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對我說，你差一點點就是上海人。
那是1982年的7月，母親在小鎮的衛生院上班，離預産期尚有三周。外公外婆早早預訂了上海“一婦嬰”的産房。那天，父親的朋友送來一串“六月黃”。母親禁不住嘴饞，多吃了幾口，當晚腹部劇疼，上吐下瀉。婦産科的劉阿姨說，趕緊剖吧，保住孩子要緊。一柄薄薄的柳葉刀劃開了我的世界。
小鎮毗鄰上海，1980年後，許多回不了城的上海知青在小鎮安了家。他們大多是教師和醫生，清貧，有點小知識分子的臭架子。後來，又有幾家内遷的工廠陸續搬到小鎮，技術人員也多是上海人。
和上海人一道來的，還有蝴蝶牌縫紉機、永久牌自行車、紅燈牌收音機、鑽石牌手表，還有雪花膏、高領絨線衫、大白兔奶糖、回力運動鞋……加起來，幾乎就是那個年代對美好生活的全部想象。羨慕之餘，小鎮的居民對這幫上海人不免有幾分讨厭，覺得他們高傲、精明、死要面子。
像一條河彙入另一條河，時間久了，彼此也就交上了朋友。小鎮人幾乎都會講幾句上海話，上海人看見誰家的小姑娘穿新衣服，也會說：“好看忒好看忒。”前一個“忒”升調，後一個“忒”降調，很有味道。
琴芳的阿哥讨了個上海娘子，琴芳吵着要去上海玩。國慶節她終于去了一次，卻幾乎是逃回來的。阿哥、阿嫂帶她逛了南京路，看了外灘，在城隍廟吃了南翔小籠。晚上回到住處，琴芳吓了一跳。十平方米不到的一個亭子間，睡了三家人——阿哥的嶽父、嶽母，阿哥、阿嫂，還有阿嫂剛娶媳婦的弟弟。兩條簾子，隔開三戶人家。琴芳和阿嫂睡沙發，阿哥打地鋪。半夜，琴芳尿急，又不想跑出去上公共廁所。阿嫂說，床底下有痰盂。夜深人靜之時，尿滋在痰盂内壁上，發出響亮的聲音，讓沒嫁人的琴芳面紅耳赤。
不是所有上海知青的子女都叫知青子女。隻有那些回不去上海的上海知青，他們的孩子才叫知青子女。
父母一心盼望我們“回去”，最好是堂堂正正地考回去。他們在教育上傾注了全部的心血——搞來上海的教材，請上海的老師補課，每天晚上收看上海教育電視台的新聞，時刻關注着上海中考和高考的政策。隻有知青子女會學油畫，學鋼琴、小提琴、手風琴，啟蒙老師通常是父母或鄰居；隻有知青子女會提前學英語，聽“新概念”或“許國璋”，為了跟上上海學校的進度；隻有知青子女會因為成績不好“吃生活”（方言，指被打），而所謂的成績不好，大概就是跌出全班前三名。我很羨慕那些本地同學，他們看起來無憂無慮，什麼也不用學，考試不及格也無所謂。我把這個想法告訴他們後，他們說：“我們才羨慕你們呢，我們回家要生煤爐燒夜飯，要割草喂豬，農忙時還要下地幹活。還有，你們經常能去上海，我們可想去了，爹媽說，沒錢去個屁咧。”
我家隔壁住着放射科的王醫生，他兒子大我兩歲，我叫他小哥哥。王醫生會拉小提琴，小哥哥自然也從小練琴。每次我路過他家門前，總聽見咿咿呀呀的琴聲，偶爾還有王醫生的怒斥聲。跟小哥哥相比，我是幸福的。母親本想送我到上海學鋼琴，每周六下午出發，颠簸四五個小時到上海外婆家，周日上午去老師家裡學琴，下午再颠簸四五個小時回小鎮。無奈我身體太差，學了兩三次就大病一場，學琴的計劃隻得無限期擱淺。
小哥哥中考考上了普陀區的區重點，遷戶口時遇到麻煩。上海的親戚們不願讓小哥哥落戶，紛紛說家裡房子太小，住不下。王醫生勃然大怒，跟親戚們決裂。小哥哥痛哭一場，無奈放棄入學資格。王醫生托了關系，安排他在小鎮的高中就讀。那幾年，說起這件事，王醫生咬牙切齒：“等着吧，是金子到哪裡都發光。”
我不知道小哥哥是不是金子，我隻看見他日複一日地沉默。有時半夜醒來，我看見他書房的燈還亮着。遠遠看去，像一顆孤單的星，升起在小鎮寂寥的夜裡。
知青子女陸續回到上海，過程并不輕松：戶口、住房、學習方式都成了問題，土氣的穿着、偶爾暴露的外地口音也成為他們被嘲笑的理由。在外地，他們是上海小孩；回到上海，又被當成外地小孩。有一次，一個“外地小孩”和幾個上海同學發生争執，情急之下，他罵出一句“外地話”。那幾個本地同學頓時笑作一團。他們捂着肚子，做出誇張的反應。戰鬥到此宣告結束。那個“外地小孩”漲紅了臉，極力地辯解什麼。最後他放棄了，頹然坐下，聽憑笑罵——“巴子”“阿鄉”“哪裡來的滾回哪裡去”。
不要問我是怎麼知道這件事的。需要一些時間和勇氣才能承認，那個落敗的“外地小孩”就是我。
知青子女普遍早熟、敏感，很多人長成一副少年老成、心事重重的樣子。他們大多成績不錯，數理化尤其好，畢業後工作也賣力。大概跟長年憋着一口氣有關。
他們有兩個故鄉，或者說，沒有故鄉。和初來大城市的外地青年不同，他們知道自己本該屬于這裡，藕斷絲連，又陰差陽錯。這種若即若離、愛恨交加的情感，是知青子女的鄉愁。
小哥哥後來考取重點大學，王醫生終于揚眉吐氣了一把。畢業後，小哥哥遠走美國。多年後他出差回國，抽空見了我一面。三兩杯紅酒下肚，我問：“他鄉生活習慣嗎？”小哥哥苦笑一聲。我懂他的意思。如果說父輩曾被連根拔起，我們則生來就沒有根，走到哪裡，都是異鄉人。
如今，沒人再提什麼“知青子女”了。時代造就了這個名詞，随即它被迅速地遺忘。
2009年我結婚，父母執意要求我回小鎮辦一場婚禮，雖然他們已經回上海居住多時。畢竟，小鎮有他們的朋友，也留下了他們的青春。
那天來了許多人。婚禮很簡單，沒有司儀，沒有抽獎，也沒有歌舞，父親上台說了幾句話，大家就開吃，然後新郎、新娘挨桌敬酒。菜是實在的，酒是醉人的。叔叔伯伯們感慨着，怎樣看着我一點點長大，看我離開小鎮，現在又回來。他們幹掉杯中酒，稱贊起新娘子，說：“好看忒好看忒。”
（彭慧慧摘自《文彙報》2017年2月5日，本刊有删節，李晨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