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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誤讀的鄒伯奇

時間:2024-10-31 07:41:42

“鄒伯奇自拍像”是在照相館内由照相館的攝影師拍攝的濕版照片并非自拍像。鄒伯奇(1819—1869)晚清科學家、攝影先驅,他在攝影探索與實踐中,撰寫出《格術補》《攝影之器記》兩篇攝影光學方面的文稿。上世紀六十年代初,鄒伯奇進入了研究者的視野,鐘信、王健、梁恒心、吳群等攝影史學者紛紛撰寫鄒伯奇事迹的文章,這些文章雖有一些誇贊的成分,但總體上還算公正客觀。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有些攝影史研究者把鄒伯奇捧上了神壇,“鄒伯奇自制了中國第一台照相機,鄒伯奇是中國照相機之父”,給人的感覺是用詞過于誇張,但還勉強可以接受。最不能讓人接受的是,“鄒伯奇發明了中國最早的照相法—濕版照相法”,甚至還把這句話寫進曆史書籍裡:“鄒伯奇發明了我國最早的照相法—濕版照相法并拍攝出照片,如其自攝像。”其實,鄒伯奇不具備發明濕版攝影術的社會環境,綜合國力也無法支撐他發明濕版攝影術必要的物質條件,他是按照英國人發明濕版攝影術,在缺少化學試劑的鄉下,用土辦法摸索濕版攝影,鄒伯奇的自拍像也是在照相館拍攝的。

《攝影之器記》一文介紹了鄒伯奇制作攝影器的過程,他說受沈括《夢溪筆談》的“塔倒影與陽燧倒影”啟發,開始對透鏡成像的研究産生了興趣,根據“前壁開孔,影承後壁”的光學原理,“甲辰歲(1844年),因用鏡取火,突悟其能攝住形色也,即閉窗穴闆驗之,引身觸類而作是器。”“以木為方箱,前面開孔,置中高鏡(即凸透鏡)中張一淨白薄紙,後面為門。将此器前面向所欲繪之處,以黑布蔽後面開門視之,則此地諸物悉見紙上,形色位置不失毫厘。”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鄒伯奇觸類旁通研制成攝影之器,其初衷是用來測繪地圖,英國人發明濕版攝影術并傳入我國後,他又用攝影器做濕版攝影的實踐。鄒伯奇自制的攝影之器可以理解為“中國第一台照相機”,如果他再接再厲,投資建廠批量生産鄒氏照相機,為我國照相機工業的初期發展做出貢獻,“中國照相機之父”之稱謂就名副其實了;據廣州中山大學廣東地方史研究專家譚彼岸先生介紹:“鄒伯奇自制的照相機曾在附近一所中學展覽過,抗日戰争時期還有,後來被人借走,從此就下落不明了。”實物早已丢失,連一張圖片資料也沒有保存下來,再把鄒伯奇稱之為“中國照相機之父”,用詞是否準确?

英國人發明濕版攝影術不久,外國人就在廣東一帶用濕版攝影法拍攝風光照片,還有的外國人幹脆在廣州開設了照相館,以此牟利。當年在廣東流行着一首照相片的詩歌,是晚清文人倪鴻撰寫的,詩名叫《觀西洋人以鏡取影歌》,詩中寫道:“客來相勸何勤劬?欲試其法雲徐徐,杆頭日影卓午初,一片先用玻璃鋪,徐以藥水鏡面敷,納之木匣藏機樞,更複七尺巾幂疏,一孔碗大頻觊觎,時辰表轉剛須臾,須臾幻出人全軀,神傳阿堵知非虛,陰陽黑白分明,此中有人真可呼,畫師乍見增長呼,直奪造化無權輿,百年之内難模糊,在鏡中央豈可污,我思推究無其書,博物當待張華徒。”外國人用濕版攝影法在廣東各地拍攝照片,拍攝現場會有很多人圍觀,晚清文人倪鴻就是根據所見所聞,編出描寫濕版攝影操作過程的詩歌,當年這首詩歌在廣東流傳甚廣。從殘存的《小照自述》手稿中,可以斷定鄒伯奇曾見過外國人用濕版攝影法拍攝照片,或得到了介紹濕版攝影的書籍。

鄒伯奇在《小照自述》中寫道:“故此而作暗箱,其一端嵌有凸鑒(攝影鏡頭)是用凸鑒以面風景或人物,則暗箱内有風景或人物之小像在焉。使此像映于色玻璃,而前後動(對焦)其玻璃則像可鮮明,迨取出此玻璃,換用别種玻璃闆,此玻璃闆乃以受光作用之一種藥料塗于其表面者也(藥料見理化精詳内—鄒氏原注),斯時箱内之像,遇此善感之化合物,則像之明處以其作用玻璃闆之藥物,使先變其性質,而像之暗處則反之,故其像唯留痕迹之于表面,此痕迹則像之明處現為暗,像之暗處(則現為明),故可得物之小照也。”

在這一段文字裡,鄒伯奇介紹了自制暗箱的構造以及濕版攝影簡單的操作過程。接下來鄒伯奇詳細介紹了濕版的制作工藝:

“一以枧水(即今“堿水”用于清潔玻璃片之用)洗玻璃片,去其膩,再用清水漂之,去其鹹,以火炙幹,以粉擦候用。

二以凸鑒(一組一片新月型最為簡易的鏡頭)暗箱對人安置,取其鑒内影所照之玻璃暗片大小合度。校其收光,得形明朗。乃視天色光暗,加鑒中光限,初見形暗,細視實明晰乃合。如太光則,太陰則薄也。

三以已擦之玻璃陰片,兩指持一小角,傾光藥水(火棉膠)于上,要速而勻,餘仍納樽中,俟一息,稍幹浸于銀水(銀鹽溶液)桶中。此桶放在黑暗房中,不得見光,常常取此看,見成淺綠色無水紋為度。乃安在夾闆内,提出安照鑒箱中,拔其蓋,再去其凸鑒口彈簧活動(快門)。照片之久暫,視藥力之烈緩、天光之明暗,此在乎人之測度矣。照畢下蓋,提夾闆放入房内,取出以顯影水澆之,見人形眉目以現,急以清水洗極淨,視其面色厚薄:如厚也安留形水(定影液)中浸之;如薄以加厚水(去除玻璃版上未受陽光作用的銀離子)和淡銀水澆其上,搖動見其面厚。去其加厚水以清水淋之極淨,遂浸于留形水中,候消盡,取出晾幹,以白漆過之則成陰闆矣。乃以銀質陽面闆合度複于畫上,以曬闆片匣夾之,于大太陽中曬闆,刻取看,其面成赭色乃合。取出,夾于書勿令見光,洗曬畢,于夜間以清水一盅,将有畫之闆放入,以手拍之,令銀粉去盡,過清水數次,乃以真金水浸之,見其色以變黑為度。取出浸于清水中,換水數次,浸于留形水中,過一宿,晾幹,以黑漆塗底則成功矣。”1858—1859年在照相館内拍攝的濕版照片。(圖片取自《中國攝影史1842—1860》)這一段文字隻有濕版的制作步驟,并沒有研制濕版的過程,而且鄒伯奇的濕版制作工藝與英國人發明的濕版攝影術大同小異,甚至如出一轍,難道鄒伯奇發明的濕版攝影法與英國雕塑家阿切爾發明的濕版攝影法一模一樣?筆者認為,中國攝影先驅鄒伯奇能根據英文攝影書籍,在沒有老師輔導下,獨自摸索完成濕版的制作與拍攝,已經很不簡單了。在攝影史前史時代,人類為了把暗箱内的影像固定住,經過了漫長的探索階段,最終由法國人達蓋爾發明了銀版攝影法,後來又演進到卡羅式攝影法,再後來才演進到濕版攝影法。1860年,鄒伯奇才開始從事濕版攝影的實踐,而這一時間段,恰逢西方濕版攝影術大發展的時期。縱觀十九世紀,晚清政府閉關鎖國,阻礙了科學研究和生産力的發展,在廣東海南縣大瀝鎮泌沖村居住和生活的鄒伯奇,沒有經曆過西方攝影術的演進階段,也沒有任何研發濕版攝影過程,跨越式一步到位發明了“中國最早的照相法—濕版照相法”,純屬無稽之談。

保存在廣州博物館的鄒伯奇肖像照片,據鄒伯奇的玄孫鄒道介紹是鄒伯奇的自拍像。從照片陳設上看是在室内拍攝的,而鄒伯奇自制照相機的鏡頭是一組一片新月式鏡頭,這種鏡頭沒有光圈調整,通光率極低,隻适合于拍攝光線充足的風光照片,不适合在室内拍攝肖像。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奧地利科學家匹茲伐教授用數學的方法設計出三組四片鏡頭以後,在室内拍攝肖像才變成可能,1860年前後,外國人在廣州開設的照相館,大都使用匹茲伐鏡頭拍攝人物肖像。衆所周知,濕版制作工藝非常複雜,攝影者要穿上工作服在暗室裡按濕版工藝一步步操作,在制作濕版的過程中,如果不戴膠皮手套,手指會沾上不易清洗掉的藥液,濕版制成後還要抓緊拍攝。設想一下,鄒伯奇在制成濕版之後,先清洗掉手指上的藥液,然後脫掉工作服換上長袍馬褂,左手拿着書本,右手拿着煙袋,悠閑自得的坐在太師椅上,一切都就緒了,再由他的攝影助手代他拍攝,請問,濕版攝影給他這麼長的準備時間嗎?從鄒伯奇肖像照片的布景上看,茶幾上的花瓶插着紙花,不像鄒氏家裡的陳設,四季如春的廣東,居民插花都插鮮花,不會插紙花,隻有照相館裡才用紙花代替。照片上的茶幾、茶碗、花瓶、紙花、太師椅以及勻稱的光線和布幕的背景,一看便知是照相館拍攝肖像的固定套路,私人住家不可能有照相館的柔和布光。種種迹象表明,鄒伯奇的自拍像不是在他家拍攝的,而是花錢在照相館拍攝的。“福州女子”阿芳照相館拍攝(圖片取自《中國攝影史1842—1860》)

晚晴時期照相館拍攝肖像的布局晚清科學家鄒伯奇生前撰寫了大量的手稿,其中包括制作攝影之器和制作濕版的一些筆記,很可惜,這些手稿在他逝世之前并沒有發表,鄒伯奇逝世後,才由他的弟弟鄒仲庸整理收入到《鄒征君遺書》中。近代著名學者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中評論說:“特夫(鄒伯奇的字)又自制攝影器。觀其圖說,以較現代日出日精之新器,誠樸可笑,然在五十年前無所承而獨創,又豈不可謂豪傑之士耶!”研究者在撰寫鄒伯奇的文章時,大部分引用了梁啟超的文章,尤其是“然在五十年前無所承而獨創”這句說,左右着個别研究者的思路,他們甚至相信鄒伯奇的濕版攝影就是他的獨創。請問,在攝影知識方面,梁啟超是專家,還是攝影史研究者是專家?作為攝影史研究者應該具有獨立思考與判斷的能力,在沒有任何證據的前提下,僅憑文化名人的一篇文章,就人雲亦雲,既害人也害己。實際上,中國攝影先驅鄒伯奇是人不是神!

責任編輯/楊夢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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