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空巢青年”成為備受國内媒體關注的群體。曆史學家大衛·波特寫道：“在美國的文學著作中，任何關于徹頭徹尾地從人群中被孤立而獨自生活的故事，無論是生理上的還是心理上的，實際上都被認為是一個恐怖的故事，即便《魯濱遜漂流記》也是一樣——直到魯濱遜在沙灘上發現了其他人類的足迹。”如今，在自由流動的全球化信息時代，形單影隻的獨居者遍布世界，甚至日漸壯大出禦宅族等各具文化特質的族群。
“空巢青年”的對照組，按理是“空巢老人”。然而“空巢青年”之論橫空出世大抵與之無涉，僅僅戲谑地挪用了“空巢”一詞的凄涼感。“空巢青年”主動從親屬關系中抽身，一人躍入城市巨獸之口，這種新人類是高度個體化的。不過，“空巢青年”并非新人類，他們的另一個名字是“北漂/南漂青年”。漂一族離鄉奮鬥的故事，早在二十多年前的中國開始流行。如今，他們所關心之事持續且長久地占據着公共讨論的熱區，被大量見标題即知内文的篇章所透支，比如逃離或留守“北上廣”的困難抉擇（更多的是“北上”），“房價一漲眼淚流”的新中産焦慮，以及撒嬌式的初老危機。作為一個充滿戲谑的自指，“空巢青年”是此類故事的新版本，但又不隻如此。
如果說“空巢老人”作為社會必須直面的老齡化問題而顯現，直指人口學意義上有限的家庭生命周期，那麼“空巢青年”近一年來在國内新舊媒體之中的命名與登場，則是一場全然不同的熱鬧喧嚷：他們的發聲者正是他們的擁趸，他們自己出場言說自己。“空巢青年”的身份是新一代的主動選擇——盡管表現出“葛優癱”式的喪頹與無力感，卻是個體對于生活方式、閑暇安排、人際社交和家庭關系的自願與自決。然而，這種個體化的自由卻無法輕易得賦“進步”之名。
“空巢青年”火起來，很可能始于2016年8月潘姜汐熹發表于《好奇心日報》的《你也是城市空巢青年嗎？》。作者從吃、穿、住、行四大面向，對“空巢青年”之生命樣态作了一番集大成的勾勒。在文中，“空巢青年”被定義為“獨自來到一線城市工作生活、獨居且獨身的年輕人”，約莫“二三十歲，大學及以上畢業，在一線城市擁有一份收入中不溜的體面工作，住18平米月租三四千的一室戶或群租房隔間，唯一熟悉的室友是自己養的貓/狗”。文末列出“空巢指數對照表”，供廣大讀者作自我“診斷”，比如“丢垃圾把自己鎖在外面的時候”“疾病卧床都沒人幫忙端杯熱水的時候”“緊急聯絡人不知道該填誰的時候”。在知乎有關“‘空巢青年’是一種怎樣的體驗”的回答中，“無人問我粥可溫，無人與我立黃昏”、“孤獨得像條狗，但其實連狗都養不起”都成了熱門答案。奇妙但不意外的是，“空巢青年”一詞更早的曝光來自同年4月的一部驚悚電影。這部名為《妄想症》的影片講述了獨居青年的日夜失眠、意外死亡與地下戀情。導演彭發稱該片是為“空巢青年”發聲，“傳遞一種克服恐懼、逆流而上的力量。”報道稱，“空巢生活”被表意為有待克服的綁縛、危險環境中的頑強掙紮。這種新穎定義令網友紛紛感歎“中槍”：“終于有一個詞能精準概括自己目前的生活狀态了。”
事實上，“空巢青年”一詞在近十年前已零星出現在中國媒體的報道之中。隻是前後相較，“空巢”的意義取向發生了極為微妙的演變。2008年，“空巢族”、“青年空巢族”連同“丁寵族”（将寵物視為家庭成員的丁克族），作為“80後生活新主張”而被都市報所引介，是“隻和另一半與工作為伴”、有點寂寞但頗為時尚的族群。近十年間，“空巢”從一種新時興的生活方式，轉變為一種自主選擇卻身陷被動的普遍獨居狀态，“空巢生活”的主流圖景成了：初抵溫飽，社交不足，獨居度日，冷暖自知。
中國媒體對于“空巢青年”的評述，簡言之，往往嵌入國内與國際的雙重語境之下，消極或積極的二分心态之中。媒體既肯定當中個體化的進步意義，又無奈承認其嵌入中國城市及社會發展困境的遺憾。“空巢青年”何以轉唱悲調？《解放日報》刊文稱其觸及了大城市病、高房價、階層固化、獨生子女等新問題。《中國新聞周刊》将“空巢青年”形容為“都市社會的潰瘍”，表明年輕的奮鬥者受到城市的擠壓與吞噬。“空巢青年”作為“北漂”“蟻族”的進化版本，昔日的昂揚故事在新的社會困境下難以自圓其說。
另一方面，選擇“空巢”，往往又被媒體肯定為社會進步的标志——相較流動性欠奉的計劃經濟年代，都市弄潮兒享受了前所未有的社會流動性解放，得以擁抱全球發達國家不斷崛起的獨居風尚。由此，《工人日報》呼籲不必放大“空巢青年”的傷與痛；《人民日報》更直接駁斥稱“空巢青年”是一個僞命題，認為英雄主義才是對這些奮鬥者的最好诠釋；《中國青年報》進而肯定“空巢”奮鬥者是“中國夢”的踐行者，鼓勵青年勇于從集體生活、家庭生活、鄉土社會宗族關系中脫身出來，去大城市中尋求一個更好的自我。為“空巢青年”之悲調正名的老生常談，往往在個人心态上做文章，未必能在樂于自嘲的“空巢青年”那裡掀起波瀾。當《新周刊》雜志以第一人稱高呼“别把‘空巢青年’這麼迷茫的詞放我們身上”時，它所呼籲的是年輕人開拓屬于自己的新獨居方式：“年輕人早就不怕孤單了，他們更想要的是靜靜。”而“靜靜”生活之開拓，通常基于對既有範式的模仿。
克林南伯格的《單身社會》“空巢”的世界圖景：玫瑰色的“獨居時代”，或日趨脆弱的“無緣社會”？
有關“空巢青年”的故事，往往帶有“生活方式指南”與“都市自救指南”的雙重體質。除卻對于生活情态的共鳴，如何借鑒發達國家年輕人的獨居生活成為講述的關鍵。此類“指南”往往強調獨居的正當性與普世性，意在教導廣大“空巢青年”如何通過自我約束掌控生活秩序，化解獨居中的消極孤獨。被奉為“空巢青年”必讀的書籍，首推美國社會學家克林南伯格的通俗社會學讀物《單身社會》。“單身”着重婚戀狀态，或許“獨居”一詞更為合宜。該書的台譯版《獨居時代：一個人住，因為我可以》，宣傳語直言“獨居正在改變我們的世界，我們要學習一個人住的生活方式”。在克林南伯格看來，“獨居”或“空巢”并非一個社會問題，反而是大勢所趨。相反，美國目前有關“社區衰退”的種種報道好似恐怖故事，不必要地加劇了人們對個人主義盛行的恐懼。克林南伯格駁斥将獨居與孤獨混為一談，認為獨居者并非想象中的“孤獨寂寞冷”，反而社交活躍度更高。他甚為樂觀地論證，在個人主義的獨居社會，即便一人生活也能建立良好的親友支援系統。
另外，被頻繁祭出的“獨居生活指南”，來自社會高度個體化的日本。日本大衆文化對于獨居日常的浪漫化呈現，象征性地化解了空巢的生活與精神困窘。比如，日本插畫家高木直子的手繪畫冊《一個人住的第5年》，日劇《孤獨的美食家》裡“井之頭五郎”經年累月一人食的故事，這些從單調生活裡找尋“精神補給”的文藝範本，似乎為中國的“空巢青年”提供了獨居小确幸、“寂寞又美好”的可能方案。而此處的孤獨，需要被轉化為生活品質的提升，生活方式的優雅悠哉或閑情逸趣，這意味着“空巢青年”如同禦宅族一樣，是一個消費潛力巨大的群體。這一點在好奇心日報有關“空巢青年”的問卷中得到了證實，獨居的麻煩帶來了額外的“孤獨”消費以及大量無法與人共享的賬單。對此，“空巢青年”不無驕傲和辛酸地表示：“各種O2O電商外賣能夠生存下來都有我的一份力。”
無論獨居的生活方式多麼精彩，“空巢”作為社會處境的未來并不樂觀。立足國内或是放眼世界，風險自擔正成為“離群索居”的另一種表述。如果消費是達成獨居生活滿意度的關鍵角色，那麼貧窮、衰老以及未來生活的不穩定性，則成為“空巢青年”在獨居時代可能遭遇的最大危機。在大城市日益高昂的生活成本之下，積極擁抱新中産生活方式的“空巢青年”很難說達到了經濟“中産”的地位。僅就房産一項，便足以在“空巢青年”之間劃出鮮明的階級分野。
如是再看“空巢青年”所處的世界圖景，應當說，克林南伯格為獨居時代所勾勒的玫瑰色前景，并非面向整個世界（以及所有階級），而是對應北歐，如瑞士等福利條件良好國家的中産社會。然而，在新自由主義蔓延、社會福利撤退、自由職業及靈活用工增加的全球當下，獨居生活所需的社會支撐與國家設計多少像一個空想式的許諾。對于“空巢”的熱情擁抱與認同，反而孕育着一種潛在的危險與殘酷，這即是從“有緣社會”到“無緣社會”的變遷。
諷刺的是，盛産獨居小确幸的日本，在年輕群體中同樣蔓延着對于“無緣死”的恐懼。日本NHK特别節目錄制組出品的《無緣社會》一書提到，日本每年有32000人走上“無緣死”的道路。人們輕易地獨自生活，可一旦失去“無以替代的關聯”，事情将變得難以承受。許多因不同原因而意外死去的人，無人知道他們的姓名。在這些人中，包括在公司20年沒有遲到請假，卻一夜之間變成街頭流浪漢的工薪族、熱衷一個人旅行的旅者、一生未婚的女性、隻在網絡上交友的年輕人——這些都是相當主流的“空巢”獨居者。對此，日本年輕人在推特上感歎：“如果失去工作，或許我也會‘無緣死’。”這并非危言聳聽，那些看似距離死亡尚且遙遠的年輕受訪者紛紛表示，當未婚、無子、非正式雇用、經濟蕭條、公司業績低迷成為日本的社會常态時，孤獨死、流浪街頭和老人獨居已不再事不關己，而成為低收入的“空巢青年”随時可能面臨的危機。
貝克夫婦的《個體化》
日本NHK特别節目錄制組出品的《無緣社會》
闫雲翔的《中國社會的個體化》在個體化時代，“空巢青年”能否“個體地結合起來”？
“空巢”直指當下中國漂一族的城市居所與社會關系狀态。無論是陷入城市鬥獸場裡的中國式孤獨，或是接軌了發達國家獨居的新風尚（與新危機），“空巢青年”的心有戚戚，或許難以在各類“都市生活方式指南”之中得到最終的安住。
從世界曆史的視野中來看，“空巢青年”現象無疑是現代社會走向個體化的後果之一。當社會不再依賴階級而組織，個體以其自身（而非階級身份）作為顯現的單元時，個體必須給自己的身份定位，開創自己的人生，并在與他人的關系之中安排自己的生活。如果現代早期所頌揚的個體化強調的是，人從緊密編織的共同依賴、監控與強制之網中解放出來，那麼如今個體化的意味則更為複雜，充滿不可預知的風險。
貝克夫婦的《個體化》一書從西歐的視角界定了個體化的意義，個體化并非新自由主義的市場自我主義，也不同于個人主義或者簡單的個性化，而是朝向利他個人主義的倫理。在基本生活有保障的條件下，生活品質成為個體化新倫理的關鍵。個體化的問題在于，盡管風險和矛盾是一種社會性的生産，但應對風險和承受譴責的重擔，卻落在了個體一人的肩膀上。
闫雲翔在《中國社會的個體化》一書中，強調中國的個體化進程有别于西歐世界，是一種“沒有個人主義的個體化”。它并非基于自由主義政治的基礎，而是首先來自國家推動和全球資本主義引導之下的物質欲望和消費主義實踐。90年代以來，“自力更生”的含義由集體主義的意識形态标語，轉化為日常生活競争中的個人主義口号，這既确立了個人為中心的道德規範與人生意義倫理，也因此導緻了“無功德個人”現象的産生。
對于當今中國的“空巢青年”而言，集體主義的童年早已伴随上個世紀遠去，城市的組織形式也伴随單位制組織的瓦解，轉變為由一個個欲望個體所驅動的日漸膨脹的都市。作為獨生子女的一代、中國新世紀人口流動的産物，“空巢青年”的身份，首先是個體化了的消費者，是與共同體脫嵌了的個人。而如何重建“共同體”以應對孤獨，恢複“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之共時感與共情感，這恐怕不單是後社會主義中國的困難，而且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個體化賦予了個體以自由選擇的能力，然而在自由選擇的範圍内，我們卻無法找到“逃避個體化”或“拒絕參與個體化遊戲”此類的選項。
對此，波蘭著名社會學家鮑曼不無悲怆地評論道，“任由命運擺布的個體最普遍的困擾在于，他們是不能累加的”。因為從一開始，被塑造出來的個體就缺乏能與他人之困擾相接合的邊界，他們難以為一個共同目标擰成一股繩。人們可以借鑒他人的經驗，比如學會如何在下一輪的裁員中不被淘汰，如何把脂肪和其他讨厭的異物從自己的體内排出去。但在他人的陪伴之中，人們首先學到的卻是如何經受住自己無法逃避的孤獨；如何獨自面對和抗争風險。在陪伴之中，個體僅僅收獲了一種彼此“共同”走上“獨自抗争”之路的幻覺。
“一個在自身的迷霧中遊蕩的人已經注意不到，這種孤獨，這種‘自我的孤立禁閉’，是對大衆的懲罰”，貝克在《論工業社會的緻命之處》一書如是說。無論喜歡與否，獨居時代的空巢者都已身陷此境。他們或許在戴維斯所言“布滿貧民窟的星球”之中占有一個尚不屬于自己的溫馨小窩，或是在即将到來的“無緣社會”中收割親人友鄰的往來與支援，“空巢青年”能否“個體地結合起來”，答案遠非樂觀。
日本插畫家高木直子的手繪畫冊《一個人住的第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