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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吳祖光的患難之交

時間:2024-10-31 09:38:47


    口文字提供/杜高(杜高口述密斯趙整理)ProvidedbyDuGao

上世紀末,學者李輝在北京潘家園舊貨市場上,奇迹般地發現了一部完整的“杜高檔案”。厚厚的幾大冊,包括了“反胡風運動”“肅反運動”中審查、檢舉、揭發、交代“小家族集團”的全部原始文檔,也包括了“反右運動”中揭發批判吳祖光和杜高等人的右派言行的各種材料,還有審查單位向上級的秘密彙報和領導批示,以及後來杜高在十多年“勞動教養”的苦難生涯中的全部文字記錄等等。内容極為豐富。許多學者認為這是迄今為止,55萬個右派分子唯一留存下來的一部完整的個人檔案,成為一個曆史時代的見證,因而引起了海内外知識界的關注。最讓李輝先生感佩的,是杜高先生同意他将這部檔案一字不改地公之于衆的勇氣。2004年,李輝以《一紙蒼涼—杜高檔案原始文本》為書名,由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了這部檔案。

2001年他和杜高聯名發表了一篇題為《關于“杜高檔案”的問答》的長文。春節,吳祖光已患失語症,但神志清晰。杜高和劇作家王正、陳剛去看望他時,朗讀了《問答》一文中叙述吳祖光和“小家族”朋友們真誠友誼和悲慘遭遇的段落,以及他對吳祖光人格所作的評價。吳祖光凝神地傾聽着,他不能發聲,但眼眶裡湧滿了淚水。

他招待我們就和招待名流政要一樣随意平等

1952年,我剛從朝鮮前線回國工作,還是文藝界一個初出茅廬的青年人,而吳祖光已是大名鼎鼎的劇作家了。那時文化部設立了一個劇本創作室,組織了一批老中青三代劇作家,以寫出好劇本,帶動全國戲劇創作為使命。我是其中最年輕的一個成員。

吳祖光夫婦那時住在東單栖鳳樓,離我和汪明住的青年藝術劇院宿舍很近。他那個院子裡還住着音樂家盛家倫,美術家黃苗子、郁風夫婦和電影家戴浩、虞靜子夫婦。那是一個洋溢着濃郁文化氣氛的小院子,對我們這些年輕人極富吸引力。我們常到他家,向他請教,也常在一起探讨對藝術的看法,朋友們之間既有互相批評,更多互相鼓勵,那是一種純潔、真誠,沒有功利目的的友誼。“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那真是一段使人快樂的好時光。

吳祖光是一個自由的文人,熱誠平等地對待所有的人,沒有絲毫世俗的等級觀念。在大人物面前,他從不認為自己是小人物,在小人物面前,他也從不以大人物自居。這在等級鮮明的中國社會環境裡是極為難得的一種超脫。他家的座上客大都是文化名人,吳祖光招待他們卻和招待我們這些年輕朋友同樣熱誠和随意,因而我們在他家做客從不感到拘束和不自在。比如夏衍那時在上海當部長,每次到北京辦公事,下車後必先到吳家“報到”,吃完飯再去招待所。我曾多次在祖光家裡遇見夏公,我們一起喝茶聊天,飲酒吃飯,無拘無束。

如果要我用最簡略的語言來描述吳祖光性格最突出的特征,那麼我将用這樣兩個字:“率真”。他的确是一個真誠而率直的人。但也就是這份率真,後來被别有用心的一些人利用了去,給他、給他的家人,也給我們、給整個文藝界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他是為我們鳴不平才被“落套”打成右派的

1955年,“反胡風運動”爆發。胡風成了反革命,他推崇的作家路翎成了胡風集團的“骨幹”。我們也就受到牽連,隔離審查,被指控為胡風集團的“外圍”。

這場運動本來同吳祖光沒有關系,“肅反”也沒有觸及他。他是因為聽說把我們都關了起來,他出于一種善良的心意,在文藝界的一些公開場合為我們鳴不平,認為把一批可愛的青年文藝家關起來,當反革命批鬥,太不可思議,太過分了。他不會料到,他的這些言論已經觸犯了肅反運動的領導者,他被人盯住了。果然,1957年5月“整風運動”,号召群衆向黨提意見。《戲劇報》多次派記者登門,動員吳祖光寫文章批評戲劇工作的缺點,文聯召開“鳴放”會,兩位領導人親筆寫信派人來請他去出席。吳祖光出門前,新鳳霞勸他不要去。她是從舊社會底層走過來的窮苦藝人,有着樸素的人生經驗,她勸祖光不要去提意見,說:“再了不起的人也愛聽奉承話,哪有聽了醜話不翻臉的人呢?”吳祖光笑了,不信這個經驗,他說:“毛澤東的《沁園春·雪》還是我在重慶編《新民報》副刊時頭一個發表的,還有什麼信不過我的呢!”

于是,這個心地單純的文人去出席座談會,坦蕩蕩地對戲劇工作提了一點批評意見。當時,他有些激動,建議那種辦事粗暴又不懂文藝的人趁早别領導文藝工作。這當然是指個别領導人。但是這篇發言在《戲劇報》和《文藝報》同時發表時,卻被安上了這樣一個标題:《黨“趁早别領導文藝工作”》。就這樣,吳祖光的“反黨”罪行被定下來了。吳祖光劃為右派,是上面圈定的。

可惜吳祖光這篇被當作“右派罪證”的發言,現在沒有收入他的文集和回憶錄中,如果今天的讀者讀了那篇發言,才會了解50多年前的那場“陽謀”有多麼可怕。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宣布“反右”鬥争開始。全國轟起一片聲讨右派的吼聲,大批判的烈火熊熊燃燒。

對吳祖光的批判會,大大小小記不得開了多少次,僅報刊上正式公布的大規模的批判會就有6月23日、7月1日、7月9日、8月2日、8月8日、8月9日、8月16日、8月24日共八次之多。因為以吳祖光為首有兩個右派小集團,一個叫“二流堂”,成員是他的好朋友丁聰、黃苗子、郁風、戴浩等,另一個叫“小家族”,成員是他的青年友人,我的名字排在第一個。

我至今難忘的是最後一次批判會,也是規模最大的一次批判會,是在共青團中央大禮堂舉行的,有兩千多人參加,聲勢很大,新聞電影紀錄制片廠當場拍新聞片。那天,把吳祖光揪到了台上,命令他站在發言人旁邊,拿出筆記本,一邊接受批判一邊記錄。為了方便拍電影,一束強烈的聚光照在他臉上,我看到他汗流滿面。他的神情顯得緊張,站在台上不知所措,不停地用手搓自己的耳朵,我心裡很難過。因為在會前我拒絕了上台發言,劇協負責人對我的表現非常憤怒,便派了兩個人看着我,要我坐在前排接受批判。激烈的批判進行了整整一上午,會議結束時,我看到吳祖光走下台已筋疲力盡了。

10月28日,我和吳祖光及同命運的朋友們最後一次碰面,是文化部黨委召集我們去開會,由某副部長代表反右領導小組宣布對吳祖光右派集團的政治結論,洋洋三萬多字的一篇大文章,宣布反右鬥争以“無産階級的勝利”而告結束。這以後,就是對我們的處分:吳祖光、黃苗子、丁聰、田莊、陶冶等送往北大荒監督勞動;我、汪明、戴浩等由公安局收容勞動教養。此後,我和吳祖光就分開了,天各一方,音信隔絕。

原來“罪”是可以這麼一級級加上去的

轉眼到了1967年12月,是我在農場勞動改造的第十個年頭。一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樣扛着鐵鍬到田間幹活,忽然聽到大喇叭裡正在廣播當天《人民日報》的一篇大批判文章,重又批判吳祖光的“二流堂”“小家族”,指控它們是以夏衍為頭目的“裴多菲俱樂部”,後台老闆竟成了國家主席劉少奇!我差點暈過去。我已經辛辛苦苦勞動改造了10年,我的“罪”不但沒有減輕,反而更加重了。我對自己完全絕望了。那時我囚禁在農場裡,不知道文革開始後,吳祖光又被揪出來列為中央專案組的重點審查對象,揭批他“罪行”的大字報連篇累牍,其中有這麼一條,就是他曾拉攏腐蝕過我這樣的青年。

而我這個被他“腐蝕”的青年,已經在長期的監獄生涯中,從一個活潑爽朗的青年“被改造”成了一個沉默寡言的中年人、一個飽經世故的人、一個學會了應付周圍環境的人、一個沒有表情的人、一個被貧窮折磨得衰老的人、一個外表顯得老實可憐而内心一直在用力壓抑着情感的人,一個虛假的人。(《又見昨天》193頁)

新鳳霞淚灑婚禮,吳祖光被勸退黨

1979年春天,右派平反,我回到北京,恢複工作。那年我已經49歲,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中年人了。

“小家族”平反後,我和幾個朋友在吳祖光家重逢,看到鳳霞嫂子已經癱瘓的慘狀,我們抱在一起,是那樣淋漓痛快地号哭起來。記得祖光大哥端起酒杯對我說:“忘掉那些傷心事,抓緊工作,把損失了的二十多年補回來!”由于長期勞改,一開始我的身體狀況不好,住進了醫院。我單身一人,無依無靠。鳳霞得知後,就讓兒子吳歡來照顧“杜高叔叔”。他一兩天就來醫院看我一次。這段時期,我感受到了久違的溫暖。

1980年春,我結婚了。嶽父在他工作單位的食堂辦了兩桌酒菜招待親友。我太太那邊來了很多親戚,祖光大哥和鳳霞嫂子就當起了男方的代表人。新鳳霞叫兒子吳歡背着她出席婚宴,她說:“别的宴會我都可以不去,杜高的婚禮我就是爬也要爬了去!”婚宴上,她把她自認為畫得最好的一幅《雙桃》,由吳祖光題詩“開花春灼灼,結實夏雙雙”贈送給我們。我十分高興,也很感動。

食堂的大師傅和服務員們聽說新鳳霞來了,都來圍住她,請她唱幾句評戲。她患有腦血栓,已經很久不唱戲了,但在吳祖光的鼓勵下還是答應給大家唱幾句,還說要用自己編的詞唱,哪知剛剛唱完“好人遭罪,苦盡甘來”兩句,便哽咽着,淚流滿面,唱不下去了,隻好由在音樂學院就讀的女兒吳霜替她唱了一支英文歌。這情景感動了所有在場的人。

吳祖光和新鳳霞的婚姻,人們通常隻把它看成一個大文化人和一個民間藝人的奇妙相遇,或一個新文藝工作者和一個舊藝人的美好結合。如果從人性的純美和心靈的相通來看他倆的愛情,簡直要認為這個美麗的婚姻真是上帝的一篇傑作。他倆十分恩愛,吳祖光的棉襖都是新鳳霞親手做的。她還告誡我的妻子,妻子要對丈夫好,要尊重丈夫愛護丈夫,她是一個深受民族傳統道德熏染的女性。

最令我感動的是,吳祖光戴着右派帽子被送到北大荒去勞改後,文化部副部長找新鳳霞談話,要她立即和吳祖光離婚,劃清界限。新鳳霞回答:“祖光是好人,我要學王寶钏那樣,在寒窯裡等他二十年!”她那不向權勢低頭的個性和吳祖光十分相像。而那位副部長,卻在文革中蒙受“包庇右派”的罪名而遭毒打,死得很慘。回想起來,那段曆史本身就是一出不可思議、荒唐透頂的諷刺劇。
    吳祖光平反後,擔任了四屆政協委員。幾乎在每一次會議上,人們都可以聽到他呼籲政治民主,倡導思想自由的發言。他勇為弱小者仗義執言的本性,并沒有因為吃了整整二十多年的苦頭而改變。

更令我感慨的是,經曆了那麼多事,吳祖光依舊那麼信任支持共産黨。經過了十年文革的災難,吳祖光被文化部負責人周巍峙的一席話打動了:“一場文革把共産黨的聲名破壞達于極點,在這樣困難的時刻,黨特别需要老朋友的支持。”于是,吳祖光毫不猶豫地交了入黨申請書,于1980年加入了中國共産黨。

入黨後他卻沒有一天安于黨員這個稱号,他寫道:“我隻掌握我自己一生奉行的原則:熱愛祖國,待人以誠,不畏強暴,扶助弱小。”他知道自己不是那種“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也不會做任何權力的馴服工具。他終究是不合格的。以後就發生了1987年8月1日早晨,年邁的政治局委員胡喬木不辭辛苦地爬上四樓吳家,宣布勸他退黨的決定。

我竟然已經成了“小家族”中唯一還在世的曆史見證人

早在文革結束後,很多人開始寫“右派”回憶,但我不曾動筆。一直到上一代藝術家們的背影漸漸遠去,我才有了想寫點什麼的意願。不知不覺,我竟然已經成了“小家族”中唯一還在世的曆史見證人!因此,後來陳道明在出演張藝謀的電影《歸來》之前,拿着嚴歌苓的原作《陸犯焉識》來同我吃飯,探讨“老右派”勞改生活和思想細節。

我漸漸覺悟到,不反思曆史、直面苦難的民族不可能取得真正的進步,決心盡自己所能,不加誇張、虛構,老實而坦白地寫過去。2004年,回憶錄《又見昨天》出版。10年後,又有了《生命在我》這本文集。我在書的第一頁寫道:我時時記在心裡的,是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說的一句話。他說:“我隻擔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受的苦難。”

書中,我用了單獨的篇章講述了我與幾個老朋友之間的往事,其中當然有一個特殊的位置留給了吳祖光。在我的心裡,吳祖光是當代中國文化人當中一個最具獨特價值的人,我這裡指的不是大家公認的他在戲劇創作上的成就、學養和文采。而是他作為一個人,一個文化人,一個在中國這樣特殊的曆史環境裡生活過來,在連續不斷地遭受着打擊和忍受着屈辱的政治境遇中,居然能以生命的頑強保持着屬于他自身的一個文化人的性格、尊嚴、價值和自由的心靈,這确實是個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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