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學我是靠說相聲出名的，後來改行朗誦，背的是高士其的詩《時間之歌》。隻記得操場上塵土飛揚，前有全校學生，後有老師督陣。我站在磚台上，扯起嗓子：“時間啊——時間唰地過去了。”
“上山下鄉”時，我當上建築工人，在工地上幹活，忍不住來一嗓子。晚上，我們幾個同好爬到樓頂，對着星空和高音喇叭，唱的是毛主席詩詞，背的是賀敬之的《雷鋒之歌》。老師傅認為我們有病：“這幫小子，八成是找不着老婆，看給急的！”
1970年春，我和一凡、康成去頤和園後湖劃船。康成站在船頭背詩：
我的一生是輾轉飄零的枯葉
我的未來是抽不出鋒芒的青稞
如果命運真是這樣的話我願為野生的荊棘放聲高歌
這是郭路生的詩。我被其中的迷惘打動了。9年後，我見到郭路生，都說他瘋了，我一點兒看不出來。大概唯一的根據是，他往返于家與精神病院之間。朋友在一起時，他會突然冒出一句：“我能不能給大家念首詩？”沒人反對，他起身，拉拉褪色的制服，“請提意見。”他用舌頭把活動假牙安頓到位，清清嗓子。念完一首，他謙遜地笑笑：“能不能再念一首？”聲音雖抑揚頓挫，但相當克制，和我們當年的“革命讀法”不同。
所謂“革命讀法”，就是把殺雞宰羊的聲音與觸電的感覺混在一起。那時代的标準發音，趕上這會兒，準被認為精神有毛病。看來郭路生挺正常，是我們和時代瘋了。
1979年4月8日，《今天》編輯部舉辦朗誦會，在玉淵潭公園。我們事先向公安局申請，沒答複，就算是默許了。我和芒克、老鄂去考察地形。林中空地有個土坡，正是舞台。黃銳把床單畫成抽象風格的幕布，繃在兩樹之間。老鄂忙着接蓄電池、擴音器和喇叭，那架勢像土法爆破。那天風大，聽衆比預計的少，有四五百人。若從空中看，有三圈不同的顔色：以聽衆為中心，灰藍土綠；然後是外國人，花裡胡哨；最外圈是警察，刷白。陳凱歌參加了朗誦，他當時還是電影學院的學生。那天他念的是郭路生的《相信未來》和我的《回答》，用“革命讀法”。而雕塑家王克平正好相反，他念芒克的《十月的獻詩》，平平淡淡，好像自言自語。
四川詩歌節的瘋狂
1986年深秋，《星星》詩刊在成都舉辦“星星詩歌節”。我領教了四川人的瘋狂。詩歌節還沒開始，2000張票被一搶而光。開幕那天，有工人糾察隊維持秩序。沒票的照樣破窗而入，秩序大亂。聽衆沖上舞台，要求簽名，鋼筆戳在詩人身上，生疼。我和顧城夫婦躲進更衣室，關燈，縮在桌子下。腳步咚咚，人們沖來擁去。有人推門問：“顧城、北島他們呢？”我們一指，說：“從後門溜了。”
寫政治諷刺詩的葉文福，受到民族英雄式的歡迎。他用“革命讀法”吼叫時，有人高呼：“葉文福萬歲！”我琢磨，他若一聲召喚，聽衆絕對會跟他上街，沖鋒陷陣。回到旅館後，幾個姑娘圍着他團團轉，捶背按摩。可惜我沒這個福分，隻有個小夥子纏着我。他是大連人，辭掉工作去流浪，目光中有着道路糾葛在一起的狂亂。他跟了我好幾天，向我傾訴内心的痛苦。我說：“我理解，但能不能讓我一個人歇會兒？”他二話沒說，拔出小刀，戳得手心濺血，轉身就走。
那是由于時間差——意識形态解體後商業化浪潮到來前的空白。詩人戴滿了面具：救世主、鬥士、牧師、歌星……撞上因壓力和熱度而變形的鏡子，我們還險些以為那真是自己呢。沒兩天，商業化浪潮一來，卷走面具，打碎鏡子，這誤會再也不會有了。
1985年夏天，我頭一回出國。規模最大的荷蘭鹿特丹詩歌節，絕無我在成都所見的狂熱。聽衆手腳幹淨，沒人帶刀槍，挾詩人以自重。他們花錢買份節目單或詩集，安分守己，必要時鼓鼓掌。對詩人，則像測謊一樣，先要試音，别想吓着觀衆，也别想占領舞台，朗誦時間受到嚴格限制。我估摸必要時他們會幹脆關上喇叭，讓有歇斯底裡傾向的詩人變成啞巴。總之，其運作有着資本主義的精确性。
詩人多跟社會過不去，又無生存能力，免不了待業、受窮，有精神病嫌疑，被劃入另類。不管怎麼着，朗誦給詩人提供了證明自己不聾不啞、免費旅行和被世界認知的機會。
國外詩歌節奇遇
其實這類活動也随民族性格而異。巴塞羅那詩歌節就開得不拘小節、熱熱鬧鬧，像個狂歡節，似乎主要是為了頌揚時光、美酒、愛情。對西班牙人來說，享受生活第一。晚上11點活動結束，正趕上當地人的晚飯時間。詩人們來了精神，挺胸疊肚，浩浩蕩蕩開到港口。侍者如雲，杯光燭影，有吉蔔賽人跳舞唱歌。幾杯酒下肚，在現實世界做詩人的晦氣一掃而光。
朗誦有時也得冒點兒風險。1993年春天，我參加英國文化委員會組織的文學之旅，來到貝爾法斯特。那是處于戰争狀态的城市。愛爾蘭共和軍在爆炸前10分鐘通知當局，以免誤傷自己人。我們下榻的歐洲旅館（一年後，我從電視裡看到它被炸成廢墟），進門一律搜查，客人也不例外。女主人帶我們步行去飯館。路上，她看看表說，再過幾分鐘，有顆炸彈将在附近爆炸。我剛要卧倒，見女主人談笑風生，隻好緊緊鞋帶跟上。我和翻譯汪濤路過電影院，那天上演《愛國者遊戲》，電影院裡面總共四五個人。一開場，我倆全傻眼了，竟是一部反愛爾蘭共和軍的片子。在人家大本營放這玩意兒，豈不找死？我們本能地向下出溜，像鑽進戰壕，隻露眼睛，以防銀幕内外的炸彈爆炸。那是我看過的最驚險的一場電影。
朗誦會在一個小劇場舉行，周圍有手持機關槍的大兵巡邏。聽衆以年輕人為主，成分複雜，想必各種政治傾向的人都有。朗誦開始了，他們專心緻志，似乎忘掉了身邊的戰争。我的聲音有些異樣，但絕不僅僅是因為恐懼。在這樣的地方，詩歌才是最重要的。
比這更危險的是另一種情況。1992年夏天，我和安娜去參加哥本哈根詩歌節。那天大雨，我們趕到郊區，在泥濘中跋涉，終于找到那個大帳篷。這哪是什麼詩歌節？在震耳欲聾的搖滾樂間歇，可憐的詩人一個個跳上台，耍猴般，姿勢困難，模樣絕望，被喧嚣所湮沒。再細看，聽衆們喝啤酒，抽大麻，東倒西歪。我突然想起馬雅可夫斯基的那句名言——“給大衆審美趣味的一記耳光”。
詩人的第六感官靈敏，能否和聽衆交流，他最清楚。他的心像停車場，知道有多少輛車進來，停在什麼位置，哪輛車撞傷了，是否漏油。有時空蕩蕩，車全繞着彎走。某些語言天生就是為了朗誦的。俄國詩人個個有如歌唱家，即使不解其意，你也會被那聲音的魔力所懾服。要說我們也有吟詩唱詞的傳統，可惜早已中斷，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誰能想象照此傳統吟唱新詩呢？那山野間的呼嘯，不但會吓走聽衆，還會招來警察或城裡的豺狼虎豹。
（林冬冬摘自汕頭大學出版社《失敗之書》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