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俞曉群
［摘要］文章回顧了現代出版家王雲五組織出版“萬有文庫”等叢書項目的人生經曆，并歸納出王雲五在大衆文化普及叢書、啟蒙文庫出版社工作中體現出的開創精神、奮鬥精神和宏大氣魄。以此提出了筆者受其影響，追随其出版思想，在大衆文庫出版方面付出的努力及堅定的追求。
［關鍵詞］大衆文庫萬有文庫王五雲叢書出版史
［中圖分類号］G23［文獻标識碼］A
前不久，《中國編輯》副主編趙彤宇對我說，能否寫一寫從出版“新世紀萬有文庫”到“海豚書館”，你走過的心路曆程呢？其實此前關于這件事的論說已經不少了，但這次彤宇的建議，還是激起我心中的一些波瀾。是啊，從1995年我在遼甯教育出版社開始策劃“新世紀萬有文庫”，到2003年我離開遼甯教育出版社後不久，“新世紀萬有文庫”停編。又從2009年我離開遼甯，來到中國外文局海豚出版社工作，翌年啟動“海豚書館”的策劃出版，接續“新世紀萬有文庫”未竟理想，一直延續到今天。兩段工作合計起來，也有近20年的時間跨度了。誰都知道，就一個人的年齡而言，從三十幾歲到五十幾歲，是他生命中最美好的時光。而在這段時間裡，我的工作主線，竟然始終沒有離開對于一套或曰一類叢書的追求。單從這一點上看，我确實願意回過頭去，再認真檢點一下，到底是什麼力量，支撐着我的工作熱情呢？
開宗明義，本文中所談論的“文庫”，是指供大衆文化普及的叢書，像1927年日本的“岩波文庫”，1929年商務印書館編印的“萬有文庫”，1935年英國阿蘭·萊恩創編的“企鵝叢書”，1966年王雲五在台灣商務印書館創編的“人人文庫”等，都屬于此類文庫。而在林林總總的文庫和叢書中，最讓我敬佩的，還是王雲五的“萬有文庫”。作為追随者，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在遼甯教育出版社創編的“新世紀萬有文庫”，以及2010年至今我在海豚出版社出版的“海豚書館”，其思想精髓，都是更多地受到王雲五的影響，走的是“萬有文庫”的路徑。下面我就沿着這一思路，回顧一下我追随王雲五的出版思想走過的大衆文庫出版之路。
先說王雲五的工作。首先，就出版而言，我敬佩王雲五的開創精神。1970年，也就是商務印書館建館74周年的時候，王先生在台灣商務印書館有過一個系列演講，他說，作為一個出版人，未來能否成為一個出版家，關鍵看他是否組織過具有創造性的出版物。他贊揚開明書店和他們出版的《二十五史》，他還贊揚傳記文學社和他們出版的各種傳記刊物。但他說中華書局的《辭海》和《四部備要》，是追随商務印書館的《辭源》和《四部叢刊》，不算創新；他們的《中華大辭典》隻比《康熙字典》和《集韻》多收了一些字，隻能算半個創新。而商務印書館成立74年來，出書不下萬種，王雲五認為，真正夠得上創造性的出版物，隻有30種，“萬有文庫”被他列為第十種。
關于“萬有文庫”的創造性特征，我們可以通過兩點得到證明：第一點，王雲五說，使用“文庫”一詞作為“叢書”的别稱，就是他在20世紀20年代首創的。1969年他在一次講演中，還專門論述了這兩個詞彙産生的過程。他說，“文庫”一詞，最早在《宋史·藝文志》中，就有“金耀門内，有文庫。”“叢書”一詞，最早見于唐代，當時有一部書稱為《笠澤叢書》，實際上是一部筆記，雖有叢書之名，而無叢書之實。真的叢書是從宋代開始的，最初的名字為《儒學警悟》，其次是《百川學海》，但卻是有叢書之實，無叢書之名。第二點，以出版時間來看，即使在世界範圍内比較，“萬有文庫”也是較早出版的大衆啟蒙類讀物之一。像為英國帶來簡裝書革命的“企鵝叢書”的出版，也比“萬有文庫”晚很多年。1930年，美國《紐約時報》記者Abend采訪王雲五後發表文章《為苦難的中國提供課本而非子彈》，他稱贊王雲五：“一位卓具才華的中國人，以巨大的資産為中國人民教育的普及而賭博。……他希望這部巨著的價格，能夠低得使中國任何一個窮苦的小城市都能負擔。”這也是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大衆普及文庫。
其次，就個人而言，我敬佩王雲五的奮鬥精神。歸結起來，他編印這套書的思想基礎有兩個：一是他早年因為家庭原因，沒有到正規學校上學，而許多時候讀書，都是在圖書館中完成的。所以他一生都看重圖書館建設。進入商務印書館後，他立志将涵芬樓暨東方圖書館的藏書整編出來，為全國城鄉建立數千個圖書館，讓千千萬萬求學者能夠有書可讀。二是他在二十幾歲時開始自學英文原版的《大英百科全書》。受此影響，他一進入出版業，就立志編印一套中國的《百科全書》，而“萬有文庫”的整理出版，正是為他《百科全書》的夢想，奠定了内容的基礎。
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王雲五主持“萬有文庫”的編纂，也有商務印書館長期策劃的基礎。例如，五四時期，陳獨秀先生等人批評商務印書館流于低俗、因循守舊。為此，張元濟一方面在館内大力更換新人，緊随時代潮流，一方面四處找尋新派人物，編印新書。1918年，張元濟應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學座談，曾與陳獨秀等人讨論，請他們編一套通俗教育的書，開口就是五百種，且稱不以盈利為目的。再如，1921年，張元濟、高夢旦等人力請胡适來商務印書館做編譯所所長，當時在北京大學教書的胡适沒有同意，但他還是專門來到上海，在編譯所考察近兩個月，給商務印書館的朋友出了許多主意，以謝知遇之情。考察期間，胡适應張元濟之邀，開列過一個“常識小叢書”目錄，有25個題目。汪原放在《回憶亞東圖書館》中寫道，當時胡适指着書單對他說：“要薄薄的本子，價錢要定得很低。或者幾分錢一本，或者是一角一本。夢旦先生他們都很贊成。”汪原放說，胡适提出的小叢書，後來做成了“萬有文庫”那麼大的大叢書。通過這些都可以證明，商務印書館編印大衆啟蒙文庫的想法醞釀已久，隻是到了王雲五手上，才得以實現。
其三，就數量而言，我敬佩王雲五的宏大氣魄。“萬有文庫”隻出版兩輯，就有4000冊書上市，這實在需要巨大的勇氣與能力的支撐。當然，也有人批評“萬有文庫”短命，沒有像外國的“岩波文庫”和“企鵝叢書”等同類讀物那樣一直出版下去，即使發生兩次世界大戰那樣的大事件，他們的工作也沒有被打斷。前些年，他們還舉行出版七十年、八十年一類的慶典。究其原因，“萬有文庫”的中斷有社會變遷的因素，但我們更應該看到，其實此後，王雲五一直都沒有停止推廣“萬有文庫”的工作。1929年“萬有文庫”第一輯問世，最終銷售了8000套，是一個非常不錯的業績。但是1932年年初，“一·二八事變”爆發，日軍炸毀商務印書館，造成巨大損失，上海總部停業達半年之久。到1934年，王雲五又推出“萬有文庫”第二輯2000冊。1937年“八一三事變”後，商務印書館再次停業。此時，王雲五隻好離開上海，來到香港，于1939年在香港推出“萬有文庫”一、二輯簡編。1963年，王雲五出任台灣商務印書館董事長。他上任後的第一件事，付印的第一套書，就是親自整理“萬有文庫”，從4000種書中選出1200種，編成“萬有文庫荟要”。由此可見，王雲五對出版“萬有文庫”一直以來的堅持。
更加讓人震動與感動的是，就大衆啟蒙文庫而言，“萬有文庫”并不是王雲五一生中唯一的貢獻，也不是他的絕唱。1966年7月，已經年近八十歲的王雲五，又在台灣商務印書館推出大規模叢書“人人文庫”。他說，這套書是模仿英國“人人叢書”編印的：“英國有所謂人人叢書Everyman’sLibrary者，刊行迄今将及百年，括有子目約及千種；廉價而内容豐富，所收以古典為主，間亦參入新著。就内容與售價之比，較一般出版物所減過半。”王雲五的“人人文庫”一直出版到1974年，每月出書20冊，定價特廉，面向青年。一共出版了1500多冊。
說到20世紀60年代，在我國大陸，正是“文化大革命”爆發的節點。其實我們也不缺乏像王雲五那樣有志向、有理想的人物。比如胡愈之，他在20世紀20年代，還未到30歲時，就能為商務印書館組織“東方文庫”100冊；三十幾歲時，就能夠為生活書店組織各類啟蒙圖書700多種，被鄒韬奮贊譽為“我們的諸葛亮”。1960年，已經官至中央人民政府新聞出版總署署長的胡愈之，也曾策劃了一套“知識叢書”，有茅以升、竺可桢、華羅庚等56人組成的編委會，有包之靜、王益、王子野、陳翰伯、陳原、金燦然、範用等出版家參與，官方有陸定一、周揚支持，計劃每年出版五六百種，封面以藍、綠、黃、紅四種顔色分類。回顧起來，胡愈之的選題構想，絲毫不遜色于海内外任何一套普及文庫的設計，但最終這套文庫僅出版三十幾本，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發，都停掉了。
下面談一談我們追随王雲五的一些努力。時間來到20世紀90年代，我們這一代出版人剛剛登堂入室。其實在前人面前，我們實在不敢擡頭。那是1995年，我在遼甯教育出版社任總編輯，主持工作。沈陽一家古舊書店賣舊書，其中有大批王雲五的“萬有文庫”，那時我雖聞其名，卻初次得見。後來我的助手王之江見我有興趣，就幫我找到王雲五寫的一篇《“萬有文庫”緣起》，讀後我被鎮住了，心裡在想，我算是什麼總編輯啊，怎麼與人家比呢！你想到的，人家都想到了；人家沒想到的，你是胡思亂想；人家想到的，你聞所未聞。不久我寫了兩篇文章，一是《向老輩們學習》，再一是《無奈的萬有》。此時在我的内心中，已經萌生了承繼前人的念頭。
可是怎麼學呢？檢點一下自己的本事，除了教育出版社有錢之外，我們真的什麼都沒有。沒有辦法，隻好向行家請教。先問趙麗雅。她忙着搞《詩經》、器物研究什麼的，不肯分神太多，但她在《讀書》工作，識人最多、交友最多，所以她推薦了楊成凱。楊成凱是呂叔湘的研究生，搞現代漢語研究的，版本學也很厲害。我們請他來到沈陽，他講起圖書版本來滔滔不絕，從古代到現代，從東方到西方，都有見識。但追随王雲五搞大衆啟蒙文庫，規模要大，楊成凱說一個人做不過來，要一步步推進，我又很急，隻好又請來沈昌文。沈公的參與是一個轉折點，從起名、分類、編委會、選書方式、找人等，一項項落實，沈公說“王雲五”和“萬有文庫”都是敏感詞，需要請劉杲、陳原等大人物出來壓住陣腳。文庫分類時，他還在“古代文化”、“外國文化”之外，又加上一個“近世文化”，請上海陸灏來主持，陸灏又引出陳子善等上海學界精英。
我們從1996年開始出書，計劃一年出書一百種，号稱“十年計劃，出書千種”。可是到了2003年，我因故離開了遼甯教育出版社，文庫也逐漸斷掉了，隻出到六百多種。2005年，我有感而發，寫了一篇《“新世紀萬有文庫”十年祭》，文章在網上流傳，引來《新京報》的采訪。他們做了五個整版，記者曹雪萍問我，為什麼要做這樣一個項目？我說是“出于一次閱讀的沖動，也是一次反常規的文化自救”。沈公說是“保存為名，啟智為實”。曹雪萍說，有人批評“古代文化”部分錯誤多；楊成凱說，“吃爛蘋果總勝無”（魯迅語），況且“筐中的蘋果哪個好，哪個爛，總會水落石出的。”她還說，有人批評“外國文化”部分選書混亂；沈公說，如果不混亂，能把《一九八四》混入其中，正常出版麼？她還說有人贊揚“近世文化”部分書選得好，陸灏說，我就是一個擺地攤兒的，四處搜尋前人散失的零金碎玉，整理出來，供讀者選擇。
一頓混說過後，我的情緒再度陷入極度的感傷之中。此時我在遼甯出版集團做副老總，很有些不知所措，年齡從四十走向五十，又是上市公司、年薪不錯、飽食終日、每日看書、寫文章、開閑會、做自己不願意做的事情，難道我就這樣走到職業的盡頭麼？
最終我還是不甘心，經過幾番跳躍，終于來到中國外文局，做了海豚出版社社長。2009年7月上任，當年年底，我在沈陽時的老部下柳青松、張國際來京看我，請沈公和我在鹹亨酒店吃飯。我幾杯黃酒入口，豪情又上來了，就向沈公提出要續編“新世紀萬有文庫”。此時沈公已經年近八十，自歎精力大不如前，但還願意再發餘威，他說我們去上海找陸灏吧！于是我們兩人春節前就去了上海。走之前，沈公的夫人白大夫還向我提了三點要求：第一希望安排的酒店要暖一些；第二，老沈可以喝啤酒，但每次限定一瓶；第三，老沈老了，糊塗了，做不了什麼了，有什麼事情你自己定，不要聽他混說。
到上海後，我們與陸灏、陳子善、江曉原、傅傑、葛兆光等人吃飯。當時陸灏在與王為松合作，給上海書店出版社編“海上文庫”，那是一套小精裝的叢書。陸灏還在編《上海書評》，忙得很。諸位老朋友對我們在“江湖”上的再次現身，也有些将信将疑。他們說，曉群啊，海豚一個少兒出版社，編不了什麼吧！何況現在的天都變了，那一輪教育社的風光已經過去，現在是廣西師大、中信、磨鐵、新經典等人的天下。酒桌上，他們言辭恍惚，沒答應什麼。晚上回到酒店，我按照過去的慣例，請老沈去喝咖啡，研究一下對策。沈公說自己老了，九點前要睡覺。他看我很失望，就說明早四點我請你喝咖啡！第二天下午我們要回北京，沈公早早起來對我說：“走，我們到陸灏辦公室去堵他，今天必須有個結果再走。”結果在中午，陸灏在附近的一個小餐館請我們吃上海小吃，坐的是那種“火車座”，店内人聲吵雜，那個亂啊。陸灏說，他想好了，不要搞“萬有文庫”續編了，還是模仿歐洲的文庫版，另搞一套精裝的小叢書。為了與“海上文庫”十萬字的篇幅不同，我們就搞三到五萬字一本，小說隻收中篇雲雲。陸灏還拿出一本法國的文庫本做樣子，讓我找人設計。此時這件事才算定了下來。說實話，我真佩服沈公的敏銳，實在是組稿的高手。後來他在為“海豚書館”寫的序《過去與現在的“三結義”》中說：“我高興自己現在也還是‘三結義’中的一員，雖然什麼事也沒力氣做了。我今年七十九歲，能做的隻是為人們講講故事，話話前塵。以後，可能連這也不行了。但是無礙，我不論在不在這世界，還是相信：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俞、陸的合作會有豐富的成果。遙祝普天下的天使們，多為這兩條來自祖國南北兩隅的海豚以熱情的支持！”
此次見面後，我們當年就開始出版“海豚書館”，總策劃沈昌文、陸灏，分六個系列：文學原創（橙色）、海外文學（藍色）、文藝拾遺（紅色）、學術原創（灰色）、學術鈎沉（綠色）和翻譯小品（紫色），每年出版幾十本。一晃五年過去了，目前已經有八十幾本各種顔色的小書面市。當然，後面的故事還沒講完，還在繼續，因為我的出版生命還未結束。
（作者單位：海豚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