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觀是人們對兒童的總的看法和基本觀點，它對應于一種對兒童的特殊性的認識，這種特殊性可以将兒童與成人做基本的區分。少兒動畫是成年人為兒童創作的動畫，主要表征成人對兒童的看法。因此，成人對兒童的觀點，創作者對“兒童共同體”的價值判斷，決定了其創作姿态。近年來，被學界熱議的“兒童動畫片成人化”、“重教輕樂”等問題，就從根本上反映了成年人對“兒童特殊性”認識不清的問題。
建國後“十七年”時期的動畫片“以少年兒童為主要服務對象”，以“寓教于樂”為創作導向①，作品在國際上屢屢獲獎，并開創了聞名于世的“中國動畫學派”，是國産動畫發展史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階段。衆多學者緻力于研究該時期動畫片的民族符号、藝術形式等外在審美特征，卻少有人從兒童觀的視角探知其中所蘊涵的“兒童動畫性”。一個世紀以來，學術領域雖有延綿不斷地對該時期動畫片“重教輕樂”的批評之聲，卻也僅流于表面，未将其放在“十七年”時期的特殊曆史文化語境中進行考察，造成對該時期動畫片的片面解讀。本文以建國“十七年”時期的國産動畫片為研究對象，結合其特殊曆史文化語境，分析其中所蘊含的兒童觀問題，并與當前國産電視動畫片中存在的相似的問題結合起來，用曆史的眼光進行審視，進而嘗試用當代先進的兒童觀進行分析并解決這些問題，以期為新時代少兒電視動畫片的創作提供參考借鑒。
一、“十七年”動畫電影中的兒童形象
從題材上來看，“十七年”動畫片可分為兩類。一類是以批判舊社會、宣揚無産階級革命意識形态為表現内容的“紅色題材動畫”，如《小花貓》《小鐵柱》《上山砍柴》等；另一類是以兒童的現實生活為表現内容，以訓誡兒童的不良行為為目的的“訓育題材動畫”，如《小貓釣魚》《我知道》《等明天》等。紅色動畫片裡的“小英雄”，訓育動畫片裡的“小榜樣”，代表了該時期人們對兒童的想象和期望，傳達了創作者對兒童這一共同體的整體觀念和認識。
1.紅色動畫裡的“小英雄”
紅色題材動畫片裡的兒童，幾乎個個都是無所畏懼的“小戰士”“小英雄”。其中，由東北電影制片廠制作的建國後中國第一部動畫片《謝謝小花貓》（1950），塑造了一個腰紮武裝帶，舉手投足間透着英氣的少年武工隊員形象；動畫片《小鐵柱》（1951）中，善良熱心、機智勇敢的小鐵柱成為無産階級正義力量的化身，自私懶惰的猴子則是反動派的代表，狼和豹子寓意“吃人”的資産階級。最終，反動派“猴子”被資産階級“豹子”吃掉，豹子則落得被小鐵柱和小動物們聯合起來消滅的下場，隐喻了無産階級的勝利和資産階級的消亡；此外，《小小英雄》（1953）裡團結集體力量打敗惡狼的小阿芒，《紅色信号》（1959）裡抗戰特務的大林和小胖，《砍柴姑娘》（1959）裡智鬥惡狼的小女孩青兒等，都是“十七年”紅色題材動畫片裡的經典兒童形象。
2.動畫裡的“小榜樣”
“十七年”時期的訓育類動畫片以表現兒童的學習、遊戲、比賽、家庭等社會現實生活為主。該類動畫片往往塑造一個“十全十美”的“小榜樣”作為“壞孩子”的學習對象，這使該時期的兒童形象呈現出單一、片面甚至非黑即白的特點。例如，《小貓釣魚》（1952）中，貓姐姐做事認真、聽話懂事，釣魚、洗魚、曬魚樣樣精通，言行舉止像個“小大人”；年齡較小的貓弟弟則淘氣、貪玩、做事三心二意，因此受到貓姐姐的責怪，成了大人眼中不聽話的“壞孩子”；《我知道》（1956）講述了一隻喜歡自作主張、愛誇口的小白兔，因不聽大人勸告而險些被狼吃掉，最後改“邪”歸“正”的故事；此外，《等明天》（1962）裡有言無信、有文無行的小猴，《差不多》（1964）裡一知半解、急于求成的小林都是該時期動畫片裡成長型“壞孩子”的代表；《冰上遇險》（1964）裡舍利取義的小紅鴨，《草原英雄小姐妹》（1964）裡大公無私的龍梅和玉榮，《路邊新事》（1964）裡路不拾遺的小良，《小哥倆》（1965）裡做好事不留名的哥哥等，都是該時期動畫片中榜樣型“好孩子”的代表。
動畫片《小貓釣魚》二、“十七年”動畫電影中的兒童觀問題分析
當代兒童觀要求人們尊重兒童，從兒童本位出發了解兒童、認識兒童。當代兒童教育觀認為，教育要在遵循兒童自然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引導兒童與外界建立聯結，為兒童能在未來社會中更好地行動提供條件。“十七年”時期的動畫片以培養兒童成為合格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為主要目的，符合教育在當時社會曆史語境下的最終目标。但是，創作者在借由動畫對兒童進行社會教育的過程中，因忽視了兒童群體的特殊性，違背了兒童成長的自然規律，導緻該時期的動畫片呈現出成人化的特點，反映出諸多兒童觀方面的問題，具體表現如下：
1.“道德标準”與“政治覺悟”統一下的單一性格
道德包含不同的層次，有階級道德、普世道德之分。一個涉世未深的孩子可能沒有很強的階級意識，但不能不涉及人際關系。因此，能被不同群體認同的關乎品質的培養及人性基礎的普世道德教育是兒童成長的重要内容。②然而，“十七年”動畫片中的道德教育往往落在階級政治教育方面，普世的人性特點因此被賦予了階級性，使得道德标準和政治覺悟被統一了起來。在這種統一中，人的豐富性和多層次性不見了，人的自主性和能動性受到壓抑，使人變成了一種完全按外在意志的驅使而行動的力量。
比如，該時期的動畫片《木頭姑娘》（1958）傳達了這樣的觀念：無論是資産階級官老爺，還是藝術家、雕刻家、畫家，都比不上無産階級牧民家的孩子聰明。該片混淆了不同的道德範疇，将善良、寬厚、聰明、勇敢等人性品質等同于無産階級政治覺悟，将道德與政治的界限模糊了。類似的動畫片還有《三毛流浪記》（1958）、《濟公鬥蟋蟀》（1958）、《絲腰帶》（1962）、《木頭姑娘》（1958）等。
此外，該時期動畫片裡的兒童形象往往被貼上“好”與“壞”的标簽。類似于“好孩子”、“壞孩子”、“壞東西”這樣的稱呼在“十七年”動畫片裡經常出現。比如，《小朋友們》（1958）裡不懂得回報的小狗被大夥責罵為“壞東西”、“沒有良心的東西”。
2.“成人”與“兒童”之“教”與“受”關系的不平等
杜威認為，教育活動可從經驗取材，經驗是最具啟發的興趣資源。“十七年”時期的動畫片多取材自兒童的現實生活，創造與兒童現實經驗相關的動畫内容，從而建立起兒童與動畫片之間的情感聯結，達到寓教于樂的目的，值得當今動畫創作者學習借鑒。但是，該時期的訓育類動畫傳達出了強烈的“長者權威”意識：兒童似乎唯有按大人的要求去做，才能成長為社會公認的“好孩子”。此外，該時期的動畫創作者視兒童為矮小的成人，以成年人的标準要求兒童，在某種程度上違背了“兒童教育需遵循兒童的自然天性”的科學教育理念，也從根本上反映了成年人與兒童之間關系不平等的問題。
以《采蘑菇》（1953）為例，當長耳朵為了一隻蘑菇和好朋友短尾巴打起來時，遭到了小松鼠們的圍觀和嘲笑，這令長耳朵羞愧而停止了打架行為。教育學觀點認為，由經驗過程的直接感受帶來的心靈感悟是孩子的心智得到滋養的唯一途徑。兩隻小兔子在打架過程中的切身感受以及由打架行為帶來的不愉快，讓兩隻小兔認識到了打架行為的不恰當、不合适，從而停止了打架，而松鼠爺爺則在小兔子完成了由打架行為帶來的經驗成長的過程之後，以作為長者的權威身份出現，告誡小兔子：“你們聽着，好朋友打架就更不應該了”，由此才結束了該情節的演繹。随後，故事講述了兩隻小白兔由分道揚镳到認錯和好的過程：當暴風雨襲來時，長耳朵擔心起短尾巴的安危來，他憶起松鼠爺爺的話，意識到了自己的錯誤，決心尋找短尾巴。動畫片以長耳朵回憶的方式将松鼠爺爺的訓誡化作長耳朵成長的直接原因，淡化了長耳朵在自我成長過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從而塑造了一個“聽話”的乖孩子形象。而事實上，幫助長耳朵成長起來的正是他自己。“一方面，不可能存在純粹外在的指導。環境頂多隻能提供刺激，從而引起回應。這些回應來自個體早已具有的各種趨向”③；另一方面，“由他人的習俗和規定所支持的控制很可能是短視的。這種控制或許有立竿見影的效果，但可能以受控制者随後的行動失去平衡為代價。”④簡言之，動畫中以說教者身份出現的成人形象不能對兒童觀衆的成長帶來實質性的幫助。“十七年”動畫片在表現兒童成長主題方面，有意将兒童的成長歸功于大人的說教，把服從權威與自我認知等同了起來，淡化了兒童在成長過程中的地位和價值，反映出該時期動畫片中成人與兒童關系的不平等。
三、“十七年”動畫電影對當下少兒電視動畫創作的啟示
1.讓“兒童”成為“兒童”
“十七年”時期的動畫片創作者将動畫中的兒童角色塑造成“小英雄”、“小大人”形象，将成人的期望以動畫片的形式傳達給兒童，使兒童從中受訓，成長為大人所期望的樣子。對于不符合大人期望的動畫角色，在劇中往往遭到批評或受到責罰，最終被改造成聽話的乖孩子形象。動畫片的“隐含作者”成年人在片中扮演了“施教者”的角色，兒童成為被動的“受教者”，這使該時期的動畫片呈現出訓育化的特點。
需要注意的是，即使該時期動畫片中的兒童形象有着“小大人”般的行為，但創作者在處理兒童角色的情緒、情感方面，依然保留了兒童之“真”、“稚”、“趣”的性情。如《找小哥哥》《野外的遭遇》《三毛流浪記》《聰明的鴨子》對兒童角色的心理特征、情緒、情感變化進行了細膩描繪，散發着童稚童真童趣，正是這種“真稚趣”柔和了作品的意識形态内容，使兒童的笨拙與成人化的要求之間形成強烈的對比，呈現出一種特殊的美感。
當前的少兒電視動畫創作需學習“十七年”動畫片對童真童趣的生動處理，同時也應杜絕将兒童視為矮小的成人，以成人的标準要求兒童，以成人的姿态訓育兒童，以成人的視角評判兒童。兒童電視從業者需以兒童為本位，在動畫片中展現兒童的童真童趣，在尊重兒童、視兒童為獨立個體的前提下，與兒童進行平等對話。
2.立足于兒童的現實生活，幫助兒童健康成長
“十七年”動畫片多取材自兒童的現實生活，幫助兒童解決日常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問題。比如，《好朋友》圍繞兒童最熟悉的“友誼”展開，培育兒童的社會交往能力；《小燕子》幫助兒童解決“挑食”的問題；《我知道》意在幫助孩子改掉“自以為是”的壞毛病等。當代兒童教育觀認為，“教育的目的不能憑空而起，卻應就地取材”、“教育活動可從經驗取材，經驗是最具啟發性及興趣的資源”，毋庸置疑，“十七年”動畫片做到了這點。
但是，“十七年”動畫片也因摻雜了過多的政治解讀，把成人社會的階級道德教育灌輸到了兒童的人格培育當中，使動畫片從整體上呈現出政治化、成人化的特點。當代少兒電視動畫應發揚“十七年”動畫作品反映兒童的現實生活、幫助兒童解決生活中問題的優點，同時避免将成人社會的意識形态過多地融入到兒童動畫作品當中。創作者應多與兒童相處，了解兒童的日常生活，關心兒童的煩惱，并将這些問題反映在兒童動畫作品中，以寓教于樂的方式幫助兒童解決問題，促進兒童的健康成長。
3.成人創作者與兒童觀衆進行平等對話
“十七年”動畫片在具體的叙事方面呈現出成人創作者對兒童觀衆進行規訓的特點。動畫片的“隐含作者”成年人在動畫創作過程中扮演了“施教者”的身份，“隐含讀者”兒童被視為無知的“受教者”。成人創作者與兒童觀衆之間關系的不平等，通過動畫片中“成人角色”與“兒童角色”之間的對話方式、内容以及人物關系體現了出來。
事實上，兒童既是自我學習的主體，又是自我教育的主體，這是他們與生俱來的能力。大人除了能夠提供給兒童成長必要的養料之外，不能強加給他們什麼。正如杜威所說，教育不是一項告訴與被告訴的簡單事務，而是一個主動性、建設性的過程，教育者的工作是幫助兒童由内往外引出其潛能，而非強塞給他們什麼。因此，創作者應了解兒童的自我學習和興趣成長規律，放下高高在上的姿态，與兒童進行平等對話。将這種平等的觀念融入在動畫創作當中，幫助兒童更好地獲取知識和道理。
當代中國電視動畫的發展依托于全球互聯網與新媒體融合發展的網絡自由環境，但依然未能擺脫中國動畫曆史遺留下來的諸如“暴力過度”、“兒童動畫成人化”、“重教輕樂”、“有教無樂”等問題。其主要原因在于成人創作者對兒童這一特殊群體的認識不清，成人創作者所持有的兒童觀念不當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在于用曆史的眼光去考察、挖掘問題産生的根源，并用先進的兒童觀、教育觀分析并解決這些問題，探索更适合于當代兒童成長與發展的新的電視動畫創作理念，更好地為新一代兒童的成長服務。
本文系北京市科委科普項目“兒童安全教育科普系列微視頻”的成果，項目編号：Z171100003317179
注釋：
①宮承波：《中國動畫史》，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15年版，第108頁。
②吳其南：《20世紀中國兒童文學的文化闡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22-135頁。
③喬·安·博伊茲頓著，劉放桐、俞吾金、孔慧譯：《杜威全集第9卷》：民主主義與教育，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5頁。
④李丹、陳秀娣：兒童生命認知和生命體驗的發展特點，《心理發展與教育》，2009年第4期。
（作者單位：中國傳媒大學/責編：張金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