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有位學者叫洪邁，入翰林院寫诏書。散步時，見花陰中一個老人，八十來歲，一直在翰林院當值，跟過往的天才們談笑風生，哪個學者也沒見過。洪邁吹噓：“今天寫了二十來封诏書，都弄完啦！”老人誇了句：“學士才思敏捷真不多見！”洪邁于是矜持了，問：“蘇學士大概也不過這麼快吧？”
蘇學士者，蘇東坡也。老人點點頭說：“蘇學士也就是這麼快了——不過他從來不用查書。”
洪邁後來跟人說此事，說他當時，真羞得恨不能鑽地縫去了！
然而蘇轼的快并不靠過目不忘。朱載上在黃州見蘇轼時，蘇轼自稱已抄過三遍《漢書》了——世上最可怕的，莫過于有人比你聰穎，又比你勤奮。
關于記憶力的神話，古已有之。所謂王粲走馬觀碑、王安石過目不忘之類傳奇不少。像黃蓉她娘看個兩遍，強背《九陰真經》，也實在了不起，堪稱照片記憶掃描儀。莫紮特那種音準天才，據說是聽過一首曲子，回去就能彈出來。
一念及此，多少讓人心灰意冷，覺得世界真不公平。
但其實，也是公平的。
胡适先生是唐德剛先生的師父。胡适晚年寫《柳如是傳》，唐德剛幫襯着。到了1990年代，唐德剛喟然感歎：有數據庫了，有互聯網了。師父二十年的功夫，如今一個下午就做完了。
胡适先生、錢鐘書先生、王國維先生那代國學大師，固然個個過目不忘、胸中包羅萬象，但他們沒趕上互聯網時代啊。
哪位說了：若他們趕上了呢？
嗯，恐怕他們也樂意用互聯網的。因為，古書與現代信息，實在不是一個體量。
在古代，書确實少。孔子讀書都要韋編三絕。蔡文姬的爸爸蔡邕為當時大文士，家裡藏書不過八百。蔡文姬說她能背出家中遺失的藏書四百篇，曹操大喜過望，派人跟着抄。
舉個形象點的數字吧：《史記》130卷，52萬字；《資治通鑒》294卷，300萬字。而金庸全集将近900萬字。
所以，設若錢鐘書先生與胡适先生生于今世，就算他們過目不忘，也沒法跟現代文明較勁。
奎恩認為：知識是存在專業人員身上的技能财産，可分為：實證知識、高級技能、系統認知、自我激勵創造力等。哈裡斯認為：知識是資訊、文化脈絡及經驗的組合。
當然也有種說法：當訊息（message）被賦予意義後，就成為資訊（information），而資訊再經過整理後，才轉化為知識（kenwledge）。
古代人依靠語言、文字與圖像，在岩洞裡、圖畫上、書卷或口頭傳頌之中，記錄訊息，稱其為資訊，然後成為知識。為保持知識的準确性，傳統藝人會連打帶罵，逼徒弟記住；而在現代，單純記住已經沒什麼意義了。從事過搜索的都知道，重要的是索引，然後善用搜索引擎：你自然能知道一切的事。
這是本時代最适合的方式：觀其大略，建立知識結構，記住關鍵詞并做搜索索引，然後整理搜索所得的信息促成知識。這就夠了。
博爾赫斯描寫過一位學者。他坐擁一個圖書館，所以并不樂意去記住哪個知識，“我隻要記住那件事在哪個書架的大概哪個位置，就可以了。”對我們而言，記住更多的索引，搭建起知識的框架，知道哪塊木頭大概在樓閣的哪裡就好了——至于木頭具體的花紋，有搜索引擎在呢。
别試圖記住一切，實際上，記住一切的方式早已過時——胡适先生天縱奇才，二十年功夫，都不及互聯網一個下午。何況我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