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講個故事。奧地利的一個農民家庭，生了9個孩子，第6個孩子名叫赫爾曼·格邁納爾。赫爾曼5歲時他媽媽去世了，大姐姐愛莉莎從此充當了母親的角色。時臨“二戰”初期，1938年3月發生了德奧合并——納粹德國吞并了奧地利共和國，組成大德意志。1940年，赫爾曼21歲，他剛獲得獎學金，卻沒有機會讀書，被征入伍，進入德意志國防軍。德意志國防軍是1935年到1945年的德國軍隊，是德國納粹黨指揮的軍事力量。但并不是每個士兵都是納粹分子。從1940年到1945年，赫爾曼随軍打了5年仗，從芬蘭、俄羅斯到匈牙利，屢次受傷，最後返回他父親的老家奧地利療養。他本來可以重返學校，選讀醫科。就在那兩年，赫爾曼萌生了一個念頭，這個念頭是從一個12歲的俄羅斯少年那裡來的：赫爾曼在俄羅斯戰場受過傷，那次他得到一個12歲的俄羅斯男孩的救助。由此而發，1948年冬天，29歲的赫爾曼找到自己小村的牧師，把開設兒童村的想法告訴牧師，想向政府申請幫助——以往那種讓正常的家庭接收戰争孤兒或者把孤兒們集中起來養活的機構，都不是赫爾曼想要的。赫爾曼想要給孤兒們建造一個最像家庭的新模式，就是他大姐愛莉莎給予他的那種——有女性溫暖的、有母親做核心的家庭模式，把世界上的無婚、失婚、未婚媽媽和孤兒們召集并保護起來，讓“母親”為孤兒們提供一個家。每家有一棟自己的房子，幾棟房子組成一個村，起名為“SOS兒童村”。
牧師和政府都拒絕了赫爾曼的項目申請，前者認為它目的可疑，後者認為它不入正流。既然都遭拒絕，赫爾曼就決定自己快速籌款，他搞了個“一人一先令”的捐贈活動，第一筆籌到600先令（合43.6歐元——今天夠兩個人去餐廳吃一頓），小村村公所送給他一塊地，這塊地沒水、沒電。不過志願者很快多了起來。1949年年底，他們在簡易兒童村慶祝了第一個節日，這一年，赫爾曼放棄了他的醫學院學業，全身心投入兒童村的建設工作。1950年春天，赫爾曼兒童村已經有1000名固定的定期捐助者和大筆捐款，還有人開始給兒童村贈地、接水、輸電。5個家庭成立了，養育着45個孩子。到1952年春天，兒童村注冊的固定捐贈者達1萬名！
現在我們來看看赫爾曼奠定的發展規模：1953年，在意大利建立孩子們度假用的度假營；1954年，創立第一間“母親培訓學校”；1958年，在德國、法國和意大利建立新村；1964年在韓國首爾、1966年在越南胡志明市建新村；之後在印度，最後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到1986年赫爾曼去世時，233個兒童村遍布85個國家，養育了4萬多名兒童。
遵他遺願，赫爾曼被安葬在奧地利他原籍小村的那座兒童村裡。如今，兒童村國際組織近2000個項目和機構正在全球137個國家穩定發展。
我進村時還和人說着話，當一眼看到村口小花園中赫爾曼的半身雕像，看到“赫爾曼·格邁納爾1919—1986”上，那兩個年份之間被人貼上了一個紅色微型“囍”字時，我的喉嚨忽然哽住了。世界上有很多幸福的故事，我們不覺就肆意忽視了它的起源。我走入煙台兒童村音樂會場，台上是電子樂行捐贈的一台鋼琴，台下是歡樂喧嘩的兒童，志願者、法國鋼琴家皮爾正在我們自己的SOS兒童村（中國）協會領導和他的團隊的陪伴下，在熱浪蒸騰中歡奏起來。
（光賢摘自《深圳商報》2018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