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時西藏地區以噶舉派多支系實力雄厚，格魯派堅定支持者帕竹政權雖領有噶舉派一支主巴噶舉，但主政者身為元明兩朝萬戶長、大司徒，尤其位居明封藏地五王之首的“闡化王”，自有大氣度在。問題在于，随着強勢人物離世，情形逆轉——帕竹政權名義上存在了幾近300年，但中後期内亂，兄弟阋牆、父子争位、夫妻反目、家臣謀權，一應情節之曲折，堪比小說家言。所謂家臣，系指占有後藏日喀則大部地區的仁蚌巴家族，為時20年不準格魯派參加法會，就發生在該家族實際掌控政權時段。然而吊詭的是，此一家族的家臣辛廈巴，于後藏地區日漸坐大，最終武力推翻了舊主，自立新政。兩股後藏勢力互為仇雠，卻不乏共同點：均将問鼎拉薩作為戰略目标；依止同一教派，與格魯派為敵。欲使達賴系統中止轉世，正是新王藏巴汗所為。
時值明末清初，中原内地江山易主，拉薩開啟了西藏地區權力中心的曆史命運。往後幾百年裡不時風起雲湧，政治舞台上多種政權模式演替，各色人物登場謝幕，而每一推倒重來的節點過程，無不伴以刀光劍影——
1612年至1618年，藏史稱“鼠牛年戰亂”，發生在前後藏之間，“上部之王”藏巴汗奪取政權。20多年裡，格魯派借助外部勢力反擊，幾經挫敗，終以搬請來蒙古和碩特固始汗大軍而獲勝，藏蒙兼僧俗聯合執政，由其軍威，尤以五世達賴喇嘛和固始汗雙雙得到清廷順治帝封授，從而具有了正統權威，政局穩定60餘年；其後上層矛盾激化，固始汗曾孫拉藏汗鏟除政敵桑結嘉措，獨掌大權12年，其間穿插對六世達賴喇嘛的廢立；準噶爾部乘機入侵，殺害拉藏汗，“亂藏”3年後，為朝廷大軍驅逐。配合作戰的功臣得以晉升，然而五位噶倫聯合執政局面僅僅維持了6年即崩潰，表現形式居然仍為前後藏代表人物之間矛盾升級白熱化。之後朝廷實行郡王制，郡王頗羅鼐在位20年，但世襲制弊端出現：其子不肖，天怒人怨，繼任3年後被駐藏大臣誅殺……
多種政權模式均以亂局收場，乾隆帝為此憂思治藏方略，終于創設出政教合一、大權集于達賴喇嘛、下設僧俗噶倫、由駐藏大臣監督輔佐的格局。廓爾喀之戰後，鑒于此前教訓種種，再行調整：對駐藏大臣地位予以提升，對大活佛轉世實施“金瓶掣簽”定制，凡此等等，成效顯見：從政壇到社會，相對穩定延至19世紀末葉。
有清以降幾百年間，漢藏滿蒙多文種史料汗牛充棟，口碑傳揚的人物事件多不勝數，豈是當下篇幅所能略述一二的。總之曆史是編劇，命運是導演，以拉薩為舞台，一幕幕活劇悲欣交集，令後人感慨萬端；從中體現的命運感之強，猶勝小說家言。但以文人之心揣度，拉薩送往迎來的守望中，未必在意政壇上的風雲變幻吧，好在正當康、雍、乾朝，維持太平盛世之久，遠超戰亂紛争，老城街景可作繁榮與否的晴雨表與風向标。
八廓街房舍密集起來，無論前藏後藏，以及莊園寺院遠在昌都和阿裡的官員貴族、高僧活佛，與身份地位相匹配，差不多全都于此建起府邸。常住人口和流動人口密集起來，催生了與之相應的服務業；作為商貿中心，是來自川、滇茶馬古道或稱（打箭）爐—藏官道的商旅終點，又是輻射全藏的商品集散地。就社會團體而言，形形色色包括各種技術和藝術從業者的行會十分活躍，就連行乞者也有丐幫組織，作為準予乞讨的條件之一，集體承擔了一項特别任務：維護拉薩河堤壩。歌舞藝人的組織名叫“囊瑪吉度”，本意為“内部人甘苦與共”，不意間成為一種新興歌舞品種的名稱：“囊瑪”歌舞系由“堆諧”——流行于後藏拉孜一帶的“上部歌舞”踢踏舞移植而來，經再創作，遂成拉薩專屬的歌舞，時在乾隆末年。舒展的舞姿昭示着屬于城市的雍容和高雅，迄今仍是拉薩旅遊名片之一。“囊瑪”歌舞創始人正是世家子弟多仁·丹增班覺，他如何從高官回歸市井，其沉浮經曆一方面折射出18世紀末葉廓爾喀之戰的前因後果，另一方面，其命運遭際也成就了一生傳奇。
盛世宜興土木，布達拉宮擴建工程開建在五世達賴喇嘛時期，先白宮後紅宮，終成今日所見規模的巍峨壯麗。在此尚有一個橋段值得一表：20多年前筆者采訪西藏自治區檔案館，親見一批尚未公布的史料，其中就有當年繪制于白棉布上的建築結構彩圖，遂寫進文章發表了。那時布達拉宮維修工作進行中，正苦于無資料可憑呢，有心人從中找到了線索——好一個皆大歡喜。
迨至晚清，盛景不再。與内地共同了命運，亂世再現。最不堪的一幕出現在1904年，全副武裝的英印軍隊挺進聖地拉薩……
古城拉薩是一巨大載體，容納着古今多少故事；又是忠實的守望者，目送過數千年滄桑歲月。正像時空交錯穿越劇的結尾那樣，蓦然回首時，已是今天，但見興沖沖八方來客。對于旅遊者，我會說，隻要用心，你将與過往曆史不時相遇；對于朝聖者，當地人會說，隻要第一眼望見布達拉宮金頂有光芒閃耀，外來人，你便今生有福了。
老城區八廓街以大昭寺為中心，實為轉經環行道走出的格局；大昭寺曆來不屬于哪一宗派，而是超然于各門庭之上——寺前廣場每年例行傳召法會，各派僧衆雲集，共襄盛舉。