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焰/文
抗日戰争中，中國共産黨除了在公開戰場對敵交戰，還在隐蔽戰線進行了激烈交鋒。在這條戰線上，以日本人為主的“中共諜報團”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批日籍人士同中國革命力量的關系建立于1930年前後。此前兩年，日本馬克思主義學者尾崎秀實到上海擔任《朝日新聞》常駐特派員，不久與魯迅、宋慶齡以及美國進步女作家史沫特萊在共同理念的基礎上成了朋友，這為進行反法西斯偵察工作奠定了基礎。
在上海虹口區的日租界内，日本設立了一所東亞同文書院，目的是培養一批侵華文化特務，戰時幾度組閣擔任首相的近衛文磨就曾兼任過這個學院的院長。留日歸來的著名政治經濟學家、中共地下黨員王學文此時在院内任教，他發現有些日本青年對國内軍閥、财閥有反感情緒，便向他們傳授馬克思列甯主義，使這些人認識到軍閥侵華的罪惡，并秘密介紹他們加入了中國共青團。
經過王學文牽線，中西功、西裡龍夫等10餘名青年同尾崎秀實建立了密切關系，并把這個日本革命記者當成導師。這批人後來成為向共産國際和中國共産黨提供重要情報的諜報人員，其中有幾人還成為日本共産黨的中央委員。
戰争開始後，近衛文磨兩度組閣，将被日本政界稱為“支那通”的尾崎秀實調到身邊擔任秘書，重要文件都交由他保管。尾崎秀實就将其中的内容秘密傳給德國籍蘇聯情報員佐爾格，有關中國的一些内容也發給中共中央。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争後，軍部急需情報分析人員。經尾崎秀實介紹，中西功被研究中國情報的最大特務機構“滿鐵總社調查部”錄用，不久又被派到上海任分部負責人。西裡龍夫則被派到南京擔任随軍記者，接着又到派遣軍司令部擔任情報分析員。中西功的另外兩位同志也被介紹到中國。
中西功把侵華日軍各方面情報搜集彙總起來，再接收尾崎秀實從日本發來的對中國戰場決策的情報。因此，日軍在中國戰場想采取什麼重大行動，延安預先獲取了不少情報。
1941年6月，法西斯德國對蘇聯發起進攻，不久兵臨莫斯科城下。如果日本北上攻蘇，中國的抗戰處境将更加艱苦，世界有可能進入黑暗時代。關鍵時刻，在首相身邊的尾崎秀實得知日本決心同英美開戰，通過佐爾格迅速發電，使斯大林決心西調遠東軍20個精銳師，在莫斯科危急時刻扭轉了戰局。
1941年到1942年間，由于缺乏嚴格管理等原因，佐爾格、尾崎秀實、中西功、西裡龍夫等相繼被捕。受審時，中西功不否認自己的真實身份，并闡述自己做法的合理性。由于本身就是日本的情報人員，掌握大量事實數據，在審訊時無可辯駁地說明了侵略戰争持久的前景必然是經濟崩潰和徹底戰敗。
在特高課監獄中，西裡龍夫被審訊者尊稱為“教授”，他以雄辯的口才把審訊室當成講堂，受審時竟出現授課式的場面——被審者進入審訊室坐下便清清嗓子說：“今天，講一下世界共産主義運動對日本的影響及未來……”審問者則像小學生一樣洗耳恭聽，并認真記下“聽課筆記”。
後來，還出現了這樣令日本法庭尴尬的場面。集體庭審時，中西功和西裡龍夫等人侃侃而談，論證反對侵略戰争的正義性，警視廳官員和看守們都愣着聽講，主審法官急忙窘迫地打斷講話：“此處不是宣傳共産主義的講壇，今天閉庭……”
1944年11月，日本法庭下令将佐爾格和尾崎秀實處以絞刑，對中西功、西裡龍夫等人判處死刑。幸運的是，中西功、西裡龍夫在獄中筆耕不息，撰寫《中國共産黨史》，特高課感到資料對工作有參考價值，将死刑推遲執行讓他們繼續寫作。
1945年8月15日，正當日本特高課認為中西功等人已無保留價值而準備處決時，突然聽到廣播中日本接受投降诏書的消息。根據盟國的要求，戰争結束後日本當局必須釋放全部政治犯，中西功和西裡龍夫幾個幸存者終于出獄。摘自《解放軍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