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賣豬肉、當環衛工人的事，媒體已報道多次，但其中的一些解讀總不大能令人信服。
一天晚上，女兒提議去她學姐開的小店吃日本拉面。
吸引我前往的不是日本拉面，而是面館老闆——原白領小灰和原“四大”（普華永道、德勤、畢馬威、安永四大世界著名的會計師事務所）員工Ivy。
出了地鐵，步行約10分鐘，穿過一條緊鄰主幹道的美食街，折進一條飄着酒香的小巷，便望見了幾個稍大的門店中間體量明顯偏小的“秘制豚骨拉面專門店”。
這店顯然是由一間小套商品房改造而成。雖然裝修風格簡約素雅，但還是顯得逼仄：寬約5米，長至多10米，用長條吧台隔出操作間，隻夠容納10餘人用餐。
而就這麼個“螺蛳殼”，一年租金要20萬！
我知道，開小飯店都很累，每天一大早要去買原、輔材料，各個環節都要盯着，賺的真是辛苦錢。面店老闆幹的甚至比員工還要多——除了操作間的兩個師傅輪班掌勺，店裡的其他活兒都是老闆親自上陣——顧客進門後，遞上菜單、介紹産品、送上茶水、端去飯菜、吃完結賬、收拾碗筷、打掃餐桌。如果是高峰時段，老闆恐怕一刻都不得閑。
“不僅辛苦，錢掙得好像也不多嘛。”看着價目表，我在心裡暗暗盤算：每天賣中午、晚上兩餐，就算賣100份，每份平均45元，共4500元，每年按360天算，毛收入160萬。扣除房租、水電氣費、兩個師傅的工資、固定資産折舊、原輔料成本，剩餘也就人均10多萬吧。
聽起來似乎比工薪族強，但這可是一年到頭一天不歇的收入啊！
而且不論嚴寒酷暑，都有這樣穩定的收入嗎？小姑娘耐得住這樣的寂寞嗎？況且在“四大”幹過，不覺得有落差嗎？
女兒告訴我，Ivy曾說過，網上有個帖子《我為什麼離開“四大”》，與她的心境頗為相似。
我上網查了一下，此類文章果然不少，概括起來，主動炒“四大”主要有這麼幾個原因：
“四大”不錯，但确實還有很多其他的機會。
“四大”的産品、制度都比較成熟了，更多的是需要人去适應，而不是讓人去創造。
在“四大”，沒有選擇同事的自主權，而與志同道合、性情相投的人共事，無疑是快樂的。
知道自己能勝任“四大”的工作，但還想知道自己能不能經受更大的挑戰。
想升職、掙更多的錢，可以在“四大”幹；想做自己喜歡的事，則要另選。
我們去這家面店時，Ivy不在。我抽空問小灰：“幾個月幹下來，感覺怎樣？”
“還好。在公司幹幾年，就知道一輩子是啥模樣了。喜歡自己做飯，出來闖闖看。”
“家裡的态度呢？”
“相信我的判斷和能力吧。我父親年輕時也有過開飯店的想法，更能理解我的選擇。”
離開“四大”開面館，有人可能覺得是一種資源浪費，Ivy她們以前學的知識對現在的工作果真沒用嗎？
小店的許多經營細節都表明，并非如此——
店名選用繁體字，從内容到形式都給人豐富的聯想。
專門定制的餐具簡樸大方且有民族特色。
不做早市。因為，“早晨來的顧客一般都是老人，而老人不大能接受我們的價位”。
價格偏高，是因為真材實料。比如，湯底使用筒骨、豬腳、蔬菜等熬制10至12小時，不加一點味精。
公衆号的制作青春活潑，富有感染力。
有人申請做加盟店，姑娘們并沒有答應，想等所有材料和程序都規範化、可複制後再推廣，确保質量可控。
我是個粗線條的人，吃飯不習慣細嚼慢咽，但女兒為我點的雙筍櫻花蝦拉面真的令人驚喜——
筍片脆嫩鮮甜，顯然用料、制作都很講究。
一片肥瘦均勻的叉燒，入口即化，沒有通常的幹硬。
面條裡的蝦其貌不揚，乍一看還以為是蝦皮，實際上是日本出産的“櫻花蝦”，300多元一斤，肉飽滿，味鮮美。
一碟綠豆芽看似沒啥技術含量，但也頗能顯示擇菜的用心：一般粗細，不見一點豆殼、根須或色澤發黃的部位。
一個切開的雞蛋不知怎麼掌握的火候：蛋白十成熟，蛋黃卻隻有五成熟，口感香滑。
毫不誇張地說，如果不是擔心“吃相難看”，我會把湯全部喝完（離店後才得知，在一些面碗的碗底藏有“免單”二字，需要喝光面湯才能看見）。
所有這些，哪樣與她們的知識積累及文化修養無關呢？
更重要的，也許她們自己都沒意識到：離開“四大”開面館這個決策本身，也是過去多年學習的結果——這些知識已經形成系統并要求作出獨立的識别和反饋，把它們重新整合，運用和融合到自己未來的生活和事業中。
總之，離開“四大”開面館，有挑戰、煩惱，也有樂趣、成長，其中的得失非金錢可以衡量。
（心香一瓣摘自《新華日報》2018年5月25日，沈璐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