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鄭保衛
［摘要］文章首先闡述了新聞出版界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出版觀的學習教育的重要意義。并結合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相關論述，從堅持黨性原則、堅持黨性和人民性的統一、要成為思想輿論中心、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四個方面詳細分析了馬克思主義新聞出版觀與編輯出版工作的關系，以及如何在新聞出版工作中踐行馬克思主義新聞出版觀。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新聞出版觀編輯出版黨性人民性社會效益
［中圖分類号］G23［文獻标識碼］A
2014年5月，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下發了《關于在出版行業深入開展馬克思主義新聞出版觀培訓的意見》，決定在全國出版行業深入開展馬克思主義新聞出版觀的教育培訓工作。這一文件對于引導出版采編人員充分認識意識形态領域的複雜形勢，認識加強馬克思主義新聞出版觀教育對于編輯出版行業堅持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和責任意識，抵禦錯誤思想觀點的侵蝕，解決當前編輯出版工作中的導向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我國新聞出版界開展馬克思主義新聞出版觀學習教育活動始于2003年。十多年來，特别是從開展“走轉改”活動以來，此項活動取得了很大成績，新聞出版界湧現出了一大批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新聞出版觀指導實踐的新聞出版工作者。但從目前整個新聞出版隊伍的現實狀況看，違反行業規範、職業道德、法律法規和宣傳紀律的現象依然存在，有些方面的表現還十分嚴重。例如，長期以來，新聞出版界一直在治理的虛假報道、“有償新聞”、低俗之風、不良廣告等不正之風，不但沒有得到有效抑制，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勢。近年來，新聞出版界又出現了“新聞敲詐”等現象，這更是突破了新聞出版職業道德的底線，觸犯了法律，成為附在新聞出版體内的一個“毒瘤”。另外，一些新聞出版工作者放松對自己的思想和政治要求，偏離新聞出版工作指導方針，違反新聞出版工作紀律，導緻出現政治方面的導向錯誤。這些問題的存在，嚴重敗壞了新聞出版工作者的聲譽和形象，大大損害了新聞出版行業的公信力，在社會上和群衆中産生了惡劣影響。
當前我國新聞出版隊伍中存在的這些問題，歸根結底要從思想作風方面找原因。而要解決這方面的問題，最好的辦法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出版觀的學習教育。為此，在新聞出版行業深入開展馬克思主義新聞出版觀學習教育和培訓工作意義重大。
下面将結合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相關論述，談談馬克思主義新聞出版觀與編輯出版工作的關系，以及如何在新聞出版工作中踐行馬克思主義新聞出版觀。
一、新聞出版工作是黨的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要始終不渝地堅持黨性原則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曆來重視新聞出版工作，他們把辦好出版物作為黨的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黨的工作的重要環節。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報刊出版格外重視。1848年，在德國爆發民主革命之際，他們親自創辦了黨的機關報《新萊茵報》，用來指導鬥争和發動民衆。19世紀70年代，“鐵血宰相”俾斯麥在普魯士實行《反社會民主黨人非常法》，德國社會民主黨被迫轉入地下，當時，馬克思和恩格斯寫信給黨的領導人，告訴他們，在這種情況下，德國社會民主黨必須保住《社會民主黨人報》、《新時代》雜志和蘇黎世出版社（社會民主黨人在瑞士建立的出版社），他們将其比做黨的重要的“政治陣地”。
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中，第一個對出版物同黨組織的關系及其黨性原則問題作出系統論述的是列甯。1905年11月，列甯發表專門文章《黨的組織和黨的出版物》，明确指出，“出版物應當成為黨的出版物”。他認為，黨的出版物是整個無産階級事業的一部分，是社會主義這部巨大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黨的出版物應當接受黨的領導和監督，主動向黨“請示彙報”工作，這是對出版物堅持黨性原則提出的明确要求。他還要求黨組織要關心和重視黨的出版物，要加強對出版物的領導，要清除新聞出版隊伍中那些違背和破壞黨性原則的成員。他認為，隻有具備了上述條件，隻有完全按照黨性原則工作，才稱得上是真正的黨的出版物。［1］
中國共産黨領導人繼承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甯的這一傳統，從毛澤東、鄧小平到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幾代黨的主要領導人，均把新聞出版作為黨的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做好新聞出版工作作過許多重要指示，同時強調新聞出版工作要始終不渝地堅持黨性原則。特别是習近平總書記在一些講話中，對新聞出版工作的重要性有許多深刻闡述，豐富和充實了馬克思主義新聞出版觀。例如他把包括思想宣傳和新聞出版在内的意識形态工作作為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強調能否做好意識形态工作，“事關黨的前途命運，事關國家長治久安，事關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他要求對意識形态工作與經濟建設要做到“兩手抓，兩手都要硬”。［2］
這些馬克思主義關于新聞出版工作的重要論述，是我們做好新聞出版工作的向導和指南。全國新聞宣傳和編輯出版部門要自覺地把自己的工作納入黨和社會主義整個事業之中，增強大局意識，真正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做到“胸懷大局、把握大勢、着眼大事”，找準自己工作的切入點和着力點，并且始終堅持正确方向，為實現黨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完成黨的各項中心任務發揮積極作用。
當下，在新聞出版隊伍中存在的一些違背黨的原則，無視新聞出版方針政策等情況需要在學習和踐行馬克思主義新聞出版觀的基礎上加以遏制。新聞出版戰線要通過馬克思主義新聞出版觀的學習教育，認清當前意識形态領域出現的問題，引導新聞出版采編人員自覺堅持黨性原則，堅持新聞出版工作正确的政治方向，弘揚優良傳統，牢記自身使命，恪守新聞出版工作職業道德，編輯出版更多傳遞正能量，思想性、藝術性、可讀性相統一的優秀作品，為傳播先進文化，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貢獻自己的力量。
二、新聞出版工作要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創作）導向，堅持黨性和人民性的統一
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如何對待人民群衆，是涉及思想立場和世界觀的一個重大原則問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一向強調新聞出版工作要立足在服務人民群衆的基礎之上，把出版物真正辦成人民的出版物，要争取人民群衆的信任和支持。當年馬克思就明确指出：“民衆的承認是報刊賴以生存的條件，沒有這種條件，報刊就會無可挽救地陷入絕境。”［3］他在1842年主編《萊茵報》時就提出，人民的報刊應當成為“人民（确實按人民的方式思想的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達者”，“它生活在人民當中，它真誠地和人民共患難、同甘苦、齊愛憎”。［4］後來在主編《新萊茵報》時，他又強調無産階級報刊應當成為“熱情維護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萬應的喉舌”［5］。在馬克思看來，人民的報刊應當體現人民精神，表達人民思想，與人民同甘共苦，同生同在。
列甯強調黨的出版物要代表和反映工人群衆利益，充當工人群衆喉舌，他反複告誡黨報工作人員不要脫離群衆。他還把“是不是真正聯系群衆和是不是代表了無産階級群衆的策略”［6］，作為考察布爾什維克派和孟什維克派的條件。
中國共産黨人堅持了這一傳統。毛澤東把為人民服務作為中國共産黨的根本宗旨，把為人民辦報刊作為對報刊工作的基本要求。1942年，他親自指導延安《解放日報》改版，其根本目的就在于，要使黨報更能“适應黨和人民群衆的需要”。1944年年底，他在給晉綏邊區《抗戰日報》的指示中，告誡報社的同志，不要忘記自己“是給晉綏邊區人民辦報，應根據人民的需要（聯系群衆，為群衆服務），否則便是脫離群衆，失掉地方性的指導意義。”［7］
中共十六大後，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的“三貼近”（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衆）原則和“三服務”（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為黨和國家工作大局服務）方針，都把服務群衆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而且提出要把堅持黨的主張同反映人民心聲統一起來，把正确引導輿論同反映社情民意統一起來。
中共十八大後，習近平總書記更是把“以人為本”、“以民為本”和服務人民作為對黨的新聞出版工作的根本性要求。他強調新聞出版工作要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創作）導向，要把堅持黨性同堅持人民性統一起來。他指出：“黨性和人民性從來都是一緻的、統一的⋯⋯從本質上說，堅持黨性就是堅持人民性，堅持人民性就是堅持黨性，黨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沒有脫離人民性的黨性，也沒有脫離黨性的人民性。”［2］這使我們想起當年列甯在論述出版物的黨性時特别強調說，黨的出版物“不是為飽食終日的貴婦人服務，不是為百無聊賴、胖得發愁的‘一萬個上層分子’服務，而是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為這些國家的精華、國家的力量、國家的未來服務”［8］，而且将此作為對出版物堅持黨性原則的要求，這也是對出版物黨性和人民性關系的一種闡釋。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黨性和人民性關系的論述對我們理解新聞出版工作如何堅持和維護黨性與人民性的統一，做到既讓黨和政府放心又讓人民群衆滿意提供了指南。
而從一些新聞出版物的實踐看，往往存在着兩種傾向：一種情況是一味地強調堅持黨性，隻顧為黨和政府說話，而忽略了為人民代言的傾向，有的官員甚至質問前去采訪的媒體：“你是替黨說話，還是替群衆說話”，顯然他們把關系弄颠倒了。另一種情況是過于強調要為人民代言，隻顧反映民情、表達民意，而對如何宣傳貫徹黨和政府的正确決策及意圖，引導群衆團結在黨和政府周圍去實現共同目标沒有兼顧，這種做法也不足取。正确的做法應當是既要當好人民的耳目喉舌，又要當好黨和政府的耳目喉舌，要多找他們之間的結合點和平衡點，真正做到把堅持黨的主張同反映人民心聲、把正确引導輿論同反映社情民意統一起來，真正體現我們的新聞出版工作既對黨和政府負責，也對人民群衆負責。
三、新聞出版工作要成為思想輿論中心，堅持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有效引導社會輿論
新聞出版工作處在意識形态的前沿，在黨的事業中有着無以替代的思想引領和輿論引導作用。當年馬克思在創辦出版物時就希望能夠為獨立思考的人們建立一個“新的集合地點”，恩格斯則把黨的出版物喻之為社會主義的“中心”，列甯把自己創辦的報刊比做“思想中心”，而斯大林更是将其比做“組織中心”“政治中心”“領導中心”。
中國共産黨領導人也有不少類似的比喻。劉少奇就将報刊比做黨的工作中的“中心一環”。鄧小平借用了列甯的比喻，稱黨的報刊是全國安定團結的“思想上的中心”。胡錦濤則強調新聞出版工作處在意識形态的前沿。習近平強調新聞出版作為一種意識形态是“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這些都是要強調新聞出版工作對社會與公衆的思想引領和輿論引導作用。
也正因為如此，他們都十分重視并強調新聞出版工作要發揮傳播社會主流價值的主渠道作用，強調要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鞏固壯大積極健康向上的主流思想輿論。
對照檢查我們的新聞出版工作，有的出版物和出版人由于認識上的偏差和行動上的失誤，不去弘揚主流價值觀，傳播正能量，正确引導輿論，而是把精力放在傳播一些或低俗信息或奇聞怪事上，有的甚至公開宣傳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等有害思想傾向，在社會上和公衆中産生了消極、負面的影響。有的則不加分辨地盲目宣傳西方的所謂“普世價值觀”，甚至公開出版和傳播同四項基本原則、黨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悖的内容，混淆了是非，搞亂了人們的思想，帶來了消極的後果。
對此，新聞出版單位需要保持高度警惕，增強陣地意識、政治意識、大局意識和責任意識，要自覺抵禦錯誤思想觀點的侵蝕，牢牢把握新聞出版工作的正确方向。新聞出版單位還要采取積極措施，打好新聞出版領域的輿論仗，通過細緻、有效的工作，努力消除負面輿論的影響，壯大主流輿論，唱響主旋律，真正讓黨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入人心，并轉化為人民群衆的自覺行動。
四、新聞出版要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實現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統一，多向社會提供健康有益的精神文化産品
“兩個效益”，最早是鄧小平同志在1985年提出來的。他提出要把社會效益作為最高标準。之後，江澤民、胡錦濤等中央領導也都強調要把兩個效益結合起來，而且指出，當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發生矛盾的時候，經濟效益要服從社會效益。
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明确指出，一部好的作品，應該是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同時應該是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作品。特别是他提出的“文藝不能當市場的奴隸”的觀點，為我們理解和認識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關系提供了更加形象的視角。
這不由地使我想起了當年馬克思關于作家寫作與掙錢之間關系的論述，其觀點對我們認識這個問題同樣很有啟示。馬克思說，作家當然要掙錢才能活着，但活着絕不僅僅是為了掙錢。他在寫作《資本論》時沒有任何經濟來源，幾乎到了窮困潦倒的地步——妻子燕妮身患重病，女兒因病夭亡，自己連抽煙的錢都沒有。憑他的才華，掙錢的路子很多，但是為了完成自己的研究與寫作計劃，他忍受着巨大的生活壓力堅持寫作。後來在恩格斯的資助下，他才渡過難關完成了寫作任務，為我們留下了不朽的巨著。
由此看來，我們應該以高度的政治意識、社會責任感來看待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關系，要毫不動搖地把社會效益放在優先考慮的位置，在此基礎上去争取好的經濟效益，要盡快建立起确保兩個效益相統一的機制，通過一系列制度、政策和方法來保證兩個效益的統一。
當前，我國許多新聞出版機構在經濟指标的考核上都有一系列硬指标，執行起來往往比較明确，也易于把握，但是在社會效益的體現上則缺少有效的機制保障。因此，如何進一步在保障社會效益方面做到制度和措施的細化，以便更好地操作、落實，還有待于進一步創新思維，革新觀念，細化管理，找到新的路徑和方法。
我國新聞出版機構都須努力把向社會和人民群衆提供既唱響主旋律又受市場歡迎的優秀作品作為自己的工作目标，要努力提升新聞出版産品的思想品格和藝術品位，要用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相統一的優秀作品來弘揚真善美，貶斥假惡醜，宣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傳播正能量，積極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奉獻自己的智慧、才華和力量。
注釋：
［1］此部分引文均見列甯.列甯專題文集論無産階級政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5-170.
［2］參見《習近平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2013年8月19日）。
［3］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1.
［4］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87.
［5］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275.
［6］列甯.列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246.
［7］毛澤東.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北京：新華出版社，1983：120.
［8］列甯.列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