價值觀，并讓它成為“新瑞典”的一部分。也是從這時候開始，移民增長得越來越快。不論是逃離故國的伊朗人，還是受到皮諾切特獨裁統治迫害而流亡的智利人，還有來自摩洛哥、索馬裡等北非國家的避難者，都選擇在瑞典落腳。
最具争議的一次，是瑞典在南斯拉夫解體後收留了10萬名來自前南國家的難民。時任瑞典首相卡爾·比爾特力排衆議，讓難民享受諸多福利——免費住房、生活補貼、教育及就業指導等。語言的相近也為這批難民的融入提供了便利，許多人在多個領域都有所建樹，這也成為世界範圍“難民融入”的典範。
也正是這段經曆，讓瑞典政府充滿信心，多年來一直維持寬容友好的移民政策，U.SNews還曾将它評為“最佳移民國”。這個人口不到1000萬的小國，每年接收的難民數量在8萬左右。對于多數瑞典人來說，“接收難民”已變成一種日常。
直到2014年，失控的開端。在賴因費爾特的講話後，每星期都有1500名難民來到瑞典尋求庇護。8月開始，這個數字迅速飙升，兩個月後，瑞典每周接收的難民達到了1萬人。2015年，瑞典接納的難民數量創下紀錄——16.3萬，總難民數達到24萬。而這隻是向官方申請庇護的難民數量——另有4萬名左右難民非法偷渡到了瑞典。
與多數歐洲國家不同，瑞典“國門大開”，對難民的資格審核相當寬松。來自未成年人的申請，當局基本會無條件批準。在沒有身份證明的情況下，移民局隻能憑借着信任原則——瑞典醫生也拒絕為難民進行骨齡測試來确定真實年齡，認為這“侵犯隐私而不準确”。對于偷渡入境的難民，瑞典當局也很少強行驅逐。
那時，瑞典是移民眼中的“夢想之地”——按照瑞典政府的規定，難民可享國民待遇，獲得和瑞典人在住房、醫療、教育、産假等方面一樣的福利。
“人人都說美國是夢想之地，但依我看，夢想之地實際上是瑞典。”瑞典亞述社區主席、二代移民雅庫布告訴NPR，“在這裡，從幼兒園到大學，不需要為教育花一分錢。福利制度優越，社會在照顧你。可以說，這是一個具有良好價值觀的開放社會。”
然而，這給瑞典政府帶來沉重的财政負擔。2015年，政府将7%的預算放在安置難民上，而後續福利支出更是一個龐大的數字——研究表明，平均每名難民每年要花費12萬瑞典克朗（約9.3萬元人民币）；以養老金為例，據2017年的官方調查，移民将使國家的養老金支出從700億增至15000億瑞典克朗。為了應對經濟壓力，瑞典當年削減了30%的對外援助支出。
2018年6月28日，歐盟各成員國領導人在布魯塞爾舉行夏季峰會，就困擾歐洲多年的難民問題進行讨論（@視覺中國）
“瑞典人也需要呼吸的空間”
對于瑞典國民來說，瑞典卻越來越不像是一個“夢想之地”了。
據BBC，與1970年代的福利水平相比，現在的瑞典人的福利、補貼已經至少降低了30%——尤其是養老金，金額已大幅減少。在全球化的沖擊之下，許多工廠關閉，工人就業機會減少，而難民的到來加劇了失業率的提升。高福利意味着高稅收，瑞典人發現自己沉重的稅務負擔最終“供養”難民，自己卻并沒有生活得更好。美國美世咨詢公司（Mercer）2018年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瑞典已經成為北歐地區經濟壓力最大的國家，60%的瑞典人對自己的經濟狀況表示擔憂。
瑞典政府也在不久後意識到，自己已無力承擔數量龐大的難民。2015年11月24日，瑞典首相洛夫文宣布，政府将開始限制難民人數。這位當初充滿人道主義情懷，宣稱“我心目中的歐洲從來不會修牆”的中左翼政治家，不得不含淚打破自己的承諾。
“這麼說我也非常痛苦，但瑞典再也無力接收這麼多的難民，瑞典人也需要呼吸的空間。”他哽咽着請求理解。
接下來的一年多裡，瑞典的移民政策不斷緊縮。洛夫文的演說過去幾周後，瑞典宣布不再接收沒有身份證明文件的難民。次年1月，瑞典政府再次宣布，将強制驅逐境内未通過審核的非法難民。
盡管難民接收還在繼續，但不論是審核的嚴格程度還是數量，都已經有了明顯變化。今年以來，瑞典接收了23000名難民——約為2015年的八分之一。普通人對待難民的态度也發生了劇變——2016年，認為應該暫停接收難民的受訪者比例從最初的34%上漲到了60%，且還在不斷上漲。
然而，擺在瑞典政府面前的一項現實問題是，如何讓接收的難民融入瑞典社會。到達瑞典的三十餘萬難民中，80%不具備在瑞典工作所需的文化水平。官方數據顯示，2015年，16.3萬名難民中，隻有約500人在當地找到了工作。絕大多數難民語言不通，逃避工作，依靠瑞典政府提供的補助勉強度日。
這些無法融入瑞典社會的難民們集聚在一起，在各個城市裡“開辟”一個個“自治區”——難民就在這些街區裡，按照自己的信仰、習俗和方式隔絕地生活。更糟糕的是，極端主義在這些高失業率的社區不斷滋生，讓瑞典變得越來越不安全。
然而，将移民與暴力增長相連，在瑞典始終是一個敏感話題。“強調人道主義的‘瑞典模式’是瑞典國家自我形象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瑞典人罕見展現出民族自豪感的方面。”Politico寫道。
為了“超級道德大國”的神話和“瑞典的驕傲”，政府官員甚至多次在移民問題上撒謊。今年3月，瑞典勞動與市場部部長伊爾瓦·約翰遜接受BBC的采訪時，謊稱瑞典強奸和性騷擾案件的數量“正在不斷下降”。事實上，情況正好相反，她後來承認自己捏造事實并道歉。同樣，在華盛頓郵報的一篇專欄文章中，前總理卡爾比爾特稱瑞典的移民政策非常成功，将暴力犯罪上升的情況一筆帶過——事實上，英國、加拿大外交部都曾向本國居民發布過旅行警告，理由是團夥犯罪和爆炸頻發。
“像其他開放的歐洲國家一樣，瑞典的政治精英顯然低估了仍然生活在民族主義中的民衆數量。”政治學家LarsTragardh告訴《紐約時報》。2016年1月4日，哥本哈根的安保人員在火車站檢查前往瑞典旅客的身份證件（IC圖）
“神話正在消失”
“十年前，移民是瑞典政治中的一個小問題；現在，它是瑞典政治最重要的問題之一。”BBC寫道。随着2018年大選——一場圍繞着移民、犯罪等話題的特殊選舉越來越近，瑞典“超級道德大國”的神話無可避免地走向了崩塌。
就像大多數歐洲國家近年來經曆的那樣，瑞典的極右翼政黨瑞典民主黨（SD）迅速崛起。源于瑞典法西斯主義和新納粹主義的SD原本名聲不佳，但在領導人伊米·奧克松的帶領下，SD煥然一新。現年僅39歲的奧克松先是驅逐了思想極端的成員，并不斷軟化SD的形象——将标志從燃燒的火炬更換為在瑞典廣受歡迎、象征着春天到來的藍色銀蓮花。
2010年，SD得票率不過5.7%，剛過進入國會的席位門檻；2014年，在“難民潮”進行之時，SD的支持率悄然攀升至12.9%。
在剛剛結束的議會大選中，SD更是打出了“安全與傳統”的标語，試圖喚醒人們對于1950年代瑞典的懷念——安全、繁榮、純粹。他們提出要保護國家福利和公民宗教（天主教），恢複“人民之家”的概念——即國家是一個家庭，每個人都應互相幫助和關心。諷刺的是，這個概念的最初提出者，是執政的社會民主黨人。
“我們希望瑞典停止接收難民，讓他們尋求真正的難民援助。”SD在宣言中說道，“我們希望讓更多移民回到他們的祖國。”
對于一些瑞典年輕人來說，加入SD已經不是一件可恥的事。39歲的韋斯特蒙特是SD斯德哥爾摩地區委員會候選人，他表示，自己的成長經曆是他那一代中持“反移民”觀點者的典型。
韋斯特蒙特在青年時曾是中右翼溫和派的成員，“但對我來說，他們變得過于自由了”。在斯德哥爾摩郊區長大，他身邊“一半的孩子”都是移民。“所以我從很小的時候就看到了移民問題，而且我也明白政府說的并不是真的。”韋斯特蒙特2010年加入SD時，他的父母非常尴尬，于是他改名換姓。
“但很多溫和派已經來我們這裡了，現在我爸爸支持這個黨（SD），我希望我媽媽也能。”
與瑞典民主黨人崛起相伴的，是執政黨的衰落。9月9日，瑞典執政黨社會民主黨以28.4%的支持率領先，雖然保住第一大黨地位，但支持率卻創下數十年來新低。SD以17.6%的支持率位居第三，創下至今的最好成績。
“瑞典民主黨的表現沒有之前一些人擔心的那麼強勢，但該黨的崛起仍然是件大事。”Politico評論道，“正如歐洲其他國家經常發生的那樣，中間派政黨正試圖模仿民粹主義者的一些言論。即使這種策略使主流政黨在選舉中免于更糟糕的表現，但它不能阻止負面變化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