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攝影學社（以下簡稱華社），活躍于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雖然它并非中國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攝影社團，但其在中國早期攝影藝術的發展中具有不容忽視的影響。它一開“美術攝影”的風潮，并在此影響下促進了二三十年代攝影社團的風起雲湧，其存在的時間與特殊的地域性也使其處于民國時期上海的整體文化之中。此外，以華社為代表的一批新型文化知識群體是如何看待攝影以及選取怎樣的攝影實踐路徑，也是本文考察的重要面向。
一、合組華社于上海
在1928年3月8日的《申報》上可以看到這樣一則新聞：南北攝影家合組華社于上海。……昨晚該社特假銀行俱樂部聚餐，到三十餘人。由郎靜山、蔡仁抱兩君報告該社成立經過。大緻謂近因在北京光社社員錢景華君（即發明環象攝影機者）之南來與陳萬裡（光社四傑之一）、胡伯翔（上海名畫）二君之贊助，而遠因則為去年天馬會開會參加照相作品，引起興趣，至展覽會之發起，亦為組織華社之先聲雲雲。1
從這則新聞中可以推測，“天馬會”在1927年11月舉辦的第八屆美術展覽為華社的成立提供了契機。“天馬會”于1919年9月正式成立，由江新、丁悚、楊清磐、張辰伯、王濟遠等人發起，成員多以上海圖畫美術院的教員為主。江新在其成立大會上闡釋其宗旨“本會發起人皆由西畫入手，今設此會，期略變文人派之中國畫，從而發揮光大俾有裨于工藝實用雲雲。”2在楊清磐宣讀的章程中，将“天馬會”的研究領域概括為五個方面，其中“（五）工藝美術”即涵蓋了“木工、金工、印刷、漆器、陶器、刺繡、攝影等”3。可見，“天馬會”的成員十分強調美術的實用與社會功用，包容各種視覺樣式，并在成立之初，即将攝影列入其研究範疇之内。
西方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經曆了畫意攝影運動（Pictorialism）4的繁榮，越來越多的實踐者認識到攝影不再隻是用科學的手段記錄事實的一種媒介，而應是科學技術與藝術表現的結合。盡管“畫意攝影在1912年前後徹底退出舞台”，5但它旨在将攝影提升到藝術的層面這一理念，随早期西方美術思想的傳播傳入中國。尤其在上海，作為最早受到西洋畫風影響的通商口岸之一，各種美術思潮風起雲湧，此時在西方已被“列入”藝術體系下的攝影受到緻力于“發展東方固有藝術，研究西方藝術的蘊奧”6的上海圖畫美術院的關注，自不必說。
而至“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以東西方美術交融為特征的新美術運動，在一定層面上改變了千年來文人畫一統天下的局面。在“民主”與“科學”的引領下，西方的寫實繪畫被看成是科學的、進步的美術觀和形态，得到大力提倡，攝影作為其中的一種也開始受到進步人士的關注。蔡元培在《美學的研究方法》中引用維泰綏克（Witasek）的話：“如風景可攝影可入畫的，我們也已經用美術的條件印證一過，已經看做美術品了。”7一批經過新文化運動洗禮的傳統文人學者，以及伴随着城市工商業繁榮而成長起來的新型知識分子群體開始接觸攝影，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逐漸形成了一股攝影熱潮。
1《申報》，1928年3月8日，新聞。
2《國畫美術學校提倡美育大會》，《申報》，1919年9月29日，第10版。
3出處同上。
4據崇秀全《“畫意攝影”在中國》一文記述，19世紀下半葉首先在英國出現模仿拉斐爾前派繪畫的“高雅藝術攝影”（HighArtPhotography），“畫意攝影”即是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是一種模仿繪畫形式和理念的攝影風格。其主要特征是強調攝影在構圖、線條、影調等形式方面與繪畫相接近，而對畫面内容的社會現實意義漠不關心。載《文藝争鳴》，2006年第4期。
5（美）内奧米·羅森布拉姆著，包、田彩霞、吳曉淩譯：《世界攝影史》，北京：中國攝影出版社，2012年，第293頁。6劉海粟：《過去》，載上海美專高師科第一屆畢業生紀念冊，上海泰東圖書局，1924年。轉引自阮榮春、胡光華：《中國近現代美術史》，第3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