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一個家族的肖像都在一本相簿裡，并不顯得擁擠。那時候的相簿都差不多，黑色卡紙上黏着三角插口，每兩張卡紙之間以半透明的牛油紙相隔。一打開，我媽就會嚷：“看哪，你外公像不像孫道臨？”
三寸黑白照上的外公，二十來歲，剛剛用照相館裡的梳子和頭油整饬過發型。金絲邊眼鏡和口琴是四十年代擺拍的标配。英俊的長相其實在哪個時代都差不多，我媽心心念念的“真像孫道臨”，到了我女兒眼裡，就成了“明明是吳彥祖”。照片上，外公沒笑，望向遠方，口琴并沒有碰到嘴。動作是有一點生澀的，但五官的線條剛柔并濟，大概是在打光的一刹那繃緊的。
用現在的話說，外公是我們家的顔值擔當，是一大家子人都會暗暗惋惜基因流失的對象。小時候最拉風的事，就是從家族相簿裡偷兩張外公的照片到學校裡顯擺；最惆怅的是，他們看完以後都會擡起頭在我心上“補一刀”：“不太像嘛……嗯，是很不像。”不過怅然隻是一瞬，大體上我還是在一個勁兒地傻樂。彼時，被我在想象中神化的，是照片上那個無比親近卻從未謀面的人，是一段永無可能再現的時光。那時留下的照片如此稀少，一張一張全烙進記憶，每個細節都自帶光環。
現在的孩子應該很難想象，在我兒時，拍照是一件多麼隆重的事。20世紀七八十年代，幾乎每家每戶都會出現一個能打家具的木匠，同時也會冒出一個自學成才的攝影師。在我們家，這個角色一直是由姨父擔任的——所以，至少在十八歲之前，每逢家族聚會，表妹總是把頭擡得比我更高一些。他們家的牆上挂着表妹五六歲時拍的肖像，她滿頭硬邦邦的鬈發是冷燙精的傑作，她的表情動作則是直接拷貝印在餅幹桶上的女孩——都是那時候最顯眼的流行元素。照片是用方頭方腦的120相機裝上黑白膠卷拍的，姨父拿着底片到他的單位裡轉了一圈，回來以後就放大成十寸，還着了色，表妹的嘴唇頓時就粉嘟嘟的。在前電腦時代，給黑白照片染色可沒有Photoshop幫忙，一筆一筆全是人工畫上去的。我至今都沒弄清姨父的手藝是從哪裡學來的，隻知道他是中學裡的化學老師。總而言之，從那天起，我便想象他每天的工作就是躲在實驗室裡，窗簾一拉就是暗房，世界一點點從黑白轉成彩色。
在中國家庭攝影史上，那幾年也的确是黑白與彩色的分水嶺。姨父的照相機從120換成海鷗135，逢年過節，他就換上彩色膠卷。小孩喜歡明豔的富士，大人則更中意穩重的柯達，可它們都很貴——買一盒膠卷夠看好多部電影，到照相館裡精放加印還得再花一筆錢，又夠看好多部電影。一家人跑到公園裡，跟很多家人擠在一起：同一座假山、同一棵大樹、同一片草地，人跟人、表情與表情的排列組合。作為家族裡最小的兩名女性，我和表妹得到格外的優待，不僅單人照最多，還獲得“偷照片”的特權。數碼時代的人沒法理解什麼叫“偷照片”。一盒膠卷，卷片時拖在最後的尾巴長度不一，三十六張份額拍滿以後常常還能往後卷，具體卷幾張得看命運的安排。膠卷時代充滿懸念，不到沖印完成就不會真相大白。抓拍、偷拍或者純拍風景的“空鏡頭”都是普通家庭無力承擔的奢侈，所以那時照片上幾乎全是人像，表情普遍比現在嚴肅，相紙上彌漫着箭在弦上的緊張感。哪怕迎着陽光，人們的眼睛也會努力睜大，最後眼睑肌肉終于在按下快門的一刹那扛不住生理極限，耷拉下來——這樣的慘劇在每盒膠卷裡至少會出現兩三回。倒是“偷”來的照片，畫中人沒有心理負擔，隻有意外之喜。喜終究形于色，所以放肆一點的動作、平時不敢輕易嘗試的表情，往往出現在第三十七、第三十八甚至第三十九張（人品爆棚才會“偷”到三張）。這大概是人世間最皆大歡喜的“偷”了——在稀缺的載體上，我們仿佛又額外留住了一點歲月。
但載體終于不再稀缺，柯達破産，技術進步讓我們“偷”着“偷”着就不用“偷”了。現在，我們對于數碼圖像已經熟悉得仿佛能從活人臉上看出像素來。每天，我們都會把無數個“自己”存在“雲”上。那個叫“雲”的東西好像大得沒有邊際，它給予我們在膠片時代無法想象的自由——你想怎麼拍就怎麼拍，想拍多少就有多少。出門旅遊，你對着日出和瀑布，舉起自拍杆，對着海灘上的你、你們，按下自動連拍。影像與影像之間沒有空隙，你以為再也不會漏掉什麼珍貴的記憶了。
然而，對大多數人的大多數照片而言，拍下的一刹那就釋放了它所有的存在感。我們不需要整理，不需要沖印，不需要把它們一張張插進照相簿。幾個月以後，偶然想起這次旅行，好幾個G的影像交疊在一起從眼前滑過。太多的面孔幾乎等于沒有面孔，你甚至已經懶得再去找它們究竟儲存在哪片“雲”上了。一年以後，你對于自己去年的長相，也許還不如對幾十年前的自己來得熟悉——那個青澀慌張的你，寥寥幾張照片，早已飛出發黃的相簿，銘刻在你大腦的永久儲存盤裡。
這實在是一道難解的數學題：我們試圖用技術填滿記憶的盲點，減少歲月的流逝，但最後真正珍藏在我們記憶裡的東西，到底有沒有增加，或者說，到底是不是更清晰、更完整？
自拍杆改變了世界，這話并不誇張。女人們（當然也包括越來越多的男人）握住它，仿佛握住了塑造自己形象的主動權。人們擎着它走遍全世界，曬自拍曬到差點讓軍事基地洩密，或者擎着它一頭撞上收割機——收割機上一人受傷，自拍者毫發無損（以上事例請自行搜索相關新聞）。拍完之後、示人之前，各種便捷的修片軟件早就枕戈待旦，随時給你加上暧昧的光線，随時美白你的皮膚、修正你的腰身，把所有的臉都嵌進完美的模闆。當攝影從模糊一步步走向清晰的極緻時，人類的眼睛和心靈反而有點不勝重負——我們拒絕接受幾千萬像素呈現的毛孔，氣急敗壞得就像聽到魔鏡說真話的白雪公主的繼母。我們迫不及待地要把這些照片修回到略顯朦胧的狀态中去。
就這樣，我們一直在模糊與清晰、真實與虛假的影像間搖擺，跟自己的眼睛——也跟“自我”投在心中的倒影，玩着捉迷藏。前幾天，我的女兒興緻勃勃地教我怎麼在手機上玩美圖秀秀，怎麼在她的照片上加小黃人的眼鏡和HelloKitty的耳朵。我問她：“你最想把自己變成誰的樣子？”
“奧黛麗·赫本。”她的眼睛閃着光，指給我看她存在手機裡的《羅馬假日》劇照。在天天都做夢的年紀，偶爾扔下泰勒·斯威夫特，迷上六十多年前的小公主，也算是換換口味。
“媽媽，那時的人，皮膚真好啊，所有人都那麼好。”
我很想告訴她，那時的攝影技術呈現精微細節的能力其實遠不如今天這麼強大。沉澱在黑白膠片上的，是或多或少地欺騙了視覺與記憶的美麗——就像你的美圖秀秀正在努力做的那樣，就像這世界上大多數事情那樣。但是看着那些正在她額頭上拼命刷存在感的青春痘，我笑了笑，什麼也沒說。
（夕夢若林摘自譯林出版社《假作真時》一書，王青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