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紀錄片中的中國留學生形象

從1983年8月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推動成立的“邁向21世紀的留學生政策懇談會”發表的《邁向21世紀留學生政策之提言》開始，在日本逐步推行教育國際化政策這一背景下，在日的中國留學生快速增長。一般來說，在日華人主要包括華裔日本人、留學生、就學生、研修生、中國遊客等多種身份形式，而留學生是在日華人最重要的群體之一。尤其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及中國改革開放後，作為第一代新華僑、新華人的赴日并居留者，多數是通過留學後在日工作而居留日本的。伴随着中國人留學日本的高潮，1980年代後期開始，日本大衆傳媒開始大量報道中國留學生，日本電視台也拍攝或者參與拍攝了《來日中國就學生宿舍的一年》、《我們的留學生活：在日本的日子》、《從“楷模”到“公敵”：亞洲留學生眼中的日本》等多部關于中國留學生的紀錄片。

一、中國留學生定型化的形象内涵

日本大衆媒體針對中國留學生的“新難民論”、“留學生可憐論”的基調開始于上世紀80年代中期，很多報紙塑造了貧窮的中國人形象，渲染留學生的非法滞留、在日犯罪等問題，比如《朝日新聞》的《日元增值直接打擊自費留學生日本政府毫毛不助》（1987年5月7日）、《日元升值下的留學生節省洗澡費3人住四張半席子的房間》（1987年11月10日）、《被窮追的旅日留學生》（1987年12月6日）等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報道。①之後，日本輿論逐漸由“留學生可憐論”過渡到“留學生排斥論”，強化了“厭中情節”。仲晃生、中島真一郎等日本學者都提出了“在日外國人犯罪”與“在日外國人犯罪報道”的嚴重不對稱問題。據相關統計，1989~2002年間外國人犯罪僅增加了1.6倍，但同期關于在日外國人（主要是中國人）犯罪的報道卻增加了22.2倍。在全部犯罪案件中，外國人犯罪率僅為3%，而日本人犯罪率卻占了97%，日本媒體通過操縱輿論來惡意煽動民衆的仇外排外，特别是厭中情緒。②通過日本大衆媒體持續性地對中國留學生形象的塑造和傳播，也形成了定型化的形象基調和報道框架。在相關題材的日本紀錄片中，對中國留學生持一種反感的态度，對中國留學生形象的認知是偏見化、負面化和等級化的，這種定型化的形象模式也産生了較為持久的影響。

就學生是指在日本的日語學校學習語言的外國學生，不同于已經被日本大學錄取的留學生。2004年9月18日，NHK-BS1（NHK衛星第1頻道）播出的《來日中國就學生宿舍的一年》記錄了一群來自中國的就學生的生活，通過解說提出關注這些“懷着夢想來到日本的中國青年，以及他們一年的生活”，“中國青年選擇來到日本，将日本視為實現夢想的地方。他們對這個國家充滿憧憬，卻面臨着殘酷的現實”。其中主要拍攝了背負着家庭厚望的徐振華、來日本開辟人生之路的屈長海、要将日本文化傳播到中國的劉暢等幾位就學生。這部影片比較典型地顯示出日本大衆媒體對中國留學生定型化的形象内涵的塑造。對中國青年而言，日本是一個充滿憧憬的“理想國”，是一個實現人生理想、改變命運的地方。在影片中，一位就學生的母親在中國被問及為何送兒子到日本的時候，如此回答：“隻要是從日本回來的中國青年，都會變得成熟了，變得勤奮、懂事。”此處強調的是日本的先進、優越和對中國青年的教化作用。日本形象和中國形象有着顯而易見的高低等級，中國留學生對日本的向往體現出的正是日本社會的優越感。這一點，在《我們的留學生活：在日本的日子》的《初來乍到》一集中，從來自上海的韓松面對日本東京的繁華，不停地贊歎“真是電視上的天堂，真是這樣的。至少表面上看，真是天堂，不得了”這個段落也可以體現。

中國留學生對日本充滿了憧憬，同時中國留學生又是貧窮的、危險的，在日本面臨的惡劣環境主要來自于他們的貧困問題。在《來日中國就學生宿舍的一年》中，42位中國就學生擁擠地生活在東京荒川區一家由廢棄的塑料工廠改成的簡陋宿舍中，他們面臨着近乎絕境的現實考驗，由于貧窮而産生的不安、焦慮自始至終。結尾處，就學生宿舍被拆除，有7人“失蹤”成為了非法滞留人員。影片拍攝了地方政府召開的防範留學生犯罪的會議，提出日本社會對中國就學生愈加不信任的問題，涉及了在日的中國就學生常見的非法滞留、犯罪防範等議題。

卓南生認為，日本媒體故意将“就學生”、“留學生”和外國勞工問題混為一談，用意值得深究，“‘就學生’既具有作為‘留學後備軍’的一面，也具有成為變相勞工的一面。大衆傳媒在掀起‘同情留學生’熱潮的同時，卻不分青紅皂白地将以讀書為目的的留學生和‘就學生’與變相勞工‘一鍋燴’，這顯然是不公平的。”③在《我們的留學生活》中的丁尚彪、馮明等人在日非法滞留“打黑工”，除去自身的選擇之外，他們的境地與當時日本教育國際化政策有很大的關系。在《角落裡的人》中，馮明一開始也是有一番學習的抱負，但受到販賣簽證資格的日本語言學校的欺騙，不得不選擇“黑”了下來，隻身在日本掙錢。在《家在我心中》、《含淚活着》中，1989年丁尚彪入讀由瀕臨廢棄的中學校舍改成的語言學校飛鳥學院，這所招收就學生的語言學校地處北海道偏僻之處，之所以能夠被政府承認，就是為了解決北海道阿寒町農村人口過稀的問題。中國就學生無法在此處生存，不得不放棄了求學的目标，在絕望中逃離北海道，成為非法務工者。到2006年的時候，原飛鳥學院（此時這所語言學校已經關閉多年）的校長等日方當事人通過當時真實境況的回憶，對1989年丁尚彪等人的“北海道大逃亡事件”做出了說明，才提及日方所應當負的責任。日本的教育國際化政策為留學生、就學生設計了半工半讀的機制，大量的留學生、就學生提供的廉價勞動力解決了日本的勞工問題，為日本社會發展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資源。而日本社會在媒體輿論的引導下，一味指責中國留學生不是為了學習，隻是以務工的目的進入日本打工，不僅缺乏對留學生問題全面而客觀的認識，反而對中國留學生采取了厭惡的、敵視的态度。

二、日本華人紀錄片與中國留學生形象的歸化

《我們的留學生活：在日本的日子》主要拍攝于1996年和1997年，由當時的旅日華人張麗玲組織拍攝，這部10集紀錄片包括了《初來乍到》、《彼岸的青春》、《家在我心中》、《角落的人》、《小留學生》等幾個部分，較為完整地呈現了上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在日中國留學生的生存狀态和精神狀況。最後一部《含淚活着》拍攝于2006年，可以看作是《家在我心中》的續篇。作為日本華人紀錄片的《我們的留學生活》，一方面由于拍攝者對在日中國留學生特殊的經驗和認識，實現了日本電視媒體在拍攝同題材紀錄片時難以做到的親近和深入。另一方面，影片所塑造的中國留學生形象基本上歸化到日本媒體所塑造的形象框架之中。

由于拍攝者日本華人的身份，加之拍攝者與被拍攝者之間的同學、親屬和朋友等關系，例如《小留學生》中的張煥然與編導張煥琦的兄弟關系，使得拍攝者可以近距離地接觸被拍攝者，更為深入地記錄留學生群體的生活。《我們的留學生活》首先塑造了一批努力克服現實困境，為理想而奮鬥的中國留學生形象。比如，《我的太陽》中的李仲生、《彼岸的青春》中的王爾敏、程麒等，這些中國留學生形象是勤奮的、執着的，他們的人生信念帶來的更多是震撼和感動。在《我的太陽》中，45歲的李仲生已經留學12年，為了獲得日本千葉大學的博士學位，一年多的時間在五平方米鬥室裡日夜刻苦攻讀，寫作博士論文，家庭中還有一位富于犧牲精神的妻子。李仲生對事業的執着和韌性打動了很多人。陳漢元在北京電視台的《紀錄》欄目的訪談中，評價李仲生“人格高尚”，他的行為“都是為了國家”，而富士電視台制片人衡山隆晴也認為李仲生是“被敬佩的人”。在《彼岸的青春》中，19歲的王爾敏來日一年就通過了大學入學考試，得以進入千葉大學。城西大學就讀的程麒也勤奮刻苦，城西大學的中島教授接受采訪表示“中國留學生不但努力而且優秀”。同時，《我們的留學生活》并未脫離日本媒體對中國留學報道的基本框架，貧窮的、犯罪的、非法滞留的，仍然是中國留學生最主要的形象内涵。《角落中的人》中的馮明、史國強、小李，《家在我心中》中的丁尚彪都是失去了簽證的“黑戶”，即非法滞留者。“角落裡的人”正是馮明對非法滞留者這一群體形象的比喻。馮明為了賺錢，铤而走險“打假卡”（使用僞造的卡進行老虎機房獲利），後又沉迷于賽艇賭博。生存奮鬥和現實困境幾乎成為中國留學生的共同經驗。

中國留學生雖然可能擁有值得欽佩的奮鬥精神，但是這種贊許是在否定性的形象内涵中生發出來的。一部分紀錄片看似褒獎了中國留學生的奮鬥精神，但并未更改日本媒體對中國留學生定型化的形象塑造和傳播。同時，這也就不難理解《我們的留學生活》所引發的官司。影片在國内播出之後，《角落裡的人》一集中的拍攝對象史國強對内容極度不滿，指責影片為了制造效果而“作假”。除去紀錄片創作層面的讨論，史國強提出訴訟的起因正在于認為形象被“醜化”了。

《家在我心中》和《含淚活着》構成了在日非法務工人員丁尚彪在日十幾年的個人奮鬥史。在《家在我心中》中，丁尚彪父女在東京短暫地相聚，此時兩人已經八年未見；在《含淚活着》中，丁尚彪已經與妻子十三年未見，影片拍攝了夫妻在東京相見的過程。十幾年來，丁尚彪掙紮于日本社會邊緣，卑微而心酸地生活。這是一部催人淚下的影片，一次次“生死離别”打動人心，但很多人也對這種行為的價值問題提出了質疑。一個“含淚活着”的在日中國人和一個帶有悲情意味的家庭故事，正是中日之間由于社會經濟發展差距折射到個人身上的“悲劇”。
    《我們的留學生活》并未區分“就學生”、“留學生”、“務工者”和“中國殘留孤兒返國者”的不同。影片所塑造的中國留學生形象是籠統、混雜而模糊的，隻是将十幾位拍攝對象整體性地命名為“中國留學生”。對《我們的留學生活》中拍攝對象的身份做一個相對細緻的區分，就會發現不同群體的形象内涵是不同的。

以《彼岸的青春》中的葉敏（渡邊敏行）為例，影片拍攝了葉敏和一家人在日本展開餐飲事業的故事。此時，葉敏一家人作為返國者已經在日本五年，将中國殘留孤兒子女界定為中國留學生是不準确的。葉敏的故事似乎是僅僅為了迎合觀衆，講述一個中國留學生通過努力在日本打拼出一番事業的感人故事。實際上，從NHK的一系列涉及中國殘留孤兒的紀錄片，比如《中國殘留孤兒歸國記：35年後的日本》、《中國殘留孤兒歸國記：家族的糾葛》、《中國殘留孤兒：丈夫們的歲月》、《我親愛的敵人的孩子》、《遣返是這樣實現的：通向舊滿洲葫蘆島的道路》等，都可以看出無論從血緣關系還是國籍身份，中國殘留孤兒歸國者都沒有被日本大衆媒體稱為“中國人”。由于一般觀衆難以分辨不同拍攝對象的身份差别，這種處理方式使得中國留學生形象不但簡單化，更容易被誤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