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公布的“2017年度中國電視劇選集”中現實題材現象級大劇《人民的名義》赫然在列。如何突破日常、高于生活、找準時代情緒，無疑是成就一部現實題材現象級大劇的命門。作為現實題材電視劇的代表，《人民的名義》無疑是一部具有突破性、充滿話題度、調動全民收看熱情，又能走進老百姓内心的典型案例。本文拟從創作原則、傳播學、人物塑造三個方面，辨析和闡述這部現實題材電視劇大熱熒屏的原因。
一、直面現實
在大衆傳播媒介中，電視被看作是“第二上帝”，其中電視劇在構建虛拟場景方面又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因此必然吸引更多受衆。在消費主義時代，電視劇市場常以大IP、高投資、強宣傳為生産模式範本。縱觀近幾年來收視率遙遙領先的電視劇，絕大多數都在演員和題材上大做文章。《人民的名義》熱播之所以讓人出乎意料，首先是因為這部劇本身是一部嚴肅的現實題材正劇，該劇以改革開放後經濟飛速增長下的腐敗事件為創作背景，通過重大腐敗案件的偵查、對權力反思和展現普通民衆在反腐中的積極人生這三條線索展開，細膩地展示了反腐過程中人性的糾葛，深刻揭露了腐敗對人民生活造成的巨大危害。單看這一故事梗概，這部劇似乎更像是一部寡然無味的紀錄片，在内容和形式上就很難引起受衆興趣。其次，和以往那些熱播劇相比，《人民的名義》在投資、選角、宣傳方面可謂相形見绌。這部戲全無大資本介入，而是由五家民營影視公司投資1.2億拍攝而成；全劇不見一個流量明星，雖有陸毅、張豐毅、高亞麟這類知名演員，但更多的是觀衆看着面熟卻叫不上名字的“老戲骨”；該劇在開播前也沒有鋪天蓋地的明星站台和話題炒作，隻是通過增加戶外曝光和利用主流媒體、微博、微信帶動話題……因此，這部反主流生産手段和營銷模式的嚴肅正劇能在超短時間内赢得超高收視率和觀衆認可度，在某種程度上破除了IP為王的電視劇生産套路。筆者在此所要探讨的，正是社會因素是如何決定《人民的名義》的傳播現象并使之成為現象級電視劇的。
從傳播社會學角度來看，電視劇作為一種大衆傳播媒介，與社會生活之間存在着一種相互型塑、互構共生的關系①。一定的社會生活語境能夠決定電視劇的流行和收視率，并指導和引領電視劇的發展趨勢。在政治現實領域，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推出了一系列雷厲風行的高壓反腐舉措，一時間不少“老虎”、“蒼蠅”紛紛落馬，既取得了突出的政治成果和反腐成就，也得到了社會各界交口稱贊。然而面對十八大之後反腐敗鬥争成就，迫切需要一部高水平高質量的電視劇進行藝術地呈現，這是當下電視劇藝術工作者的責任和使命。其次，當我們回顧反腐題材大劇的發展曆程，以前像《蒼天在上》《生死抉擇》《大雪無痕》等劇曾經是電視黃金檔常客，為反腐題材電視劇積累了良好人氣。而近幾年來，玄幻、穿越、宮鬥、科幻等超現實題材劇目長期霸占電視熒屏，人們内心深處自然異常渴望出現一部能和老百姓“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的文藝作品。
因此，《人民的名義》之所以能與觀衆見面并在短時間内獲得好評如潮，最重要的原因是它勇敢地扛起了社會責任，恰如其分地回應了人民的呼聲，滿足了人民的内心需求。《人民的名義》将我黨高壓反腐這一大刀闊斧的舉動全方位展示在世人面前。正是擁有了直面社會的勇氣，秉承着對現實認真負責的态度，正視了當下各種利益矛盾沖突和社會問題，《人民的名義》鮮活地展現了一段來于現實又高于現實的反腐曆程，全方位地展示腐敗危害，展現尖銳反腐敗鬥争以及在權錢交易的關系網絡中貪腐者和反貪者之間的情感糾結和人格較量，了解、辨析人性的演變和異化，為預防腐敗提供鏡鑒，滿足了受衆的心理、信息和精神需求。由此我們可以說，一部“現象級”電視劇的産生必定是“現象級”社會心理得到滿足的結果。因此，一部現實題材正劇要想獲得成功，應及時回應社會議題，直面社會現實，弘揚社會主流價值觀，藝術上要充分積極探索創新，在情節、細節、人物塑造上匠心獨具，在深入社會現實的同時又能創造性地導演和表演。
二、契合年輕一代
法國結構主義代表人物羅蘭·巴特提出“作者已死”理論，巴特表示，文學文本隻在原作者身上才具有某種程度地“一義性”，隻要作品一旦發表通行于世，讀者在與文本相遇過程中，便會以其文化儲備和思考能力，創造出屬于讀者自己的文本意義。因此那些原屬于作家的文本會一直變動，處于一種完全開放的、不穩定的、容許質疑的語境中。②網絡收視、社交媒體日益成為一種傳播現實，在觀看《人民的名義》時，年輕一代不再用一種正襟危坐、誠惶誠恐的眼光去解讀正劇的步履沉重，而是憑借着獨特的想象力、創作力，以一種輕松愉快的方式來挖掘劇中一些有趣的“萌點”。早在《人民的名義》成為網紅劇之前，《大明王朝》《大秦帝國之崛起》《琅琊榜》就已經成為了年輕受衆的試驗品。《大明王朝》盡管電視收視率不佳，但在B站卻擁有較高人氣，年輕人用鬼畜視頻、做動圖表情包讓這部嚴肅正劇獲得了再回大衆視野的可能性。《大秦帝國之崛起》憑借鬼畜視頻和表情包将這部高高在上的曆史正劇拉下神壇。到了《人民的名義》這兒，除了表情包雙管齊下，鬼畜視頻持續跟進外，年輕人更是以自己獨特才華将嚴肅正劇解讀為表達自身生活情緒的娛樂網劇，并通過B站、微信、微博等新媒體傳播平台迅速生成一系列“副産品”，如以《人民的名義》中的人物角色為主角的狼人殺、亞洲天團漢東boy圖集、給劇中角色起趣味英文名（像Darkcom李達康），還有各占山頭的“育良飯”、“達康飯”們為偶像制作的表情包等等這樣活靈活現的青年話語表達句式……這些娛樂化的解讀和再創造，雖然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消解了這部劇的嚴肅内核和社會意義，但更大程度上卻是讓這部正劇得以重生，讓那些演技炸裂、德高望重的老藝術家們被人們重新熟知的關鍵途徑。在移動互聯網時代，年輕一代受衆群體完全有足夠的胸襟去包容和接受正劇的意涵和價值，而連續不斷的次生解讀的泛娛樂化解讀其實反過來推動了電視劇更廣泛的傳播和更深入的解讀，使意識形态叙事得以實現對精微細小的情節聚焦填補，從而完成從宏大到微觀的跨越。
作為正劇，《人民的名義》并沒有在央視首播，而是在湖南衛視播出，盡管這其中有預算和投資産出比的經濟考量，但從傳播學層面來說，這一舉措反而更能吸引年輕人的關注和青睐。此外，《人民的名義》團隊在宣傳造勢上順應了媒體傳播格局變化的趨勢，盡力在互聯網上打造更為年輕态的運營模式，以獲得移動時代年輕觀衆的好感。微博“中央軍委後勤保障部金盾影視中心”就是積極踐行者之一。他們原生了不少表情包和再剪輯視頻來博取轉發和話題量，經常找年輕朋友愛看的話題、自制萌畫風長圖來配合宣傳。不管是無心插柳還是有意為之，《人民的名義》團隊其實都深谙年輕人的喜好和心理需求，契合時代新的審美理念。于是我們看到，在《人民的名義》傳播過程中，主流文化和青少年亞文化實現了合流，實現了熱烈互動和彼此促進，不得不說這也是這部劇得以熱播的重要原因。
三、人物形象塑造具有典型性
反腐敗題材屬于敏感題材，對于主創團隊是個巨大挑戰。創作者對于腐敗問題的認知和判斷，在話語方式、價值取向、審美取向上都需要慎重思考。那麼，作者周梅森是如何處理這個涉及了高階公職人員腐敗和社會弱勢群體利益的“中國大故事”的呢？據他所說，為了創作這部電視劇本，他研究了大量的案例材料，去檢察院和監獄體驗生活，在南京浦口監獄花了大半年時間翻閱了不少案宗和卷宗，并召開了多場座談會，因此劇中大多數情節其實都是現實主義創作精神的果實。比如電視劇開頭“小官巨貪”趙德漢的原型就是國家能源煤炭司原副司長魏鵬遠—當時檢察機關曾從魏鵬遠家中搜出2億餘元人民币，5台點鈔機連續14小時清點，1台被燒壞，這和劇中趙德漢豪宅中用人民币壘成一整面牆的魔幻場景如出一轍。像劇中腐敗分子副市長丁義珍、公安廳長祁同偉的故事也能從十八大以來落馬官員真實案例中尋得蹤迹。此外，該劇中不乏如“我們的一些幹部，其素質已經遠低于一般國民素質了”這樣的大尺度台詞，讓觀衆在瞠目詫異的同時大呼編劇給力，而像“拆出一個新中國”的謬論、“裸官下崗”的規定、“能力之外的資本等于零”的笑談，這些帶有專業性和流行色彩的語言，都是作者在現實生活基礎上提煉加工完成的。可以說，《人民的名義》在創作中恪守了“藝術的真實來源于現實的真實”這一原則，正視了不良的社會政治生态，将社會現實内蘊的腐敗和反腐敗場景淋漓盡緻地展現出來。這種開誠布公、坦誠相見的勇氣，這種直面現實、紮根現實的“真實性”，讓這部劇得以引發熱議，獲得觀衆的情感共鳴和深入思考。
此外，該劇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也獨樹一幟。電視劇藝術真實的最終着陸點是回歸于“人”的真實，是對人的心靈和靈魂深處的孜孜探索，是對人性複雜性的不懈探求。劇中那些腐敗官員盡管可惡可憎，但都不是窮兇極惡的魔鬼形象，其堕落、腐化過程是符合其性格和觀念的内在邏輯發展的。如“小官巨貪”趙德漢在反貪局長侯亮平搜查居民樓時底氣十足，還教訓他“覺悟太低”，後來在面對一面人民币牆時聲淚俱下，哭訴“祖祖輩輩是農民，窮怕了”，在交代自己的罪行時一語道出了所有貪官犯罪的淵薮：“人的貪欲一旦打開，想收都收不住”，這讓人們在感喟的同時不禁去思考貪腐背後的價值觀失守的根源問題。對于劇中大反派祁同偉，觀衆在憎惡他所犯下的那些滔天大罪之時，又不免對這個人物産生些許同情，他本和侯亮平一樣是一名優秀的政法學生，但因為出身不好在畢業後被分配到偏僻山區的鄉鎮司法所，挨了三顆子彈拼了命要調到北京和心上人白頭偕老，卻因政治資源單薄不遂人願，于是在走投無路後迅速黑化、惡化，唯利至上，草菅人命，最終自殺謝罪。祁同偉就像現代版于連，其堕落腐敗經曆既符合其性格發展邏輯，又深刻揭示了幹部發展成長過程中的一些機制上的偏差，正因為祁同偉人物塑造的真實而讓觀衆順利代入并觸及靈魂深處，引發對人性與欲望的思考。同時像“陳岩石”這樣經常将人民群衆挂在嘴邊的廉潔幹部，不僅不會讓人感到虛僞矯情，反而頗受感動。因為觀衆能從他的行動和态度中洞察他心系百姓的一腔赤誠，這種時刻将百姓放在心上的共産黨員也再一次喚起觀衆對清正廉潔黨員幹部的熱切希望。劇中李達康這樣有小瑕疵、小缺陷的政府官員也赢得了全民上下的喜愛。盡管他過分愛惜自己的羽毛，對待身邊的親人朋友都有些自私無情，但一心心系政績和經濟發展，在面對妻子貪污腐敗時毅然大義滅親，這樣的膽魄、氣概和精神品質确實令觀衆敬佩動容，又會産生不少心疼。正是出于對“真實性”的嚴苛追求，《人民的名義》才能夠以對生活反映的深度和廣度，帶給觀衆意外之喜。一部優秀的電視劇同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一樣，首先必須是“人”學。隻有将人擺正位置，直視他們的辛酸與苦悶、光榮與理想，電視劇才能在抵達更高層次的藝術真實，才能喚起更多受衆的情感共鳴和人生思考，才能具備更深遠的社會意義與價值啟迪。
總之，《人民的名義》之所以能成為引起巨大反響的現象級電視劇，是在現實主義創作原則指導下，勇敢直面當下反腐敗鬥争，并在弘揚社會黃鐘大呂的同時，用新型傳播手段将年輕一代受衆群體納入麾下。然而該劇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它也存在劇情注水、女性角色弱、情感戲突兀等不足，但作為十八大以來第一部具有開創意義的反腐題材現象級大劇，《人民的名義》無疑為接下來的同類作品提供了典範和借鑒意義。
注釋：
①張森：花兒為什麼這樣紅—十年熱播電視劇的社會心理學解讀，《文化産業導刊》，2010年。
②李妍妍：淺析羅蘭·巴特的“作者已死”，《安徽文學》，2008年第3期。
（作者單位：浙江廣電集團/責編：王軍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