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一山/文
雍正對于清朝的政治，關系很大。若沒有他，康熙六十年培養國力的政績，顯示不出來；乾隆六十年好大喜功的威權，發揮不出來。他有一段話，說出了寬與嚴的關系：
自古為政者皆言寬嚴相濟。所謂相濟者，非方欲寬而雜之以嚴，方欲嚴而雜之以寬也。惟觀乎其時，審乎其勢，當寬則寬，當嚴則嚴而已……總之寬嚴适協其宜，乃為相濟，非摻雜于寬嚴之間，而為于莫之執中也。
這超人一等的見解，不僅是他的政治哲學，也可以解釋孔子的中庸之道。
他兒子乾隆帝就不大懂得。乾隆帝即位時的“大政方針”說：中者，無過不及，寬嚴并濟之道也。
他标榜一個“中”字，說是寬嚴并濟，實際有些模棱，絕不如雍正帝标榜一個“宜”字，說寬嚴不摻雜來得更深切。
他微說雍正帝過于嚴厲，而自己要用中道。然呂留良案，雍正并未殺曾靜、張熙，可他一上台就把三人殺了，誰寬乎？誰嚴乎？我們看乾隆六十年政治，總想模仿康熙，召試博學鴻詞及山林隐逸之士，舉行千叟宴，減免租賦，編纂群書，尤以《四庫全書》為洋洋大觀，“六次南巡”為巍巍盛典。然而，康熙纂書，頗有學術上之價值，如數理之提倡發揮，因他自己是内行。乾隆帝虛心好學，都不如乃祖，更無創見，隻是随意改削實錄，僞造曆史，替祖宗朽屍塗粉，借征書來禁書。有人比之于秦火，可以想見其謬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