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文學家範仲淹，為了贊美嚴子陵的高風亮節，曾經感歎道，『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先生，一個尊稱，也包含着一種修為、一份崇敬、一種精神。我們将回望民國先生的背影，追思大學師者之風範與擔當。
張季鸾24歲成孫中山秘書突然離職當記者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它成為中國曆史的轉折點，在此事變中一位民間報人的身影凸顯出來，登載着他文章的40萬份報紙被空投于西安城内，成為“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催化劑，也造就了中國新聞史上的一幕奇觀。這位報人用他手中的一支筆影響了一個年代，蔣介石稱他為“一代論宗”，毛澤東說他“堅持團結抗戰，功在國家”。國共兩黨同時給予如此高的評價，中國現代新聞史上無人比肩，他就是被周恩來譽為“報界宗師”的張季鸾。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和楊虎城為了勸谏蔣介石，改變“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國策，在西安發動兵谏，史稱“西安事變”。時間推回三天，也就是12月9日，蔣介石收到東北軍張學良與楊虎臣有意反對繼續剿共的消息，他便連夜給陝西省主席邵力子寫了一封密信。
李雲峰（西北大學曆史學院教授）：蔣介石叫邵力子秘密囑咐《大公報》駐西安記者發表以下消息，任命蔣鼎文為西北“剿匪軍”的總司令，取代張學良。蔣介石還特别強調，不要把消息交給中央社和其他報社記者。
張學良、楊虎城獲悉《大公報》将發表蔣介石剝奪他們兵權的密囑後，便緊急密商，決定對蔣委員長實行兵谏。當日5時，東北軍奉命到華清池捉拿蔣介石，蔣介石從卧室窗戶跳出，摔傷後背，躲在一塊大石頭後面被發現。
據《大公報》編輯許君遠回憶，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後，張季鸾沉默地坐着，隻抽煙不說話。晚上張季鸾收到了張學良的專電，詳列東北軍幾項主張，他看了神色黯然，在屋裡繞了幾個圈，一言不發，他憂心此時發動兵變，一旦開啟戰端，恐将給日本人可乘之機。張季鸾祖籍陝北榆林，18歲時赴日本留學，取筆名“少白”，開始在留日學生期刊《夏聲》上發表文章。
張民（張季鸾好友張贊元之孫）：擔任《夏聲》雜志撰稿人的有十餘位留日學生，其中比較活躍的有井勿幕先生、張季鸾先生，還有我的爺爺張贊元先生，他們辦了七八期雜志，在留日學生當中廣泛流傳，還有很大一部分雜志被寄回國内，特别是寄回陝西，在陝西秘密發行。
1912年，民國初立，據戈公振《中國報學史》的記載，武昌起義之後，國報紙由一百多家增加為五百家，被稱為報界的黃金時代。
方漢奇（中國新聞史學會名譽會長）：是公民就可以辦報拿一個執照就可以辦報。
王潤澤（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大部分的報紙後來随着政治的變化，都滅亡了，特别是袁世凱上台之後，國民黨被認為是一個非法的黨，國民黨的報刊全都被查封，曆史上叫做“癸醜報災”。
這一年，24歲的張季鸾已是孫中山的秘書，他因參與起草《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成為民國政壇炙手可熱的新人，卻突然離職當起了記者。
劉憲閣（沈陽大學教授）：多年的觀察和磨煉之後，他對仕途已經沒有太大的興趣，對報業的興趣反而越來越濃。
1913年4月26日，張季鸾在《民立報》上披露了袁世凱政府與五國銀行簽訂的善後大借款協議。
劉憲閣：關于大借款的各種消息，除了北方個别地區有所流傳之外，上海那邊很難得到消息。張季鸾作為《民立報》的駐京通訊記者，采取了一個别樣的方式，雖然電報被檢查了，但是幸運的是郵政還沒被檢查，他通過郵局寄信的方式把善後借款合同從北京遞到了上海，之後《民立報》直接發表了《嗚呼賣國之鐵券》。
7月25日，北京政府頒布戒嚴令，開始大肆搜捕南方革命黨人和新聞記者。
劉憲閣：那年的8月1日，張季鸾他們被捕了，當時的獄政非常黑暗，主持獄政的人是袁世凱的一個親信，叫陸建章，人稱“屠夫”，當時入獄的很多南方人或者其他被認為有嫌疑的人，基本上入獄後很難再有脫險的可能。
在此恐怖氛圍下，同時入獄的《民立報》記者曹成甫不幸遇難，張季鸾也幾遭不測，幸虧好友康心孚北上積極營救，才終于在當年雙十節的第二天得以恢複自由，張季鸾曾感慨“隔死隻差一點”。
1926年春，天津城的一家茶館來了三位中年人，白面慈眉、面頰圓潤的是胡政之，身着西裝、頭戴氈帽的是吳鼎昌，發須灰白、一身長袍的是張季鸾，三人都曾留學東瀛，此番風雲際會隻為商量接手《大公報》一事。三個人決定由吳鼎昌出資5萬元，改組為新記《大公報》，張季鸾與胡政之勞力入股，共組社評委員會，研究時事，商榷意見，決定主張。
王潤澤：三個人的意見是少數服從多數，如果大家意見都不一樣，那麼就以張季鸾的意見為佐，這個相當于是他們的憲法，胡政之說我們一直都遵循着這樣的一個憲法。
接手《大公報》複刊号提出“四不”社訓
1926年9月1日，停刊了9個多月的《大公報》宣布複刊，在複刊号上張季鸾發表了《本社同人之志趣》，提出了著名的四不社訓，“不黨，不賣，不私，不盲”。
王潤澤：所謂的“不黨”，就是不以政黨言論作為自己言論的一個标準，誰對我就贊成誰。
傅國湧（曆史學者）：“不賣”，就是除了吳鼎昌出了五萬大洋，他們不接受任何利益集團的投資。
方漢奇：“不私”，就是不維護個别政治小團體的利益，特别是不維護他們自己這個團隊的利益。
張育仁（新聞學者）：“不盲”，就是不盲從，獨立思考，獨立行事，獨立判斷，過去很多報紙也有抱負，但是由于缺乏獨立精神、自由意志，很多都沒有辦得長久，所以他們認為“不盲”體現了新聞人的最高尊嚴。
與當時許多商業報紙相比，《大公報》報館一直比較簡陋，記者蕭乾曾回憶編輯部裡彌漫着濃煙，到處還飛着煤屑，原來它的正對面是法租界的發電廠，報館就在發電廠那高大煙筒的陰影下，整個報館黴濕、擁擠，泛着機器房的臭氣，雖然條件簡陋，資金不足，但初期的新記《大公報》仍以大量的獨家新聞和深受讀者歡迎的社評赢得聲譽。
方漢奇：他的社評都是先看了通訊社的電稿、自己記者的文稿報道以後，最後才落筆寫的，都是即興的，沒有更多的推敲時間。
張育仁：他一生寫了三千多篇社評，産生影響的社評就是他的那個“三罵”，罵汪精衛，罵吳佩孚，罵蔣介石。
1927年冬天，蔣介石宣布與毛氏夫人離婚，與姚、陳兩位侍妾解除關系，而與宋美齡結為夫妻，張季鸾随即發表了《蔣介石之人生觀》，成為當時脍炙人口的名篇，這也是張季鸾與蔣介石的第一次公開矛盾。
劉憲閣：蔣的說法是我的人生過去可能有缺憾，但是現在有了這段婚姻，我的人生就美滿了很多。張先生就抓住這點說，你蔣介石個人是從持續幾年的戰亂中得到了好處，升級為革命領袖，人生是圓滿了，可是千百萬的将士們以及後面無家可歸的那些貧民們，他們的人生還是沒有完滿，他們連妻兒老少都沒有。這樣的情況下，你談何人生觀。
張育仁：當然張季鸾不是光靠罵，而是數十年如一日地堅持在社評當中體現對政府、對官員的批評監督，對民衆熱忱的引導，梁啟超先生就講這個報紙有兩大天職，一是毫不留情地監督政府，二是冷靜、熱情地引導民衆。
1926年至1928年間，國民政府發動全國統一戰争，史稱北伐戰争。1928年6月，國民革命軍攻克北京，中國實現了形式上的統一。這一年的7月1日淩晨，馮玉祥南下鄭州，迎接蔣介石與李宗仁的北上專列，張季鸾同行。在專列上，馮玉祥把張季鸾介紹給了蔣介石，兩人這才第一次相識。讓張季鸾大為驚訝的是，七個月前曾被自己罵過的蔣介石根本不計前嫌，反而視他為國士诤友。
劉憲閣：蔣本身是個軍人，全國剛開始平定，他當然需要一些言論性的聲音來替自己說話，這時候跟他身邊的幕僚比較熟的張季鸾和《大公報》，就進入了蔣的視野。
李春元（榆林地方志研究學者）：陳布雷和張季鸾都是記者，陳布雷跟着蔣介石，張季鸾跟着馮玉祥，蔣介石很看重張季鸾，因為張季鸾的文筆太厲害了。
張季鸾先生《大公報》6次遷館絕不在淪陷區出版
自鄭州一晤，蔣介石對張季鸾的好感日增，他每日必看《大公報》，并讓人在辦公室、公館、餐廳随時準備最新一期的《大公報》，方便他翻看，然而張季鸾敢說敢言也常常引起國民政府的不滿和抗議，為了安撫張季鸾，國民政府宣傳部還曾試圖用金錢收買他，在當時，利益輸送和買賣文章常見于報端，為了顧及面子，他們拟用了一個好聽的名字叫“津貼”。
王潤澤：張季鸾對“津貼”是反對的，曾經國民黨給了他一筆“津貼”，張季鸾拿到這筆“津貼”的時候，在編輯部跟大家講，我們做報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在金錢面前不動搖，拿了“津貼”之後，你的言論就不獨立，誰給錢就說什麼。
1934年夏，蔣介石在南京大宴百官，人們驚奇地發現在蔣的左邊就座的竟是一介布衣的報人張季鸾，兩人談笑風生，蔣介石還頻頻給張季鸾斟酒布菜。
張育仁：蔣介石把他政府的一些很多官員都看成部下，但唯有張季鸾是平起平坐，他把張季鸾稱為是國士，就是忠心于國家，能夠給他提出建設性意見的人，非常尊重他。
1937年初，張季鸾夫人陳筱霞為他誕下一子，取名士基。當時有人發賀電稱，公以文章報國，天以石鱗賜公。
重慶老報人張炳富，2015年10月剛剛度過他100歲的生日，老人一生都與報紙結緣，少年時曾是街頭賣報的小報童。1940年，張炳富被大公報重慶館錄用，成為一名新聞記者。
張炳富：我當時的工作重點是在内江支館，因為馮玉祥搞縣級運動，宣傳抗日，這些地方的師生捐資買飛機大炮，他搞宣傳運動的時候，基本上我都跟他在一起。1938年到1943年間，日本對戰時中華民國陪都重慶進行了長達5年半的轟炸，造成數萬平民傷亡，超過兩萬幢房屋被毀，張炳富也曾幾次與死神擦肩而過。位處重慶嘉陵江畔的李子壩大公報館，也多次遭受日軍空襲。
方漢奇：大轟炸的時候，我就在重慶，《大公報》的那個李子壩工廠都被炸，後來搬到嘉陵江邊的一處地方繼續辦報，紙都是土紙，很粗糙，平版印刷機，每印一張要翻一下，字都是鉛字，要手頭排版，一個字一個字地撿，撿完了之後回架，因為它沒有鑄字機。
張育仁：那個時候，重慶經常遭空襲，所以到處都挖有防空洞，他們都做好兩手準備，一有空襲警報拉響就朝防空洞跑，而且有些機器設備、辦公桌都在防空洞裡邊，實際上長期處于兩邊跑的境地，關鍵是他們還要冒着被轟炸的危險，到底層民衆當中去采訪，所以經常有受傷的情況。
八年抗戰期間，《大公報》輾轉滬、漢、渝、桂和香港，六次遷館，冒着隆隆炮火，也絕不在日寇淪陷區出版一天，而身為《大公報》主筆的張季鸾在抗戰開始便定下明恥教戰的報道宗旨。
方漢奇：從“九·一八”開始，在張季鸾的指導下，《大公報》的文章主要是用來抗日的。
劉憲閣：當時很多人回憶說，季鸾先生的一支筆不下于克虜伯火炮，每當國家陷入為難、人心陷于動蕩的時候，季鸾先生的文章一出來就有鎮定人心之功效。
在中國戰場上除了戰士，還有記者，許多《大公報》記者每每沖在一線發回珍貴電稿，張季鸾便及時審讀，并連夜校對排版，每逢與報社同仁開會他便鼓勵大家當好一名記者。
張育仁：過去的記者節是9月2日，民國時期，張季鸾對這個“記者節”做了一個闡釋，他說我以為記者節應該有兩個内涵，一個是記者的節日，另一個就是記者的節操。
1941年5月，《大公報》迎來了美國密蘇裡大學新聞學院“最佳新聞服務獎”的殊榮，這是中國報紙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獲得該獎。
張育仁：在獲獎這一天，張季鸾專門發表了一篇叫“緻本報同人的聲明”，說到中國的報紙有一點與各國報紙不同，很多國家的報紙是作為一種大的實業經營，中國報紙原則上是文人論政的機關，文人要積極地參政，引導政治文明的走向，同時要監督政府，引導民衆由傳統的臣民變成現代文明國家的公民。
1941年8月，張季鸾病重，接替他主持《大公報》筆政的王芸生，曾到張在重慶郊區的住所看望他，當時正值日寇飛機對重慶日夜進行疲勞轟炸，張季鸾擁被而起，由張季鸾口述，王芸生執筆，寫下了抗戰名篇《我們在割稻子》。
方漢奇：我們在割稻子，我們沒有被你癱瘓，我們在割稻子，我們該幹什麼幹什麼，我們還在生産，我們還在繼續抗戰，你拿我們怎麼樣？主要是對敵人的一種藐視。
劉憲閣：當我們找不到一個樂觀的理由來鼓舞人心的時候，張季鸾會想到換一個角度，站在一個比較空靈的角度，說我們在割稻子，有稻子就可以磨出像樣的糧食來，有了糧食我們就可以吃飯，就可以堅持，可以把抗戰更好地堅持下去。
張季鸾先生與夫人、兒子張士基合影墳墓文革期間遭破壞境外人士看後流淚
然而遺憾的是，張季鸾并沒有等來抗戰勝利便離開了人世，1941年9月6日，一代報人張季鸾在重慶與世長辭，終年54歲。次年4月，張季鸾靈柩歸陝，葬于西安。75年過去，張季鸾在西安郊區竹園村的陵墓已是碎瓦頹垣，滿地荒草，竹園村70多歲的駱奶奶上世紀六零年代嫁到竹園村，她親眼目睹了陵墓的衰敗。
駱奶奶（西安杜曲鎮竹園村）：那會咱也還小，二三十歲不知道啥，光知道這裡埋了一個人，可憐得很，都沒有人來看，那時我經常在這裡祭拜，祈禱家人消災消難，保護這個小村子。
張季鸾唯一的兒子張士基解放後參加高考沒通過政審，後來當了一輩子的工人。“文革”期間，張季鸾墓前的石供桌被造反派搬走，用作飼養牲口的食槽。
李賦英（張季鸾外甥女）：那個時候張先生的墳頭就剩下半個，周圍都是荒草，從台灣、美國回來的那些老人到這一看成了這個樣子，流着眼淚走的。
2000年，在倚靠張季鸾陵墓的南邊，興建了一家養豬場，臭氣熏天，雖然張季鸾的後人一直抗議，但養豬場并沒有停歇，直到2014年10月，經榆林與西安市政府協商，張季鸾的陵墓終于遷回榆林，葬于東沙公園,一代報界宗師也終于在陝北的高山丘壑找回了根。
接受中西方教育在校是風雲人物
民國從不缺大師，但在衆多的大師中活得最快樂、最通透的一定非林語堂莫屬。他的幽默蘊藏了高超的人生智慧與哲學，被稱為幽默大師，創造性地将西方的Humour音譯為幽默，從而使幽默這一詞在中國迅速流行開來。他的散文半雅半俗，亦莊亦諧，往往以一種超脫與悠閑的心境來旁觀世情，“人生不過如此，且行且珍惜”。
現居美國的林相如是林語堂的三女兒，1936年她和家人一同赴美國時年僅6歲。
林相如（林語堂三女兒）：因為賽珍珠很喜歡我父親的文章跟書，所以建議我們一家過去美國看看。
事實上早在1935年，林語堂在賽珍珠的引薦下開始用英文創作，告訴西方他心中的中國，《吾國與吾民》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産生的。林語堂是幸運的，《吾國與吾民》第一次登陸美國，就占據暢銷書排行榜冠軍52周。後來他的《生活的藝術》《孔子的智慧》《京華煙雲》，一一成為暢銷書排行榜的常勝軍。以幽默筆調見長的林語堂吸引了大批美國讀者，他甚至成為美國新聞界的寵兒。
彭歌（作家）：在當時美國人心目中，他們認識的中國人隻有幾個，孔夫子、孫中山、蔣介石、林語堂。
早在成為美國暢銷書作家之前，林語堂已經是中國的“版稅大王”，《開明英文讀本》系列是1930年代中國中學生所使用的英文教材，主編這些教材的正是林語堂。
張桂興（《林語堂全集》主編）：林語堂一次預支了英文輔導材料十萬銀元的稿酬，突然好像成了暴發戶一樣，可是那時候的很多著名作家生活都很困難，包括葉紫等文人，都是寫一篇稿子給報社，給一塊銀元，一塊銀元要維持半個月的生活。
靠着筆杆，富裕過活的林語堂，他說影響我一生最大的因素有三個，一是故鄉的山，二是家父，三是基督教。清朝末年，林語堂的父親林志誠來到福建阪仔一帶傳教，這是林志誠的傳教地，也是林語堂的出生地。林志誠開辦了銘新小學，林語堂在自家的小學校接受父親傳統的中文啟蒙教育。
張桂興：他父親做事比較刻闆，對他要求比較嚴厲，但是對人的話又比較和善，他接受了中國文化嚴格的家教和西方基督教的寬容、隐忍和愛。
張季鸾先生
張季鸾陵墓林夢海（林語堂侄孫女）：他英文之所以好，關鍵在于他一直在教會學校，教會學校都是外國人辦的，最好的英語就是聖經，他們從小就讀聖經。
當年牧師的工資一個月有20塊，林家有六男兩女，老四早夭，但林志誠仍讓家中的老二、老五、老六就讀上海教會的貴族學校聖約翰大學，光是入學學費就要一千多。
林夢海：他當時把祖屋賣了幾千元，讓老二去讀聖約翰大學，讀完以後老二是留校的，留校後的唯一好處就是直系親屬可以免學費去讀，但至少要出注冊費，他連注冊費都拿不出來，慘得不得了，向他的一個學生借了一百塊。
黃肇珩（林語堂在台秘書）：他的二姐也想到上海念書，但是家裡很窮，二姐知道自己沒有升學希望了，也就認命了，她答應家裡的人跟人家講親，出嫁。她出嫁的那一天，從她穿的新娘衣服的口袋裡拿出四毛錢給弟弟，告訴弟弟，姐姐隻有四毛錢，給你了，你要好好念書，認真念書，一定要成名。他對任何人一談到他的二姐美宮就會哭，不是單單掉眼淚，是嚎啕大哭那種。
林語堂果然沒讓美宮二姐失望，在聖約翰大學時期，林語堂是學校的風雲人物。
施建偉（《林語堂傳記》作者）：林語堂在聖約翰大學時，把學校圖書館的書基本上全都看了。他學外語就靠一本牛津字典，把牛津字典基本上都背了出來。體育也很好，參加過遠東運動會，差一點得了名次，可以說是德智體全面發展。他在聖約翰大學的每一次考試，基本上都是第二名，他說第一名讓傻瓜去當吧。
林語堂
林語堂的妻子廖翠鳳與兩個女兒用筆捍衛中國抗戰世人卻認為是逃兵
父親對一流教育的堅持、教會學校的英語教育培養、故鄉閩南的秀麗山水，讓林語堂用西方世界的英文思維寫下中國的情懷，但他并不以此自滿，他還要用筆捍衛中國的抗戰，就算世人都認為他是抗戰的逃兵。
1940年，林語堂帶着家人從美國回到了中國重慶，在美國創作期間，林語堂在美國各大報紙發表抗戰言論，他說真正的威脅不是炸彈，而是概念，并要求美國支持中國抗戰，正因如此蔣介石夫婦也把他視為座上賓。
張桂興：他和當時的國民政府走得比較近，蔣介石給了他外交官的那種簽證、待遇，可以不用半年、一年地去簽證。
林語堂自己曾說，我始終沒有寫過一行讨好權貴或博得他們歡心的文字，我從未說過一句讨好人的話，我連這個意思都沒有。回到重慶期間，林語堂四處參觀當時抗戰的軍備，了解中國的抗戰實力，他重慶的家再度毀于炮彈。
施建偉：日本人空襲的炸彈，直接把他的住所給炸完了，他那時幸好沒在，要在的話也沒有什麼幽默大師了。
敵不過大轟炸的煎熬，林語堂決心離開中國，他的舉動受到當時左派的嚴厲抨擊。
張桂興：有報紙對他幾次回來的态度都不一樣，一開始的時候記者發了專訪，表示熱烈歡迎，到了最後幾乎是批評的，林語堂又走了。
笑罵由人，林語堂知道他的筆是要站在中國戰火的最前線，而不是深陷中國的悲苦，就像他的書齋門口挂上“有不為齋”四個字一樣，有所為而有所不為。他每天維持規律的創造，點上煙草，抽着煙鬥，在煙霧中林語堂的思緒和文字交融在一起，而妻子廖翠鳳總會為他沏上一壺茶。
林相如：他每天早上八九點開始寫文章，我母親總是給他泡一壺茶，放在他的書桌上。
黃肇珩：從他的初稿裡面可以聞到尼古丁味道的濃或者淡，很濃的時候表示他思考很多。
這一根一根的煙鬥陪伴林語堂無數的沉思歲月，也成為林語堂形象的标記。
黃肇珩：他覺得煙鬥是他身體的一部分，他說，不知道，假如我沒有煙鬥的話，我會怎麼樣，我想我就沒有辦法思考，我一定很不快樂。
林語堂有三個女兒，他總是定期和孩子們拍全家福，和他的父親林志誠從小教他古書一樣，林語堂親自教授三位在國外長大的女兒中文。
林相如：給我一個很深的影響，他教文學，從唐詩教起，念唐詩時會流眼淚。
林語堂的淚是為中國浩瀚的江山而流，心系中國的林語堂在美國創辦了一本抗戰雜志，他用諷刺和寓言的筆調警示美國，中日戰争對遠東地區的影響。
為了讓更多外國人理解中國抗戰的價值和犧牲，林語堂以愛情小說包裝自己的救國理念。他開始撰寫長篇小說《京華煙雲》，劇情描述三個北京的家族，從清末義和團到日軍侵略的遷徙過程，借此描述中日戰争的殘酷，以及歌頌中國女性的偉大。
彭歌：中國人不是什麼愛國主義，是要保護他的母親，保護他的妻子，保護他的女兒，不要被那些野獸來強暴，這是做人最低的尊嚴。
熱衷于發明設計中文打字機
和一般文學家不同，林語堂除了規律地從事文學創作，他還保有發明的興緻，在林語堂紀念館内陳列着他人生的幾項重要發明和設計圖。林語堂從小對發明就有無盡的熱情，小時候他就一心想重新拆解中國文字的部首，讓林語堂的心中埋下了發明中文打字機的種子。
1947年抗戰勝利後兩年，在美國的林語堂花了三十幾年的時間用個人的力量将中文打字機的設計圖付諸實現，幫他示範打字的是他的二女兒林太乙，曾任《香港文摘》總編輯，年輕時一直是林語堂最得力的左右手，并繼承父親衣缽，熱衷文學創作。林語堂将中國文字科學化，發明了“上下行檢字法”，隻要在打字機上打三個鍵就可完成，這架中文打字機可拼印的字高達9萬字，早了電腦中文輸入将近50年。
施建偉：他的書房裡有好多打字機，他要研究打字機，首先把别的型号的打字機拿來拆掉研究，拆掉以後就裝不上了。
林語堂發布中文打字機消息時，指着打字機說，這是我送給中國人的禮物。
林相如：為了打字機，他沒想到要花那麼多錢下去，結果他真的破産了。
破産後，林語堂四處借錢抵債，妻子廖翠鳳為此擔憂不已。廖翠鳳從鼓浪嶼的富家女下嫁給窮小子林語堂，辛苦了30多年，沒想到因中文打字機負債累累，後來林語堂帶着老婆廖翠鳳定居法國，他仍打起精神說，鳳，我還可以寫，我們重新來過，那年林語堂已經60歲。經常四處演講的林語堂，在演講中留下這樣一句幽默的經典。
黃肇珩：有人邀請他去參加畢業典禮，這個人講話，那個人講話，他就很不耐煩，覺得很沒有意思，然後人家邀請他上去講話時，他就說，男子講演，要像女孩子的裙子，越短越好。
林語堂二女兒林太乙年輕時一直是林語堂最得力的左右手
林語堂魯迅曾同校任教兩人緊密互動十餘年
1932年，林語堂在上海發行《論語》雜志，這是提倡幽默文體，諷刺政治社會的雜志。《論語》雜志開辦期間，林語堂也向魯迅邀稿，隻是魯迅以《論語》都是談些風花雪月之事為由拒絕。
施建偉：在魯迅看來，文學是階級鬥争的工具，寫文章笑笑也可以，但是這笑笑必須是為戰鬥服務的。
林語堂和魯迅都曾經在廈門大學教書，後人誤以為左派的民族主義魯迅和主張自由主義的林語堂道不同不相為謀，事實上兩人緊密互動長達十來年。
林夢海：現在人講起來他們鬧得很厲害，按照我奶奶說，他們實際上一會兒好一會兒不好，來的時候講得好好的，等一下又吵起來，像兩個鬥公雞一樣。
1966年，71歲的林語堂決定返台定居。來到台灣後，蔣介石讓出了陽明山這個地方，讓林語堂夫婦落腳。聽得懂閩南話，林語堂住在台灣非常快活，此時距離他離開故鄉漳州已經超過了40個年頭。如今的漳州天寶以香蕉聞名全國，這裡有一大片的香蕉林，林語堂紀念文化園區坐落在香蕉林中。在天寶，林是大姓，這裡的居民有不少是林語堂的親族。
林夢海：林語堂後來到了美國，還特地去買改良品種，比如花生、豆子，一包包往家鄉寄，鄉親們拿到這些東西以為是好吃的，就直接吃下去了。
大半人生旅居海外，林語堂說自己和在都市叢林中長大的人最大的不同是，山帶給他高地人生觀，也就是追求自由，不受别人打擾的悠遊自在，他認為中産階級的生活最适合中國，他用李密庵的半半歌來形容，“看破浮生過半，半之享用無邊，半中歲月盡悠閑，半裡乾坤寬展”，現實生活中他就是位生活藝術大師。
如今在台北，林語堂紀念館内不定期舉辦各類文藝活動，不論是傳統戲曲還是茶藝會，人們在這個空間體驗林語堂雅緻的生活。從空間設計到屋内的畫作，處處可看到林語堂對生活藝術的掌握，他熱愛繪畫，但隻畫馬。
黃肇珩：他的太太就說，我這個先生，他的腦筋像野馬一樣變得很快。
黃肇珩是當年中央社記者，也是林語堂當年在台灣的助理，協助林語堂處理發自海内外的信件。
黃肇珩：他跟我講說，當你接到一個朋友的信的時候，可能你那時候非常感動，或者是非常生氣，會想着立刻回一封信，過兩天再看，會覺得還好那個時候沒有回，因為在你情緒很不好的時候回信，反而會得罪了人。
72歲仍不忘創作初心5年時間編出漢英大字典
1967年，林語堂已經72歲，他還要編一本讓華人可用的漢英大字典。
一堆堆的手稿盡管工程浩大，林語堂的工作狀态依舊有條不紊，但就在這個時候，多才的幽默大師卻遇上了人生最不幽默的事情。在台灣定居期間，林語堂的大女兒林如斯也回到台北故宮博物院工作。
黃肇珩：那天他在餐館裡面，有人匆匆忙忙趕來告訴他，大小姐去世了。
林相如：大姐自盡，我的父母真的受不了，不能再在台北住下去。
面對喪女之痛，林語堂和妻子廖翠鳳瞬間老去，但他還是拖着疲憊的身軀，以頑強的意志力，用五年的時間完成漢英字典的編撰工作。
1972年，林語堂的漢英大字典在香港出版，事實上漢英字典是林語堂早在1930年代就想完成的志業。回看林語堂先生的一生，他似乎走在時代的前面，即使世人落後他太遠而曲解他，他依舊留下了最潇灑的身影。
1976年3月26日晚上10點10分，林語堂病逝于香港瑪麗醫院，享年81歲，他的遺體從香港移靈台北，安葬于今天的林語堂故居。
為家國理想不惜代價對抗當權派成為學運領袖
1919年的5月，北京的迎春花已經盛開，就在這一年的春天，北京爆發了一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那就是“五四運動”。在這場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中，有一位年輕人不僅參加了這場震驚中外關乎中國未來命運的運動，而且他還被推舉為學生遊行總指揮，這就是當時北大中文系的學生、後來成為曆史學家的傅斯年。
這位當時隻有23歲、出生在山東的漢子傅斯年，是一個為民族國家理想、自由民主抱負，不惜犧牲任何代價，都要和當權派對抗的新青年。在遊行隊伍中，他的弟弟傅斯嚴也在其中。
傅樂治（傅斯年侄兒）：五四運動的時候，傅斯年領頭，我的父親也去了，沖進去以後，他們把大門關起來，我父親年紀也輕，就從牆上跳過去，把那個大門打開了，結果學生蜂擁而進。
在五四運動中，傅斯年在會議中被同伴打了一拳，他憤而辭去總指揮一職，并退出學運圈。曆經五四運動的激情，仍在北大念書的傅斯年、羅家倫、顧颉剛，在胡适的支持下開辦了《新潮》雜志，他在《新潮》雜志發刊詞裡說，今日出版界之職務，莫先于喚起國人對于本國學術之自覺心。
王汎森（台灣學者）：在《新潮》的發刊詞裡面，寫得非常清楚，所有的問題都是來自我們的各種學術太落後，所以重點應該是培植學術，不是搞運動。
從小博聞強識自費留學遍讀西學
主張學術救國，傅斯年似乎從小就是個讀書的料，他被譽為黃河流域第一才子。山東聊城的運河古城，距今已經有一千四百多年的曆史，是古代軍糧運往京城的古水路通道。1896年清光緒年間，傅斯年就是在這座古都長大。
傅樂桐（山東傅斯年親族）：傅斯年先生的出生地是清代的相府，傅先生的上七代祖，傅以漸，從他當宰相以後才成為相府，當時康熙南巡的時候有一個題詞，傳胪姓名無雙士，開代文章第一家，橫批是聖朝元老。
如今這個清朝的聖朝元老隻剩下待整修的傅家墓園，幾乎所有的傅家後人都葬在這裡，包括傅斯年的祖父傅淦和父親傅旭安。但對家族聖朝元老這個封号，傅斯年卻不願沾光。
傅樂治：在北大的時候，他的一個很好的朋友問他，聽說你的先祖是傅以漸，他馬上就把頭回過來了，都沒有搭腔。
傅斯年從小博聞強記，經史子集倒背如流，開私塾為業的祖父傅淦看出這孫子是可造之材，專心教導傅斯年讀書，畢其一生之功力傳授，為傅斯年奠下深厚的國學底子。
傅樂治：小時候家裡窮，買不起紙，他把所有的文章都寫在闆凳的後面，後來叫他洗澡也不太肯洗，結果拉開衣服一看，發現他身上也有字。
後來傅斯年上了北京大學中文系，國學底子深厚的傅斯年在中文系遊刃有餘，他甚至明确指正教授教學内容的多項錯誤，同學甚至還尊稱他為“孔子第二人”。
當時北大國學大師舊派的黃侃和新文化運動新派的胡适正辯得不可開交，年輕的胡适剛從美國留學回國，在北大哲學系教書，不少哲學系的學生對胡适的新思潮有意見，想罷免胡适。顧颉剛拿不定主意，邀請中文系的傅斯年前去旁聽。
王汎森：傅斯年原來是黃侃陣營裡的愛将，後來卻被新思潮吸引過去，因為舊的東西沒有辦法為這個時代提供有力量的解答或幫助，論舊文化的水準，胡适并不算最好的，但是論整個方向，他們認為是可以嘉許的。
聽了幾堂胡适的課後，傅斯年下了個結論，他說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在舊派的壓力下，胡适仍然留在北大哲學系，而這竟然和中文系的傅斯年有關。
1920年，24歲的傅斯年考上了官費留學生，在經濟極為拮據的條件下出了洋，前往英國倫敦大學和德國柏林大學留學長達6年半。在天寒地凍的歐洲，傅斯年最痛苦的是沒錢買食物。
傅樂治：經常處于饑餓狀态，所以後來他對飲食上的問題比較随性，吃苦吃得太多了。
原本在中國隻學習中文，在幾乎沒有理工學習的基礎下，他廣修數學、生物學、心理學甚至語言學。
王汎森：我在寫論文的時候，影印了一些他以前的數學筆記，帶到普林斯頓，請了一位哈佛大學數學系教授幫忙看看，問他這數學是什麼程度，他說是數學系大幾的程度，那就很不錯啦。
五四大遊行的總指揮傅斯年以西方科學新知為基礎開啟中國新史學
1927年，已經31歲的傅斯年準備啟程回到中國，他的才氣吸引了很多學校的青睐，他沒有忘記五四運動後要以學術救國的志向，他要以西方科學新知為基礎，開啟中國的新史學，讓東方的科學正統在中國逐步建立起來。
1928年，32歲的傅斯年從歐洲搭船到香港，就接到了廣州中山大學的聘書，來到了廣州，他在蔡元培的支持下開辦了曆史語言研究所，他為史學研究留下了一句這樣的經典。
傅樂治：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這是他的口号。
當年考古研究都是由外國人主導，傅斯年組織了第一個由中國人主導的考古隊伍，他不想在考古領域上成為外國學者的幫傭。
馬亮寬（《傅斯年傳記》作者）：用西方科學的考古方法在中國進行考古，選定了安陽殷墟。
安陽殷墟考古将近10年，共有15次的大型挖掘，考古人員住進簡陋的民居，幾乎以當地為家。傅斯年的同門師兄顧颉剛當年在《古史辯》中所提到的夏商的曆史是不可信的。傅斯年的殷墟考古推翻了《古史辯》的論證，考古證明了上古史推到了夏商兩個朝代是有根有據的信史。殷墟考古正逐漸獲得成就之時，中日戰争爆發，考古被迫暫停。此時史語所早已遷移過一大半的中國，在史語所搬遷的過程中，傅斯年和俞大維的妹妹俞大彩結了婚，即便在遷徙途中，傅斯年仍緻力于研究，但史語所不斷遷徙的命運讓傅斯年有了“搬家先生”的稱号。
王汎森：史語所在傅斯年手中搬了好多次，前前後後加起來有十來次。
史語所落腳四川李莊，大批研究人員來到這裡，給寂靜的山區帶來新氛圍和新氣象。
傅樂治：有一次弄了個骨頭曬，李莊附近的老百姓看到了後說不得了，研究院在這地方吃人，你看連骨頭都有了。
這位“搬家先生”傅斯年有着肥胖的身形，同事們背地裡都叫他“肥貓”。
馬亮寬：史語所、社會所都在李莊那個地方，下午或者晚上大家都會在一塊散步、聊天，有時早上他們一看傅斯年來了，就都溜回去了。“肥貓”這個戲稱，是他們一緻對傅斯年有點不滿，因為他太霸道、太霸氣。那些耗子就是指青年學生、青年學者。
王汎森：因為有人說傅斯年做人像數學一樣，有一定的數學定律要遵守。
西學功底深厚骨子裡仍有士大夫氣節
史語所創立第9年，傅斯年40歲，此時他才有了第一個孩子傅仁軌，總愛哼着正氣歌的傅斯年，期待兒子和自己一樣，是個充滿正氣的人。
錢複（台灣前“外交部長”）：他對日本深惡痛覺，他隻有一個兒子，給他取名叫傅仁軌，就是懷念當年的劉仁軌老将軍把日本人打敗在白河口，希望自己的兒子也能夠把日本人打敗。
傅斯年受到西方科學理論的影響至深，但骨子裡卻有着中國士大夫的氣節。
王汎森：傅斯年都是決絕的，他崇拜子路，個性中有率直的一面。
正因為性格坦率，盡管已經進入學界，傅斯年仍飽有學生運動領袖的風範，面對當時一手掌握軍權和政權的蔣介石，他依舊勇于谏言，一生都沒有加入國民黨的傅斯年心裡清楚，參政而不從政，學者方能對政治超然和覺醒，也才能成為人民喉舌的第三勢力。
山城重慶是國民政府的大後方，1938年，國民政府在這裡組織了國民參政會，除了國民黨員、共産黨員之外，還有其他黨派及獨立人士參與，隸屬獨立人士的傅斯年來到了重慶，除了在大學教書以及史語所的研究工作之外，他展開了另外一種嘗試，參政員，他同時還參加了蔣介石的星期六談話會。
馬亮寬：現在看來，選一些對軍事、政治外交有研究的學者參與決策，其實就是蔣介石的智囊團，每星期六下午一塊讨論，為抗日救國獻策出力。
盡管加入蔣介石的智囊團，但傅斯年擔任參政員時四處收集孔宋家族、官僚資本的罪證，在參政會上、雜志上，對于孔宋家族的批判力道絲毫不亞于當時的共産黨，被稱為“傅大炮”。
王汎森：傅斯年寫信勸谏蔣介石，說你領導這場戰争非常了不起，我們也很佩服你，可是你旁邊的人貪污、買賣外币，這也是天下共知的。
傅斯年所寫的《論豪門資本之必須鏟除》之文章，用官僚資本和權貴資本來形容孔宋家族，傅斯年猛烈的言論讓蔣介石着實頭痛，蔣介石在日記中曾寫下傅某某以示洩憤。
王汎森：蔣有一封信跟他這樣講，孔宋是我的人，你反孔宋，不就反我嗎？傅斯年說，不，你要分開來，我支持你并不代表我支持你旁邊的人。
馬亮寬：他不像其他人那樣，會對蔣先生獻媚，始終保留自己的獨立人格，所以蔣介石對他是親而不近。
1945年7月1日，抗戰勝利前夕，傅斯年認為避免國共内戰最好的方式是國共可以共同合作，傅斯年和七位參政員代表社會中堅力量前往延安會見毛澤東，毛澤東當年還回了請柬歡迎他。一位是延安共産黨的新領袖，一位是昔日五四運動的領袖，兩人在延安徹夜長談，話說當年在北大的年輕歲月。
傅斯年全家福王汎森：傅斯年當時是學生領袖，而毛澤東隻是一個閱報室的管理員，毛澤東說他要跟學生領袖談，他們都不理他。
傅斯年的參政團離去前，毛澤東書贈傅斯年一首唐詩，“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燼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馬亮寬：毛澤東稱贊傅斯年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成為學生領袖，在中國現代史裡有很大的影響，傅斯年謙虛地說，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劉邦項羽。
抗戰勝利不久，傅斯年接到了蔣介石的一紙命令，要他立刻前往西南聯大。學生以反對内戰、争取和平之名，持續罷課将近一個月。後來軍隊進入校園鎮壓，四位青年在行動中陣亡，這就是著名的“一二·一”慘案。
人們都在看這位知名的五四運動學生領袖會如何處理這次學運，但傅斯年的最終決定是希望學生停止罷課。盡管後人對傅斯年處理西南聯大的學運評價不一，但從傅斯年所保留的學運标語可以看出，他在心情上是支持學生的。處理西南聯大時，傅斯年已是北大的代理校長，在北大期間，傅斯年堅決實施打擊“文化漢奸”的鐵腕政策。
傅樂治：他是個民族性很強的人，代理北大校長以後，那些敵僞時代在北大教書的人，他一概都不錄用。這個事情鬧得很兇，他認為作為一個讀書人，明知道它是一個敵僞政權，還去服務它，怎麼可以。
赴台灣台大任校長
處理完西南聯大學潮和北大文化漢奸，社會壓力讓傅斯年的高血壓病情日益加劇，蔣介石資助他去美國治病。
經曆一年多的休養生息，傅斯年在1949年回到中國，此時國共内戰的三大戰役已進入尾聲，蔣介石幾乎失去了大半江山，不久他接到了台灣省主席陳誠的電報，希望他速駕來台，共赴巨艱，他成了首位來自大陸的台灣大學校長。他決心将北大精神注入台大，他任用部分北大來的學者，在這樣的背景下，錢複的父親錢思亮來到了台灣。
錢複：1948年12月初，我們從北京坐政府派去接教授的3架飛機到南京，胡适接的我們，說傅先生剛當上了校長。
錢複是錢思亮的三兒子，他在台灣就讀建國中學時，因為地緣關系，幾乎天天中午到傅家吃飯。
錢複：傅斯年因為血壓高，白米飯不能多吃，饅頭也不能多吃。
有為子女入學說項者，請免開尊口，這是傅斯年在台大校長室門口挂上的告示。中國人愛靠關系說項的壞習慣，被他大剌剌地拒絕在門外，傅斯年認為作為一位知識分子必須要有氣節。好不容易走出西南聯大學潮的陰霾，傅斯年剛落腳台灣大學不久，又遇到了台灣的學生運動。1949年4月6日，台大和師大學生共同串聯提高公費待遇的“反饑餓”運動，盡管初期有共産黨學生被抓，但後來傅斯年堅持軍警不能任意進入校園，讓很多左派學生躲過了一劫。
他曾經說，“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如今這句話成了台灣學生運動的精神标語。四六學潮後，台灣大學的左派學生寫信感謝他，但傅斯年隻是淡淡地說“我不兼辦警察局”。被醫生警告少發脾氣的傅斯年，來到台灣的第二年，在台灣省議會上質詢時，突然心髒病發，離開人世。
消息傳進台大校園，學生們一片錯愕，立刻組織遊行隊伍高喊“還我校長”，當時遊行隊伍從羅斯福路一直延伸到南海路，将近有兩三公裡長。
“風唱出随興的悲歌，誰知道這巨星要隕落。”這是台灣大學的學生為傅斯年去世所做的挽歌。在台大仍保有傅斯年的墓園，在台大的椰林大道旁還有一座傅鐘，這座傅鐘啟用後稱為台灣大學的象征，也以此來紀念傅斯年先生。鐘上刻有傅斯年給台大立的校訓，敦品、勵學、愛國、愛人，如今傅鐘每天隻敲21響，因為傅斯年常說一天隻有21個小時，有3個小時是用來沉思的。
傅斯年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